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杂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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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插一腿 于 2009-05-14, 11:59:54:

回答: 顶顶湘女凑个热闹,响应J师傅号召贴篇旧文,也改变一下天天贩黄的形象 由 插一腿 于 2009-05-14, 11:37:04:

1978年前后杂忆(下)

上次写完说明天来聊78年以后的事,一下拖到了今天。朋友昨天打电话问, 说看我回忆往事,肯定是牌上又不顺了。还真让他说着了,这两星期是够背的,不说也罢。牌上背,暂时少打, 本来有更多时间上网闲聊,正赶上全国人民骂三鹿奶粉呢,我也想发个牢骚给党听,可还是忍了。我党现在太衰,根治不了贪官污吏奸商,也就能欺负欺负像周正龙这样落单的“刁民”了。要说起这病根儿来,大概也得追溯到1978年。算了, 还是回头说咱自己的1978年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北京呆的八年,除了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的牛逼度提高了,其实学问没什么长进,而且从一个纯朴有理想的青少年堕落成了一个混子。要说长学问,在天津那几年自己猛学数学长了不少本事,所以后来才能轻松瞎混。来美国后第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一上互联网就又堕落了。
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是全校最小的。 不单年龄最小,个头也差不多最小,只有1米54。别人眼里肯定是土了吧唧一傻孩子的形象。记得入学第一天我领回饭票后在床上拿刀裁,住同宿舍的小林进来后看到我以为是校园里谁家的孩子跑来玩呢,喊道“小孩儿出去玩去。”我说我就住这。因为个头小显眼,很多人见了都跟我打招呼,所以认识很多人。除了我们班的同学,到现在其他人我能叫出名字来的还能有一两百号。我们班30名同学,都是华北地区的,天津的有11人。由于年纪大的同学带得好,班风很正,同学们都很友好互助。现在当了校领导的老杨,入学时31岁,比我大一倍,当时他的宝贝闺女都5岁了。老杨是下乡从天津去了内蒙,考回来之前好像已经做了市政府的秘书。老杨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也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工作能力很强,而且特别和气慈善,天天都是乐呵呵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团支部书记李葆。可以说,他当年几乎是我的偶像,对我的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李葆的父母好像是级别挺高的领导,他初中毕业就被下放到山西。后来在工厂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党委书记。我从来没细问过,但记得他因为“反动言论”还曾入狱一段时间,出来不久就参加高考, 考回天津了,入学时年龄24岁,是班里老二。人家虽然没上过高中,自学了半年多,也考上大学了。整个大学四年,李葆几乎门门功课都在班里前三名内。此外还担任着学生会、团委的不少职务,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团干部、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党员什么的。我以前脑子里对班干部的印象都是假积极,一般学习都不好。李葆让我完全改变了这种看法,我对他是真的很佩服。他和我住一个宿舍,后来我在一次滑冰时手被别人踩伤,好长时间都是李葆帮我洗衣服。我是从小调皮捣蛋惯了,到了大学里忽然没了一起捣蛋的伙伴,还挺不适应,班里同学一个个太正经了。那时全系基本上都是团员,一开团员大会我就成了自由活动的孤家寡人了。后来终于被发展了。要搁从前我肯定扛着不入,但此时没人跟我一起调皮捣蛋了,而且跟李葆面前也实在不好说“我就喜欢当落后”。我不知道别人对我印象怎样,但肯定是缺点毛病不少,记得李葆也批评过我。后来我发奋读书,可能对李葆也有些影响。毕业时他在班里也提到我对他的影响。1982年毕业时,全校只有十来个人考上研究生,我们两个都考上了。我到了北京,李葆还在本校。那时学校非常器重他,毕业后就提拔当了系领导。后来李葆也选择了到美国读书,几年前我还到他家去见了一面。
