我觉得这是个好故事,举贤不避亲,贴一下.估计是他2007年写的.
(好像没写完?)
吴大观的家乡与儿时的故事
我是镇江人（1916—）我出生于1916年11月13日，是江苏省镇江人。
我的老家在长江下游的一个沙洲上，叫头桥镇，由于这个沙洲偏江北一侧，乡政府把它划在了扬州市江都的范围内。邮区是镇江头桥镇。我的母校——扬州中学开建校100周年纪念会，据说是要建一个实验室，我捐了一笔款，在介绍时把我说成了扬州江都人。
实际上，1931年长江发大水，家乡遭了水灾。这以后，我的家从头桥镇搬到了镇江城里，所以我还应该是算镇江人。
镇江这个地方据说最早的地名叫“宜”，是3000年前周康王封给宜侯的领地。北宋的时候，建了镇江府(1113年)，才开始称为镇江。清朝的时候，是大扬州，镇江属于扬州府。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名称改为丹徒县，1928年改为镇江县。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在南京，所以从1929年至1949年镇江都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1937年日本侵略到江苏，镇江沦陷，省政府迁往苏北，一直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才又迁回镇江。
镇江是长江上的一个码头，对面就是扬州。在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远的不说，近代的有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注1），就是和王助（注2）在一起搞航空、制造飞机的。他们是比我们长一辈的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是第一代出国学习航空科技的留学生。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注3）也是镇江人。现在的科学院、工程院中有好几位院士也是镇江籍人氏。镇江还出了不少革命家，如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的赵声（注4），在镇江有一个公园，就叫“赵声公园”。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都是镇江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镇江籍的就有5人。
虽然镇江在历史上很有名，出了不少名人，但我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不出名的、普普通通的镇江人中的一个。
我父母的出身是不同的。母亲的家是一个地主家庭，相比之下，父亲的家境要贫寒得多，是一个穷人家庭，这也造成后来父母长期不和。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就很不幸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长期在外，做煤炭生意，一年回不了一次家。我的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是老大，童年体弱多病，从小缺乏母爱，这是由于父亲总不回家，父母之间没有感情，母亲对父亲的愤懑经常就会宣泄在孩子身上。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爱当然更谈不到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我记得，那时的冬天非常冷，我和母亲一起从池塘里抬水，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把水桶尽量往自己一边移，到家以后，母亲被水溅湿的衣裤都结成了冰。每天放学回来，我要帮母亲烧火。南方的那种灶火，我很会烧的。母亲做饭时要求火大一些、火压一压……，我就按照要求调整火头。现在每当看到电影、电视里有这样的镜头，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
我的舅舅是做酱园生意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要好得多。舅舅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大表哥上的是北京的大学，二表哥上的是南京东南大学，五表哥上的是上海光华大学。五表哥多才多艺，会篆刻、画画。可惜我没有学到他的才艺。
在我的一生中，舅舅对我的影响很大。
舅舅家的家风很好，全家人都不近烟酒，更不用说沾染旧社会的商人常有的“吃、喝、嫖、赌”那样一些怀习气了。我始终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舅舅一家不像乡下许多人那样信佛，他们家从不拜菩萨、不讲迷信。
舅舅家有三处酱园，两处在镇江市区，一处在乡下。他发家靠的是自己的勤劳诚信，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不坑害人。而且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我上的那所小学就是他出资兴办的，后来归了地方，成为公立学校。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在邻里乡亲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在他的宅院门上，有一幅对联，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上联是“传家有道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舅舅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对联的说法来治家的。
他家里的人都不愿意做官。我的二表哥从东南大学毕业，在就业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县里当县长，一个是到立法院做职员。他回到家里和父母讨论，我的舅妈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为官不仁、无官不贪，我家老二不干。”此话一出，事情就决定了，我的表哥去立法院做了一个职员。我当时在场，舅妈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扬州中学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寒、暑假回家，母亲就让我住在舅舅家，和表哥们在一起。从舅舅一家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舅舅对我们家非常照顾，经常接济我们家。父亲要隔很久才给家里寄一次钱，常常会青黄不接，这些时候，舅舅的帮助就更显得难得。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母亲的自尊要强、舅舅的诚实宽厚、舅妈的爱憎分明、表哥们的好学上进都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在那样一个贫寒、艰苦的环境里成长，有舅舅那样的一些人起着表率作用，对一个人形成诚实、正直的品格，培养爱心和敢于奋斗的精神都有很大的好处。
从扬州中学到长沙临时大学（1937—1938）江苏扬州中学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学校。
扬州中学的前身是仪董学堂,创办于1902年。创建一百年来，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毕业生，其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江泽民、朱自清、胡乔木都曾就读于这个学校，还出了三十余位两院院士，江上青等十几位革命先烈也都是扬州中学毕业的。
学校分高中部、初中部和乡村师范科。后来又创建了女子生活部，招收高小毕业、年事稍长的女生，教一些家事和进行女子的职业教育。
扬州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师资力量很强，我在校的时候，教我们历史的是张煦候老师，汪桂荣老师教我们数学，鲍勤士老师教我们语文，黄泰老师教我们几何、三角，朱伯吾是我们的生物老师，还是我们的生活老师，这个老师很好，他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吴遐伯老师给我们讲自然课，我现在还记得他把矿石的硬度排了一个次序，编在一起，教我们记住——“滑石方萤磷、正石黄刚金”，“滑”就是“滑石”，硬度是最低的，以后是“石膏”、“方解石”、“萤石”、“磷灰石”、“正长石”、“石英”、“黄玉”、“刚玉”和“金刚石”，“金刚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钻石”。这个口诀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诵。
这些老师的学问、道德和人品都是很出众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扬州沦陷，落在日本人手里，师生散失，流落到各地。不过，我那个时候已经毕业，去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江泽民同志曾经为母校90年校庆题词：“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
