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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正如社会生产必须做到计划化一样，有计划地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计划生育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实现计划生育，节育、避孕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计划生育、节育和避孕，这些都是要长期提倡和坚持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对我国某地某时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是否需要控制增长，以及我国人口达到多少是控制限度等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们是随着当时当地的人口多少、人口增殖率、群众的接受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粮食供应情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人口多、生产力发展速度较慢、粮食短缺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可降低一点；在生产力发展速度较快的时候，人口出生率可再提高一些。

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曾有多次表述。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一方面又在会议结束语的提纲中写到：“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一边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一边又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1958年7月9日，毛泽东同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别等民主人士谈话，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一面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一面又讲：“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归纳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战略大局上，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生育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数量究竟是六亿合适还是八亿合适，他心里又确实没有定数，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前后不相协调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