年纪小占了不少便宜。不光班里同学照顾,连食堂里卖饭的大姐都照顾。这个我从来没跟人说过。经常是我买半个馒头,大姐会塞给我一个糖包,买5分钱的菜,给我打一毛的。我当年特别腼腆,一句“谢谢”都说不出口。说起饭菜来了,想起来俺还是个艰苦朴素的好孩子。当年我的助学金是每个月19块5毛,是最多的,班里几个农村来的都拿这些。就这19块5,搁现在连一顿午饭都打发不舒服,当年可是我全部收入。 除了吃饭,还要买书和学习用品,第一年夏天还买了一件衬衫。我入学时家里给带了60块钱,入学后要买脸盆饭盒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生活必备品。其实也不都是必备,我上大学前没刷过牙,怕别人笑话才开始刷的。就这,第一个寒假回家,除了买了好几块钱的鞭炮,我还带回家20块钱给了老娘。从入学时带那60块钱以后,我就再没管家里要过钱。当时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5分钱一份儿,最贵的好像是三毛五。我吃一毛钱以上的菜,四年里绝对不会超过10次。每次5分,有时连5分都省了, 吃馒头就粥,粥里撒盐就行了。自然,直到大学毕业,我连外面的餐馆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一次也没出去吃过。从学校到天津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劝业场等地,有六、七里路,为了省几毛钱车票,我自己出去的时候基本不坐车,都是甩开两腿走着来回。后来被班里的老蔡发现了,用现在的话说,同学们被雷到了。记得有一次我去新华书店,发现一册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是我要买的,4毛1分钱。我一摸兜,只有3毛9了。其实我要跟人家说说,活许人家会替我垫上2分钱就完了。但那会儿咱太有志气太土冒儿了,一声没吭走回来又拿了2分钱去把它买回来了。四年间除了吃饭我花钱最多的可能就是买书了,大概花了几十块钱。 最贵的两本是《数学手册》和《数论导引》,大砖头似的,一本就四五块钱呢。当时省吃俭用,但一点都没觉着苦,还觉着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家时候几乎天天喝米汤吃玉米面贴饽饽,到这天天馒头米饭都是细粮,太知足了。入学后第一年我身高窜了15厘米,肯定跟伙食改善有关。
要说节省,家里也没教过。可能因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怕了,我们出门儿我妈都是一再叮嘱千万别拿肚子省钱,要吃饱了。当时也不需要思想斗争,见好吃的也不眼馋。不像后来这么堕落,见好吃的肚子就咕噜。那时候我可能还没长大成人,思想比较幼稚,像中小学生,父母兄弟的夸奖是最好的鼓励。虽然他们都不会直接夸,但那种感觉是能体会到的。后来发奋读书,也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要给家里争光。来美国三年后我自甘堕落放弃读书,家里虽然不说,但我知道他们还是不赞成、不满意的。我老爹这点比较好,从他送我上大学那天起,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拿主意,他从来不说我应该怎么怎么着。我对没拿个博士学位一点遗憾也没有,但因为自己瞎折腾生活穷困潦倒,六年间没能给家里寄一分钱,这份耻辱和歉疚要伴我一辈子了。
刚入学的头几个月,我还像从前一样,下课做完作业就不学习了。刚到大城市,看什么都新鲜,连马路都不会过,得看准两边都没车,赶紧冲过去。厕所也新鲜,第一次蹲到白瓷坑上大便,一拉绳就冲干净了,太牛逼了。俺还爬上去看看水箱是怎么一会事。别说, 1982年初到北京实习期间,第一次见到坐坑,俺进了厕所转两圈找不到拉屎的地方。后来确信一定是这个这么老高的家伙了,可怎么拉呢?站着拉不出来,蹲着又有点儿悬。悬也得拉呀,于是俺就蹲了上去。心想这玩艺真缺德,身体不好岁数大的还甭拉屎了。当然,最令我兴奋的是图书馆。以前在家时爱看书,所有能搞到的书除了红楼梦都看过了。红楼梦磨磨唧唧都是馊事,看几回就实在看不下去了。毕竟山沟里没几本书,几个月也碰不上一本。现在好了,一架子一架子的, 随便看。后来一考试,我都是七八十分不咋地,辅导员找我谈话了。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年纪小也不能放纵自己”,别人天天晚上去教室里学习,你也要刻苦学习才能不被别人甩下。这次谈话对我刺激很大,从小到大第一次因为学习不好被老师找,我脸上发烧。当时的心情就是,我非得好好学学给你看看,别以为咱比别人笨。打那之后直到毕业,我再没看过一本小说。 再以后对小说都没兴趣了,差不多等于给戒掉了。后来一用功,俺的成绩就很靠前了。