我能够上扬州中学，是靠舅舅的帮助。当时的扬州中学的学费是十块钱——现大洋，另加三块钱饭费。但父亲寄回的钱不够交学费。我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舅舅求助。母亲很要强，尽管是她的亲哥哥，还是很不愿意亲自向舅舅开口，于是要我去向舅舅借钱。她教给我，给舅舅做一碗淡菜烧肉，送过去，同时告诉舅舅，我要去扬州中学上学了。舅舅关心我，肯定会问，你还缺什么吗？我就告诉舅舅，还缺4块钱，舅舅自然就会给我解决这个学费问题。我按照母亲的办法，舅舅果然给我凑足了上学的费用。
在舅舅一家人的帮助下，我上完了中学。
在扬州中学，我的生活很拮据。富人家的孩子花钱大手大脚，吃饭时还经常要家里送来肉、菜。我只能吃学校的饭菜，但觉得已经比家里的好多了。我吃得很是俭省，经常就用酱油泡稀饭，这样，每个学期下来，学校还可以退回一块多我省下的钱。我觉得，母亲让我自己去找舅舅借钱，是要我知道钱来之不易。所以当我把省下的钱交给母亲的时候，能感到她也为自己的儿子懂得节俭而欣慰。
1937年，我从扬州中学毕业，原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当时的考试办法是从北京把考试卷子运到上海，在上海组织考试。原定的考试时间是8月10日，我们几个同学是8月6、7号到达上海。当时，我的大表哥在上海的金城银行做襄理，我住在他那里。就在等待考试的那几天，局势已经紧张起来。我还记得，表哥曾带我到黄浦江码头和上海市民一起欢迎蔡廷锴将军带领十九路军部队从福建到上海。表哥很兴奋地对我讲，见到蔡廷锴将军是很难得的。我记得，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蔡廷锴将军身材高大，面容清癯但神采奕奕。他的到来给了正处于战乱前夕的上海人民群众很大的喜悦。
临到考期，有告示贴出，说是由于京沪铁路不通，卷子没有运到，考试撤消了。紧跟着就是“八一三”——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打起来了。表哥给了我路费，要我们几个同学赶快回家。我们在混乱中，从车窗爬进火车，走嘉沪线到了嘉定，然后又坐到苏州的火车，逃难回了老家镇江。
人回到了老家，但心里还总是想着该怎么上学。后来报纸上登出，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所大学在长沙组织了一个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可以去报名。我们几个同学写了一封信给长沙临时大学。扬州中学在旧社会就已经比较有名了，考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被录取的学生比较多。学校看我们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答复是你们来，不用考试，可以保送，只要学校写一个证明就行。于是我和两个同学，带着扬州中学的证明到了长沙。
我就这样上了长沙临时大学。
随学校迁往昆明
（1938）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威胁到武汉。临时大学在长沙站不住脚了，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要迁校到云南昆明。怎么去呢？我们那时成为了流亡学生，实际上是逃难，绝大部分学生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钱做路费。学校照顾我们，讲了，只要跟学校走就行。
在那个时候，我面前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参加抗日，另一个就是跟学校到昆明。当时，徐特立（注5）从延安返回长沙，是共产党驻湘代表，在长沙的影响很大。他到我们大学作报告，那时长沙临时大学借用的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房子，徐特立是在学校礼堂里作的报告，我去听了。徐特立身着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很朴素。他在报告里讲到国、内外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一口湖南话。他号召大家、鼓动青年参加抗日。我听了他的报告很受鼓舞，当时就想，自己应该参加抗日。
那时，我的家乡已经沦陷，我的二表哥带着表姐租船顺长江而上，逃难到了湘潭。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他们的时候，对表哥讲了我的想法。表哥劝我还是去上学，并给了我20元现大洋。他对我说，学到知识，将来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做点工作。
我的一位同学也听了徐特立的报告，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也想参加抗日。我把表哥的意思讲给他，讲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学好本领将来可以更好地抗日救国。他说：“我去不了，没有钱。”他的家是地主，其实要比我的家庭富裕多了。只是由于战乱，失去了联系。我对他说：“我有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我有一口汤，就有你一口汤。我的表哥给了我一点钱，一路上我们两个人用。”就这样，这个同学和我一起到了昆明。
我听了表哥的话，和我们的同学一起，跟着学校，从长沙先到广州。到了广州，我们借住在岭南大学的校舍，停留了几天。
在广州，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上街去转，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悲惨世界》。我就用身上表哥给的钱，买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看了。电影非常感人，我就连着看了两遍。
这个电影是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我还记得，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冉阿让的人，他为了不让孩子饿死，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十九年的徒刑。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他来到一个主教的家门前乞讨，主教留他吃了饭，并安排他住在家里。结果他在夜间偷了主教的银餐具。当他逃出后，又被警察抓获，押回主教的家里。主教见到警察说，这个人带着的餐具不是偷的，是我送给他的。就在这个时候，主教说了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 is give not to take）。后来冉阿让改名换姓，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还救助了一个妓女的孤女，那个妓女叫芳汀，她的女儿叫柯赛特，后来和一位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家结婚了。冉阿让最后在孤寂中死去。
冉阿让的境遇和他的命运，尤其这位主教的话语，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又买了一本雨果的小说，是中英文对照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里的那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到社会上来，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始终在努力去按照这句话做。
从广州到香港，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市上岸，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一路上，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越南海防市，那里的小偷特别多，我们戴着的礼帽，会被小偷当街抢去；稍不留意，放在身边的东西就被偷走了。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总计约300人，我们就这么迁到了昆明。
转学航空系（1940—1942）在长沙临时大学，我报的是机械系。迁到昆明，我在机械系念了三年。那时，西南联合大学有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分别在昆明的不同城区。我们工学院是在城南，借用了当地的两个会馆，一个是“全蜀会馆”，一个是“彝西会馆”。
那时侯在昆明念大学，可不像在现在的学校，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条件。我们那时候是流亡学生，教室就在会馆里面，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后面就是会馆供的菩萨像。我们的宿舍是盐行的房子，用那种煤油桶外包装用的木箱子，六个箱子拼一个床，两个箱子就是一个桌子。你住在宿舍里，八个箱子就可以了。箱子是空的，里面可以放一些书和衣服，真是很艰苦的。
但昆明有个好处，四季如春，穿衣服不用花多少钱。在长沙的时候，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很实用，白天可以穿着御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但在昆明却用不着，冬天穿一件毛衣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们买不起袜子，一年四季基本是光着脚，不穿袜子的。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体会就来自这个不穿袜子。
