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的头几年，改革开放的目的和手段都是以全面破坏中国本来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的。破坏的初始阶段往往特别无序，所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秩序非常混乱，恶性通货膨胀不断，官倒贪污盛行，社会上怨气很大。
学生运动当时在民间的确得到了广泛支持，但老百姓当然不是吃饱了撑的跟那伙坏鬼文人、无用书生一道要搞什么全盘西化，去拥抱什么虚无缥渺的蓝色文明，而是因为对社会当时贪腐横行的反感，勾起了广大人民对昔日社会主义制度的怀念。例如学运初期，参与游行的人很多都举着毛主席像、很多城市当时都发生了小偷罢偷之类的自发举动，这些都是文革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淳朴民风的再现。恰恰说明了民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念，跟鼓吹西式制度那伙人显然不是一个路子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什么不自由的感觉，完全没有拥抱西方“民主、自由”的动机。虽然民众也被媒体宣扬的“西方生活水平高”洗过脑，但谁也不会傻到以为实行了西方制度就能每人发钱发电器了。
民间显然不是右倾化，但是真正的民意是不可能被广泛宣传的。把持舆论的是所谓“知识分子精英”和政府当权阶层。对于“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当时过得并不好，以致社会上有“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话。当时过得好的，除了上层的官倒外，就是下层的以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杂人员为代表的“个体户”阶层。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以文凭、学校、学历的攀比为特点的封建科举沉渣泛起。知识分子阶层在文革时期，物质待遇比普通行业人员好得多，但是要在民众与舆论的监督下兢兢业业做事，不能为所欲为，搞今天司空见惯的各类潜规则，所以 “知识分子精英”觉得最为不爽，故而这个阶层的大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变相的科举糟粕制度一旦被恢复，又目睹了西方少数人暴富的社会制度，知识分子阶层越来越觉得处处高人一等，并且应该发大财。没想到相对物质待遇比文革时期还有所下降，甚至比不上出身低贱、没文化的个体户们。对“知识分子精英” 来说，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于是他们成为了最激进的要求社会变革的支持力量。
对于政府当权阶层来说，里面有一部分属于上述“知识分子精英”。于是官方、民间舆论一唱一和，掀起了一股以记录片《河殇》为代表的，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幼稚自虐运动。这股数典忘祖的思潮是如此激进，连颜元叔等一批台湾学者都署文批评。
由于民间对官倒等腐败的愤怒，运动初期人民自发攻击的目标包括了邓小平的儿子和赵紫阳的儿子。但是随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对组织能力、后勤保障、宣传力量的要求提高了，也就是说不可能再依赖自发行为了。于是各路势力就开始渗入，并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和合作。最主要的力量是美国情报机构背景的各种基金会及其豢养的大陆港台前哨人员，以及上面提到过的政府里面一部份想取得更大权利者。当时中共政府里面有三股力量，官僚资本主义者，以邓小平为代表；买办资本主义者，以赵紫阳为代表；以及僵化马列主义者，以李鹏、邓力群为代表。
当时买办资本主义势力还处于萌芽状态，被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压一头，未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想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争夺走资控制权。他们和外国势力支持的民运一拍即合，开始背后支持学生运动。于是运动后期就没有再出现骂赵紫阳儿子官倒的传单，怀念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渐渐绝迹，逐渐出现了一批在公开场合声援学生的官员。学运的主要舆论开始变为迎接西方民主和自由，天安门广场上甚至建造了一个盗版的自由女神塑像。本来自发支持学生的市民，由于没有什么明确的舆论指引和独立思考能力，大部分顺着惯性依然在支持学运。学运变成了以学生为马前卒，中共党内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两派背后较劲，争夺资本主义复辟主导权的闹剧。
党内的僵化马列主义者当时人数应该还不少，但是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愚蠢和跟风，俗话说被卖了还替人数钱的。这个群体对于学运鼓吹的全盘西化有着条件反射般的反对，但是对于捍卫或恢复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群体其实也不十分热衷。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所有官僚阶层都多多少少收到群众监督，所以大部分政府官员也和“知识分子精英”一样，对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警惕，甚至包括这些“马列派”。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引，僵化马列主义者出于习惯，认为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代表了中共的正统，于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了邓派。这一举动决定了胜利天平最后的倾斜方向。
六四事件后，愚蠢的“马列派”以为获得了中央的控制权，开展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是当这个运动开始妨碍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时，邓小平来一个“南巡讲话”就把这批“马列派”骂了个作鸟兽散。一个退休人员居然成功干涉国家大事，也是一怪，亦充分说明了党内“马列派”的虚弱。结果从此这一派里的大部分人以江泽民为首，露出了骑墙本质，和党内原先的买办资本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三方合流，一起加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从此党和政权内三派合一，全部成为官僚－买办既得利益集团，无法再分辨彼此，中国也永远失去了发生六四运动这种权力斗争的土壤。当年各方背后的势力，党内走资派、贪官奸商、美国基金会、港台黑社会、国际金融寡头，现在都在全球化的盛宴里把酒言欢；当年带头接受外援的柴玲、李录等动乱头目都回国开公司发财了；当年首鼠两端，申请政治避难的公派留学生也纷纷回国当上了长江学者。。。这些见利忘义的东西统统成了政府座上宾，连赵紫阳当年的得力干将温家宝也成了这个官僚－买办联合政权的总理。也就是说，六四期间被杀的学生也好，解放军官兵也好，无辜市民也好，全都白死了。
参与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和民众，都是怀着爱国热情，基本上和平进行。即使扰乱了公共秩序，也罪不致死。这个运动以血案收场，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党内的买办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两派，为了争权夺利不惜牺牲无知学生平民的生命。此例一开，杀鸡儆猴的效果令中国民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敢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集会抗争，也为以后各地的暴力镇压民众上访起了不良示范作用。毛主席就是支持鼓励学生运动的，即使运动错了，也给予机会改正。毛主席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而邓小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复辟者的残酷。
从结果来看，八九六四事件并没有改变或中断中国的右倾化进程，当时学生紫阳小平及整个社会主流并没有路线区别，只有激进和温和之分；而中国持续右倾化，使中国政府当局成为了体制内民运，这使作为激进反对派的体制外民运失去了基本面，这是民运失势失败的国际、国内因素，同时也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六四事件是右派的包袱，而不是左派的包袱。所以说，六四事件的重要性其实是不高的，因为只有深刻的历史矛盾才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很多民运老将过去很迷惘，现在也还是很迷惘，不知自己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不只老将们，绝大多数人也很迷惘，不知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关键在于中共作为执政党没说清楚自己应该是左派还是右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口头上偏左，而政治、经济上非常右。因为迷惘而失去目标，不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陷于为反对而反对为支持而支持，流于形式化和极端化。
现在正是中国社会左右重新划分从混沌而清晰的初期，所有政治观点将随之重组站位，民运类组织将被从属于这一主要矛盾而消解。新左派的出现是相比于八九六四更大的历史事件，也承担着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从很大意义上说，甚至是七六年后最大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