也不是第二学期的哪一天,俺在图书馆里看了一本《科学的春天》,里面都是讲著名科学家的故事,最著名的是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报告文学了。别人也都很牛,一个个都是让人仰望的星星。当然现在要看大概最可能的感慨会是“瞎鸡巴扯”。年轻人容易被呼悠,当时整个社会也差不多。俺是被彻底煽动了,也要玩真的。玩什么呢?当然是数学,别的咱没条件。于是,俺就真练起来了。每天学习时间在14个小时以上。大概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俺几乎天天是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的人。早晨教学楼没开门,俺就从厕所翻窗户进去。 晚上教学楼和宿舍都熄灯,俺就到唯一一间不停电的阶梯教室去。那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先傻学再说。学完基础课后,跟专业有关的课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的专业是棉纺,有关的纺织材料、金属工艺、通风、材料力学之类的,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上课比吃药还痛苦。上课俺听不进去,有时候偷着看数学,更多是胡思乱想等下课,浪费了无穷多的时间。尽管没兴趣,还得应付作业和考试,加倍痛苦,能用来自学数学的时间就更少了。能糊弄不交作业的,我就不交了,考试考好就行了。我记得教材料力学的张老师很通情达理,默许我不交作业了。电工的杜老师对我的学习态度比较耿耿于怀,期末考试故意给了我个58分,让我补考一次。这大概是我学生生涯里唯一一次不及格。其实也怪自己不成熟,不会说话,跟老师缺乏沟通。总觉得跟老师顶上牛了,老师跟自己过不去。后来最后一个学期搞纺织厂设计,俺也是跟老师顶着,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时候感觉就是我因为不喜欢本专业,把系里老师都得罪了,我必须自己争气,一定要考研成功。当时研究生制度才恢复,几十人争一个指标,考研可没把握。而且,我对将来要干什么也不是很清楚,考哪个学校、什么专业也都没想法。就知道自己数学上花了不少功夫,应该总有地方能考。后来报名的时候,去学校教务处看全国招生目录,那上边有各校招生专业及考试科目。俺从头到尾翻了两遍,发现中科院居然有我能靠的专业,专业是“投入产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但中科院这牌子太诱惑了,咱这野路子要能到那里去回回炉换个成分,那多牛逼呀。得, 就它了。
那天全班同学都正在绘图室里画图呢,系主任胡老师忽然来了,走到我的跟前问“小插,你研究生报考的哪里?”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中国科学院”。胡老师说“考得怎么样?”因为在那之前我知道中科院来学校政审查档案,有戏,我说“有希望,没把握”。这时胡老师从背后拿出来一个信封说“祝贺你,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大家围着一起看,我激动的完全傻了,缓过劲儿来哪里还画得进去图。最后被老师赦免不用接着画了。那一天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两三个日子之一了。出来心里那个美啊,走路身子那个轻啊,我恨不得躺地上打几个滚儿撒撒欢儿。后来李葆告诉我,其实系里老师都很关心我,如果我没考上的话,系里打算把我留校,根本不像我感觉的那样,要考不上就傻逼没处去了。
再后来到北京就堕落了。 人生没目标了, 挣工资了,会喝啤酒了,下馆子了,把找媳妇儿当个心事了。在天津的四年,除了学习,人生的事也明白不少,而且也琢磨人生到底为什么这个人人都会想的问题。这事一直琢磨好几年,直到90年前后,俺得出的结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人民服务。后来出来没地儿为人民服务了就瞎鸡巴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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