在学校念书时，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双皮鞋，皮鞋后跟是有钉子的，穿久了，皮子磨掉了，走路时间一长，钉子就从鞋底窜了出来，把后脚跟都扎出了血。所以我们经常走走就要停下来，找个石头把钉子敲回去。但后来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后脚掌居然形成了一个凹坑，好像就是为躲避这个钉子的。你看，人的生命力的自适应能力有多强。
学校里面的生活很艰苦。学校贷款每个月给你十六或十八元钱，交十二元伙食费，留下几块钱零用。我们有时很羡慕外面拉洋车的车夫，他们白天辛苦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洋车一停，进到小餐馆里面，端着小酒杯喝点酒，要个炒猪肝、炒干巴（菌）吃。我们穷学生即使要解馋，也只能要个炒白菜，如果要个鸡蛋就是很了不起了。像洋车夫那么吃，我们吃不起。
念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作化学试验。那时候很简单，两个人一组，一个小盘子，还有酒精灯、试管，旁边放着火柴盒，里面有三根火柴。作试验就用这三根火柴。我那次作完试验，把没有用完的火柴连盒一起，很随便地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们把试验器具送还管理员的时候，管理员问我火柴哪里去了？火柴盒呢？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说了一句，你要那玩意干什么？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的管理员向我们的化学老师报告了。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你发什么大爷脾气？”我是南方人，“大爷”这两个字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就是南开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叫杨石先（注6），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后来做了教务长，解放以后，还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从杨老师的态度、表情看，这“大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于是我马上认错。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杨老师接着说：“火柴怎么扔掉了？你不知道现在国家正是抗战时期？这么艰难，火柴来之不易，而你怎么会如此随便地就把它扔掉了？下次你再扔掉，我就停止你的化学试验。”这下我才知道是化学试验的事情，我连忙检查，并说我马上把火柴找回来，下次绝不会再扔了。在那个时候，像杨石先先生那样的大科学家，对几根火柴都是很珍惜的。
我们上晚自习，图书馆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上面挂一盏汽灯。这个房间太小，学生多，经常就没有地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外面的茶馆里面，花一个铜子儿，要一碗茶。这一碗茶，就可以让你在这里看一个晚上的书。茶馆里熙熙攘攘，吵得很。但我们就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业。这个本领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在家里，小阿姨看电视，我可以照样工作、读书，不受干扰。
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简直拿它没有办法。我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我常常到他那个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时，西南联大学校里有一些杂志，自己也看了一些，益发使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学航空。
要说起我是怎样对航空感兴趣的？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还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过这样的故事。 192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A·林白驾驶一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驾机飞越了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一个英雄。1929年，我们中国发大水，那次大水也是很厉害的，这个林白驾驶他的飞机，到中国来救灾。还是1929年，美国的一位海军中校名字叫伯德，乘飞机飞越了南极，轰动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飞机”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英雄”的概念。
后来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航空救国”。那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名的飞行员，在国内搞一些飞行，搞一些飞行表演。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我想到转系，向学校提出可以在航空系三年级，多念一年再毕业。我拿了成绩单，去找当时我们航空系的系主任——王德荣先生（注7）。这位老师后来到了北航，是北航飞机系的系主任。我对王先生说了，我要转学到航空系，来学航空。他接过了我的成绩单，但没有表态。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研究昆虫的翅膀，总是爱琢磨，这个翅膀怎么会有双层的、有单层的？昆明的天气好，蝴蝶、苍蝇、蚊子、蜜蜂……各式各样的昆虫，很多。那时我们为躲避日本鬼子轰炸，都是在山坡上、旷野间，根本没有防空洞。我们躲避空袭时，总要提着一个兜，带着书本、计算尺，在田野里看书，因为警报过后还要上课、考试。就在田野里，我看到一种鸟，飞着飞着就可以翅膀扑动着停在空中不动。那个鸟的个头比喜鹊还要大许多，我很好奇，感到很奇怪，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鸟。我有这个爱好，自己收集了一些昆虫的翅膀，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道理，就用一个日记本夹起来。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没有记日记，就夹着这些翅膀，还编上号，1号、2号……这个本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搞丢了。
既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原因，又加上日本鬼子轰炸，老百姓受苦啊！所以，我想上航空系的愿望很强烈。
第二次，我就带着自己的这个本子，去给王主任看，我说：“王先生，请你看看这个，这是我收集的。”他接过去看了，连声说：“好、好，行、行、行，你就来吧。”我就这样上了航空系。
西南联大与其他大学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民主空气很浓厚。我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刘仙洲（注8），他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教授，是教我们机械原理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二年级，刘先生从香港过来，他把工学院的学生集合起来，给我们作报告，讲抗日的形势。他讲得非常有激情，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深受鼓舞。他说，我们念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抗日救国。
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要通过越南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里的教授，一半以上都是从英国、美国留学回来的。但他们并没有西装革履，而都是一领长衫，像朱自清先生那样。他们薪水很少，很清苦的。让我敬佩的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受聘在国内这样一所教学和研究条件都很差的学校教书，甘愿过清贫的生活。
还有一位老师——金希武，他教我们发动机设计、制造，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发动机方面的很多新知识，包括欧洲大战中打下来的德国发动机是怎么回事。他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现在是很新的、先进的，但以后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他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他的这些话也是影响了我一辈子。不仅我自己一直注意看书、看杂志，后来我到沈阳第二研究所主持技术工作，是副所长，也非常注重抓图书馆、档案馆和技术情报室这三件事。我记得，当时在六院范围内还开过现场会，介绍二所这方面的工作。我在二所做的这些工作，现在的同志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师生们还组织起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下乡到农村，宣传抗日。虽然次数不是很多，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机械系已经读完三年，又从航空系三年级读起，多读了一年大学。
注释
1、2.巴玉藻、王助：民国初期留学美国。1916年6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应聘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其中，巴玉藻曾被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任命为总工程师、被寇提司飞机制造厂聘为设计工程师，王助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1917年冬他们回国。1918年2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批准在福建马尾海军船政局内，成立海军飞机工程处，着手水上飞机的制造。巴玉藻被任命为主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为副主任，共同负责飞机的研制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
3.茅以升（189619—19891120）：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钱塘江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度、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士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他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也是杰出的科普工作者。发表的论著有：《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桥梁——古桥和今桥》及论文200余篇。
4.赵声（1881—1911）：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原名毓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次年游历日本，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曾撰《歌保国》，宣传革命。后在江阴训练新军，1905年升三十三标标统。次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为清两江总督端方发觉，乃走广州，任督练公所提调，旋统带新军第二标。1909年（宣统元年），与黄兴酝酿广州新军起义。次年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失败，他往南洋筹措军费，并任香港同盟会会长。1911年4月，与黄兴领导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不久在香港病逝。
5.徐特立：徐特立是长沙县人，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决定在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徐特立受中共中央委派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担任中国共产党驻湘代表。徐特立等人多次应邀在临时联合大学、长沙银宫电影院、第一师范等处公开演讲，宣讲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此外，还通过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开展社会联谊活动、公开发表文章等途径，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积极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如工抗会、青年服务团等），创办救亡报刊（如《抗战日报》等）。
6.杨石先（1897—1985）：原名绍曾，又名允柱。蒙古族，１８９７年１月８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１９１８年，开始在康奈尔大学学习。１９２２年获应用化学学士学位。１９２３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应邀到南开大学任教。１９２９年，再次赴美国，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当研究员，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３１年回国，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
１９３７年秋，杨石先被推选为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并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后又被推选为教务长。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石先第三次赴美国，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学任访问教授兼研究员。１９４８年２月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教务长和代理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石先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１日，杨石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９日，病逝于天津。
7.王德荣（1908—1982）：１９３２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应聘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１９３５年，他参加了第三届庚子赔款留英考试，去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３７年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３８年回国后，应聘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教授，不久任该系系主任。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清华大学回北京复校，王德荣转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和系主任。１９４８年８月，他被清华大学派赴美国考察航空教育，１９４８年底提前离美返国。１９５２年６月起他参加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工作，之后，他长期担任该院教授和系主任。1961年12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2月2日，病逝于北京。
8.刘仙洲（1890—1975）：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舟。１９０８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１９１２年，毕业于保定崇实中学。１９１３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１９１４年公费进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习，１９１８年获得香港大学工程科学学士学位。１９２４年，刘仙洲担任中国在天津最早开办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校长。１９２８年，他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务，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兼工学院机械工学系主任。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刘仙洲来到北平，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参加了工学院和机械工程系的筹建工作。“七七”事变后，刘仙洲随校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仙洲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
１９５５年，刘仙洲以６５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特邀他参加最高国务会议。
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选择大定（1942）1942年，我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这就面临找工作了。我们毕业时，班上二十四、五个同学，后来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数同学改行了。
那时昆明很乱，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注1）从缅甸仰光过来，把日本的飞机压住了，我们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袭，一天到晚非常紧张。
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曾经由带队的领导带着，到他的住处拜访，与他进行座谈。他的英文名字是Ｃｌａｉｒｅ Ｌｅｅ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个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长得很有特点，说话很率直。
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1年8月1日成立的。“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募的都是热心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青年，在形式上并不是正规军。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给了日本战机一个迎头痛击，在这以后，接连创下击落日机的佳绩。就这样把“日本鬼子”压下去了，日本的飞机不像开始时那样猖狂了。
在我前一届毕业的同学中，有在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工厂，后来我们在建设“三线”的时候，还用过这个厂。
大定这个地名是很早采用的，什么意思呢？是汉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大方。
毕业以后，我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当时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做买卖。我的有些同学就是做买卖，有一点钱，搞一个汽车，跑滇缅路，贩一批货，就可以发国难财、赚大钱。另一个，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发动机。
我那时已经有了爱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说起我的爱人，我们还是很有机缘的。她原名华允娥，是我在扬州中学的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起上课，学校分为男子部和女子部，所以在扬州中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她初中毕业后，就读淮阴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就当了小学教师。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她也历经艰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济大学，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来到清华大学的会计处工作。到昆明以后，扬州中学的同学聚会，见到了她，噢！原来还是扬州中学的同学。我经常说，没有抗战，我不会上大学，也不会与我的爱人认识。
后来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注3）先生做证婚人。在那时，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两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注5），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
我们结婚，按照那时的习惯，在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结婚启事——“1942年7月19日，吴蔚升（这是我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吴大观）先生与华允娥（这是我爱人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华国）女士在××××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
那天除了我们尊敬的师长，还有沈元（注6）、张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到场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红绸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向我们表示祝福，婚礼简朴但很热闹。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和爱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很可惜的是，那幅留着来宾签名的红绸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丢了。
前面说过，在我前面毕业的同学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去了工厂的所在地——大定县羊场坝。
当时我们是三对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尔，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其他两对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先生是老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回来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任教，教我们内燃机。
从昆明到大定，我们分乘三辆卡车。路非常难走，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途中“啪”的一声，我的箱子突然从车上被颠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们赶忙停车，大家下来一起帮忙找东西！
那个地方，真是穷啊！而且是土匪窝！今天是这个村子里的土匪去抢那个村子，明天是那个村子抢这个村子。我们去了以后，梁先生是老师，工厂另外安排接待，我们和潘延龄夫妇就住在老乡的茅草房里。我记得有一天，因为我拉肚子，夜里起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山坡后面，蹲在那里解手，一大群土匪就从我的身边跑了过去，过一会儿，就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火光冲天，土匪在烧房子了。
我们两家人住一间房子，只能在中间拉一根绳子，把被单挂在上面隔开。就在那个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才搬到工厂盖的房子里，也是茅草屋，不过比老乡家的要好一些。
那个厂子是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委员会，属军队编制，有一个警卫连的部队站岗。但给我们也发枪，夜里还要排班站岗。因为过去发生过被土匪抢的事件，还打死过土匪，所以一天到晚还挺紧张的。
我们吃水是靠老乡挑来卖给我们。老乡很穷，冬天穿不上裤子，就用麻袋片围着身子，穿着草鞋。一挑水也卖不了几个钱。真是不毛之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非常苦。
厂房就在大溶洞里，两个大溶洞，一个叫乌鸦洞，加工车间就建在那里。洞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100米，洞高约60米，建的厂房有三层，底层是各类仓库，中层是机工车间，上层是总装车间。还有一个叫清虚洞，洞中有一个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厂、螺旋桨厂等配套工厂就准备建在那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洞里面有一种像跳蚤一样的昆虫，咬起人来很厉害，奇痒无比。
去了这个厂以后，感到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时在学校念书的环境条件比较差，试验、实习等都比较简单。一到大定的工厂，那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机床，学习的条件很好。
给我安排的工作是什么呢？在设计课，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工艺规程、技术图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我一个人主管。这个工作很好，在学校里只接受了一些书本知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在实践中有用的东西。虽然设计资料不很详细，但工艺资料是全套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那时搞的都是活塞式发动机，还没有喷气发动机呢！
据说这个厂建厂的投资是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礼金。我在那里二年多的时间，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有一位副厂长叫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还有一位总工程师是李耀滋，他们两位都是中校军衔。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工厂，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八位，包括厂长李柏龄。副厂长戴安国从德国回来，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总工程师李耀滋是MIT毕业的；还有钱学渠，他是钱学森的堂兄，是搞机械加工的；张汝梅是搞工具设计、制造的，曹有诚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铸造的，梁守槃搞飞机发动机。这些人都是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不少是MIT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这些人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那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也真是不简单呀！在大定的日子（1942—1944）那时的条件艰苦啊！发电用的是老柴油机，用苏联报废的发动机来发电。每天晚上只给两个小时电，晚上7点到9点，其他时间就要点油灯了。我白天接收资料、校对图样，晚上，我就把有关的资料、图样带回家来看、抄、学习，我抄东西的本领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图样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
工作一年后，我爱人生孩子了。
我们在大定住的是一间楼上的房子，很简陋，木地板，房子不大，但在那个时候，条件也算很不错了。我的薪水是每个月90块法币。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了一个女儿以后，要照顾爱人坐月子、带孩子，就要借债度日了。那时正赶上厂子要出图，工作也紧张了许多。
我带图样回家的习惯没有改变。晚上，她们母女睡在床上，我就把图样铺在地板上校对，看完后第二天再带回去。就这样前后用了两年时间，我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
1943年三四月份，蒋介石曾经来大定这个厂视察。我还记得，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列队夹道欢迎。厂方通知，第二天早上委员长要早点名。那时，工厂有一百多人，工人不穿军装，我们是官佐，有三十几个，要穿军装、挂武装带，我那时的军衔是少尉。我们这些官佐一大早就在蒋介石住的一个石头砌成的小楼前面集合、站队，排成两行，我个子高，排在前面第二个位置。蒋介石出来了，披着黑色大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儿子蒋纬国，还有一位是戴安国。蒋介石站在那里，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那次他没有讲什么话，好像只是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解散了。
他在这个厂里题了一次词，写的是“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工厂把这个题词做成灯伞，厂区里到处悬挂着。
工厂有一个集体宿舍，离蒋介石住处比较远，要翻过一个小山包。我的同事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8点钟以后了，蒋介石没有带随从人员，一个人跑到集体宿舍看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
第二天，蒋介石到大定县城里去视察，下午回来，在清虚洞里训话。把全厂的人员，包括家属在内，都集中起来，我爱人也去了。我记得他讲，你们现在这个厂小，但将来你们要领导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工厂。接下来，他和大家在这里聚餐，吃了一顿晚饭。
我记得，在他训话的时候，站在队列里、隔我两三个人的一位叫黄光耀，是湖南人，他刚听了三四分钟，就“啪”地一声晕倒在前面，两个人赶快把他架起来送走了，可能是太紧张了吧！
我还记得清虚洞的那个虫子很厉害，咬了我们好多大包，痒得不得了。
关于大定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历史，有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的欧阳昌宇，他是我在大定时的同事，他找到原来大定厂的人，编写了一本书（注8），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那个时候，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是宋美龄。这个委员会不能说不显赫，但他们这些人想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在国民党手里，虽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但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很难发展起来。
赴美学习（1944—1947）后来工厂要选派人到美国去接受培训，学习发动机的制造。
这是利用当时美国的一个“租借法案”（注9），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的向与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它物资的法规。按照这个“租借法案”，美国为我们培训一些人，包括空军飞行员和航空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
我自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平平、能力低下，能够做一点实际工作就很不错了，根本没有想到能派我出国学习。但名单一公布，没有想到自己榜上有名。选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
1944年夏天确定的名单，作了一些准备，10月份出发到美国。
那个路可不好走啊！我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到了美军机场、兵营，是新津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不用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就是从那里起飞的。住了几天，由成都飞到昆明，第二天再飞过喜马拉雅山，坐的是装两台活塞发动机的C47飞机，走的就是那个“驼峰航线”。
1943年，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突破日本的封锁，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这个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过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那时的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高度比较低的峡谷中穿行，所以飞行路线起起伏伏，就像贴在骆驼峰上面飞行一样，“驼峰航线”就是由此得名的。那个航线非常危险，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强烈的气流变化，假如真遇到意外，飞机是不可能找到用来迫降的平地的，即使飞行员跳伞，落下去也是山地丛林，荒无人烟，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在那个时候，美国的飞行员摔死了不少，后来美国还派代表团回来找牺牲的飞行员遗骸，就是在那个山里面。
我们坐在飞机上飞了两个半小时。那时的飞机是没有空调的，不是密封舱，要戴氧气罩。虽然条件很差，而且充满危险，不过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白雪皑皑，冰清玉洁，非常壮观。
就这样飞过去，到了现在的巴基斯坦，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叫多米多玛，也是美军的一个基地。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又坐小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到孟买，孟买是一个港口，还是住在美军机场，住了差不多两个晚上。接着就坐美军的运输舰，一两万吨级的。
我们去美国，穿的是军装，我是少尉、一个杠，是国民党的军官。吃饭就跟美国大兵在一块。那个运输舰离开海港的时候是很威武的，左、右两边各有一艘巡洋舰护卫。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南太平洋，每天美国兵还要演习，怕出事情。这样走了四五天以后，才撤除护卫。
这条路是空前绝后的，以后不会再有人这样走了。
在去美国的途中，美国大兵常常会跟我们恶作剧。在舰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救生衣，救生衣上有个带子，他们经常会趁我们不注意把带子系在床头的扶手上。该吃饭了，我们一站起来，带子就拽住我们。那些美国兵在旁边哈哈大笑，就这样捉弄我们。当时，我们英语口语不是很好，向他们借个火，他们就挖苦我们，“你们讲的是什么话呀？借什么火啊？”这些当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我感到很受歧视，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尊心接受不了。
过了赤道，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舰在港口停了一下，但人不能上岸。然后这艘舰返回来，又过了一次赤道，再过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就到了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圣地亚哥军港。下了船，国民党驻华盛顿的军官来把我们接过去，坐火车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等待工厂的人来接我们。
我去的第一个工厂是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宾西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市，这是一个生产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工厂。我们学习的是小型教练机、运输机用的发动机，六个汽缸，不到300个马力，而且汽缸还是并排式的。我们中国买的是他的专利。当时国民党考虑，就是要选具有大学水平、能力强一点的人，学起来比较快。准备学美国的制造技术，买他的机器、工艺规程、资料，买他的锻、铸件，回来以后建个厂，生产发动机。
具体做法和后来苏联援助我们时的做法很相似。第一阶段是买散件，回来自己装配、测试；第二阶段是买他们的锻件、毛坯，自己加工零件，再装配成整机；第三阶段就全部是自己制造了。我在大定工厂，经历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工作。
派到美国去的人，有的是学习搞汽缸的，有的是学习搞活塞、曲轴、连杆、各种附件等的。把我派去搞什么呢？还是在设计科，因为我在原来工厂里就是搞设计的。设计科做什么呢？试验工程师，英文讲Experimental Engineer.这个厂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零部件制图到整台发动机设计性能计算，从部件试验到整机试车。我们在这里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学习了大半年，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
学习了六个月后，领队提出，还有一个专业没有人学，要我去学。我表示，自己学这个试验就可以了，再学别的恐怕难以胜任。但领队说：“不行，这是需要，要服从组织。”学什么呢？齿轮。那时齿轮技术还是比较新的，不像现在都无所谓了，那时对齿轮的研究还有新的理论呢！在这个厂，我又学习、掌握了全部齿轮加工技术。搞了一年多一点，白天实习，晚上还要听课，听了课，还要考试。
学习结束，我们毕业了，给了每个人一个文凭。
当时派去学习的有25个人，大定厂的有20个人，还掺进了一些人，是靠关系去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了解个中情况。这些人，后来回国的不到一半。
第一次看到了喷气发动机的生产（1946）通过美国朋友介绍，1946年我加入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成为该学会会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听金希武老师介绍过，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份技术刊物SAE。我从这份刊物上了解到喷气技术的发展情况，这给我以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那里，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国对于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强。在欧洲战场打下一架德国的飞机，获取了德国的一项技术以后，马上就派人去把它搞回来。据报道，钱学森在美国就做过这种事，被派到欧洲去拿技术，回来以后就分析，然后就搞出来更新的东西。
后来我又去了两家工厂，学习齿轮加工的刀具技术、剃齿、研磨齿等，现在这些技术早就过时不用了。后来到普·惠公司，我还继续找齿轮的技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送一点小礼物给美国人，从普·惠也搞了一些齿轮加工方面的规范资料，不多。这些资料后来都给了长春一汽的总工程师、我的一位同学，他比我高二届，叫孟少农（注10）。我后来从北平到冀中解放区的时候，我们还住在一起。1949年，北平解放，我们又一同从石家庄进北平。他是我两个入党介绍人之一。
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站是美国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的内容是一种轻型发动机。那个时期，普·惠的发动机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公司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用了很多他们的发动机，他们每年生产上万台发动机，大、小都有。那时GE公司还是很小的，当时主要生产发动机的还有一个莱特工厂。
在那里看到的除活塞式发动机，还有喷气发动机，当时研制航空涡轮发动机在美国尚属起步阶段，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那时美国搞的发动机和苏联以后给我们的ВК—1是一样的，这些发动机技术都是从英国、德国搞来的。在车间里，我见到喷气发动机离心压气机叶轮和涡轮部件，就想知道他们在加工什么玩意？后来才知道是喷气发动机——燃气涡轮喷气发动机。
除了在工厂里学习，我还注意翻翻杂志、看看书，这样搞了半年多，自己对喷气发动机有了一点了解。
“美国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
在美国，我居住的条件很不错。那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住所，有室内游泳池、篮球房，我自己住一个小房间，很便宜，一个月几美元。我在工厂里有时候故意推迟下班，有时候干脆自己安排加班——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那时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掌握一些技术和知识。除了学习齿轮加工技术，还学到凸轮轴加工等技术。
每天下班回到住处，打一场篮球，游泳半小时，身体锻炼得很棒。然后吃点晚饭，接着看书、看资料，然后睡觉，早上5点钟再爬起来上班，生活是很充实的。
在那生活、学习期间，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人民、普通老百姓与我们相处得不错，对我们很友好。他们总是觉得我们受日本人欺辱，所以很同情我们。
威廉斯堡市是一个万人左右的小城，风土人情很淳朴、热情，而且以生活富有和教堂多而闻名遐迩。虽然那是20世纪40年代，但已经发展得很先进了。整个城市看不到电线杆，没有明线，全部线路埋在地下。还有住宅的水平，例如，我们住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有室内游泳池等，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莱康明工厂按照合同，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地方，我们20几个人就被分配给当地居民，不是住在他们家里，而是由他们负责照料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我和一位叫吴宗岱的同学分在一家，这个家庭的夫妇，丈夫姓亨利，是一个荧光灯管生产厂里的会计，他的夫人是教师，家里有两个女儿，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都在读初中。他们全家对我们非常友善，隔一个星期就要邀请我们一起去郊外游玩、参观等。
威廉斯堡市的风景是非常美的，山丘起伏、绿草茵茵，还有参天的古树。
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漂洋过海、远离家乡。我自己在祖国有年轻的妻子和刚一岁多的小女儿，所以我们经常会想家。和他们一家人相处，使我们排解了思念家乡亲人的愁闷，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亨利夫妇都是很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每到礼拜天，都要邀我们和他们一家去教堂。那个城市不大，但有20多家教堂，每到做礼拜的时候，四处的钟声一起响起来，激荡悠扬、交相呼应。我这个人不喜欢跳舞，尤其不愿意看人家跳交际舞，但喜欢音乐。到了教堂，看到里面有唱诗班，我就很高兴。尽管我不信耶稣、基督，但总是很乐意和他们一起去教堂。他们在那里祈祷、做礼拜，我就在那里欣赏唱诗班的歌声。
没想到去了几次教堂以后，教堂的妇女会就邀请我，要我去给她们作报告。这个妇女会是教会里的组织，成员大都是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妇女，她们常常要搞一些活动。开始，我推辞说：“我怎么能够作报告呢？”后来她们告诉我，她们要我讲的就是日本侵略者怎样残害中国妇女、儿童的，中国人怎么样抗日。我觉得这些内容也应该向美国人民宣传，就搜集了报纸上的一些内容，加上自己在国内了解的情况，给她们讲了，前后讲了两次。
可能是由于这两次报告的效果不错，后来另外一个教堂请我去给他们讲中国的孔夫子、儒家思想，我就更有压力了，但也很难推辞。
为什么找我去讲？我猜想，可能是自己的英语比较合乎他们的听觉习惯，学他们的语音比较像；也可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仪表堂堂，性格也比较活跃，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吧！
我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还是去讲了。讲过以后，他们很郑重地安排宴请我，请我吃火鸡。对美国人来说，吃火鸡是很讲究的，复活节吃火鸡。我们走海路到美国的途中，两次过赤道，要吃火鸡。这次是表示对我讲演的尊重和感谢，也是吃的火鸡。他们还给我一些钱，但我没有接受，我说，我来讲的是中国的文化，在其他教堂里讲，从来没有收过钱。
在我们离开威廉斯堡市的时候，亨利他们一家人请我们在家里吃晚餐，还特意做了中国的面条等，为我们送行，非常友好。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
还有一个美好的记忆是在纽约，我穿着国民党的美式军装，提着一个皮包，在地铁车站换车。这时，有一个美国小姑娘，大约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非常活泼、可爱，她跑过来说：“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说：“谢谢了，我的包很轻，我自己可以的。”但她不由分说，接过我的皮包，很热情地问我到哪里去，然后一直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老百姓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但有些人是很不友好的。那些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看不起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
例如，我们去美国时，一路上，从印度坐船到洛杉矶上岸，然后坐火车到华盛顿，从重庆算起，途中走了一个多月。头发长了，我去理发，理发馆里面有个长凳子，我就坐在上面。我前面有五六个人，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不叫我，而叫我后面的人，我问他怎么不叫我，他就是不理你，真是受屈辱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这个？一气之下，我起身就走了。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物资供应也很紧张，没有黄油，是用植物油代替的，是假黄油时代。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们要是能吃到真黄油就好了，就高兴了。”旁边桌子的一个美国人搭茬说，“要吃真黄油滚回你们中国去吃。”本来就是假的黄油，还这样蛮横无理。
在美国，北方和南方种族歧视的形式不一样，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打胜了，北方在种族歧视方面稍好一些，而南方种族歧视很厉害。我们回国的时候要乘船到南方的一个叫新奥尔良的港口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上，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们走到黑人车厢里，黑人就笑我们，我们问：“怎么回事？为什么笑？”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这是黑人车厢，我们欢迎你们，但你们走错了车厢。”我们才知道，如果是黑人跑到白人的车上，会挨打的。楼下是白人车厢，还有看电影，楼上是黑人车厢，楼上、楼下是分开的。
另一个是国家，一个国家不强盛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在美国，这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与现在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出国访问，受到的尊重、重视相比，我感到我们是真的强大起来了。
回到祖国（1947年）在普·惠待了半年多，1947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回国了。回国坐的是轮船。我们先从威廉斯堡坐火车到华盛顿，倒了一趟车，就到了2005年美国受灾最严重、受到最大的风暴袭击的那个地方——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的口上，那个城市比河床低，所以风暴一来就把整个城市淹了。我们就是在那个城市等船，那个船是美国专为二次世界大战运送物资的货轮，叫自由轮（号）——LIBERTY。
乘船从大西洋经古巴过来，穿过巴拿马运河，就进入了太平洋，到洛杉矶停了一天。我在巴拿马运河的船闸那拍了不少照片，回国以后，在上海照相馆洗印的，结果底片让照相馆搞丢了，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了。上海的照相馆给我洗印出照片以后，还从中选了一张放大，陈列在他们的橱窗里。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看到橱窗里的照片，“咦，这不是我照的照片吗？”不过后来这些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
这一次在海上走了56天。在船上，我不会打牌，别人打牌消磨时间，我就照相。我身体好，不晕船，大风大浪也不在乎。你大风大浪，我照样看海鸥、看海里的金枪鱼，还有就是看书。就在这50多天时间里，我读完了一本美国新出版的《齿轮设计》。
那次，我们同船回来五六个人。
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旅游，我就和他们开玩笑，问他们，你们旅游去过巴拿马运河吗？飞越过“驼峰”吗？他们的眼睛都瞪起来，年轻人有的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告诉他们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
在美国学习了两年，我没有什么积蓄。我们在美国一个月的收入是160美元，一年后加了30美元，达到190美元。在美国生活，物价比较低，我那时还抽烟，每天一包烟，要一美元，吃顿饭也就一美元左右，可口可乐几美分。
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要回国了，把钱用来买一些实用的东西——书籍、资料、杂志，想到回来要用。还有因为家里穷，也给孩子和家人买了些东西。随身带的就只有50美元。但就这50美元，在上海港下船以前被骗了。
到了上海港，我们还没有下船，就有人乘小船到轮船上来，说政府有规定，必须把美金换成法币。于是，我们很顺从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办了，我们也不知道兑换的比价是多少，就稀里糊涂地换了。下了船，到了码头，家里来人接，我对她们说起来，家里人告诉我，你上了大当、被人家骗了。
三月份到上海家里，以后到南京报到，当时说要到广州。
我把爱人、孩子带到南京，孩子那时四岁多，我爱人的家在南京。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准备去广州。
在上海，我的孩子得了病，是白喉，家里人不知道是什么病，给她吃了点六神丸一类的药，这样就有点耽误了，后来送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说需要打针——白喉血清。医院讲，要家里人自己去买药，买来才能打，孩子躺在那里，呼呼地喘气……
我仅有的美金被骗了，没有钱，就和爱人四处奔走，直到第二天，借到钱，买了药，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了。那么活泼美丽的一个孩子，我回来时带给她的衣服，穿起来很漂亮，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没有了。
我和爱人忍受着失去女儿的悲痛，到了广州，是在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做筹建工作。在广州呆了不到三个月，那时，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建厂，大家只有自己找出路。我们这些人因为从国外回来，总还有个牌子，可以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公司找到工作，工资还要高出其它公司的很多，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在那些公司里就业了。那么，我该往哪里去呢？
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叫董寿莘（注11），他解放后到了北航，是发动机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比我小一岁，比我早两个月离开了广州。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在北平（北京）教书，还告诉我，原来西南联大的老师——宁榥（注12）教授回到了清华，如果我同意，老师可以推荐我去教书。
于是我决定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