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好意思》

癔症，作为一个疾病，在医学史上有着辉煌和艰难故事；作为历史，我们对癔症的认识，则反映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和自身的内心的曲折历程。

癔症这个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诊断，已经从精神病学的系统中剔除，尽管我们还会偶尔面对一些由躯体代言的心灵的不满（所谓转换症状），但是典型的癔症发作，在我们的现代的生活中，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让医学感到困惑的癔症，曾经安抚了人类在探索和认识内在外在的未知世界时候的焦虑心情，填补了主观愿望和残酷现实之间的鸿沟，也充实了无法实现的情感的空虚。 今天在理性和科学面前，尤其是在理性和科学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面前，癔症，不是消失了，而是有些不好意思。

历史上最著名的癔症患者，Anna O，在她的主治医生Breuer即将结束对她长达2年多的治疗的头一天晚上，上演了医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戏剧：她躺在她的病床上，痛苦地扭动呻吟，说：“我要生了，这是Breuer医生的孩子”。 Anna O的内心，是需要一段难以实现的爱情。她的美学意义在于，现实中可能性等于零的事件，被浪漫地用躯体的病症加以实现。

1882年的Anna O在发作以后醒悟。凭空想象的性关系是不可能导致怀孕的科学事实和合理的经验知识，教育了Anna O。Anna O的故事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发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事后，让Anna O很不好意思。不过Anna O的不好意思却过了头，不切实际的爱被转化成了不着边际的恨。她终身不嫁，还写过痛恨男性的戏剧，历史上也多了一位积极的女权社会活动家。这也说明，Anna O的癔症，没有治好，但换了一套面具，掩盖着由爱到恨的情感转变和对外部世界另一种极端的扭曲认识。

科学的认知，改变着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修正着我们主观愿望的内容。而我们自己，需要一种恰如其分的内疚，一种不多不少的不好意思的心态。 道金斯在《上帝错觉》里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意识提升。我认为这个概念放在精神分析的意识结构的框架里面来解说，比单纯放在意识的层面的应用要好。对于安娜来说，假孕在无意识里面是合理的，在意识层面却是荒谬的。把假孕从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理性必然战胜荒谬，一如阳光驱散阴霾。而单纯在意识的层面的提升，两者的反差不会如此明显，往往是一场持久的较量。科学对上帝的存在的说明，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达到展现上帝存在的荒谬性的程度。这个时候，这样的心态就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在困惑的面前，我们不要急于向上帝询问答案，而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来等待。

我并不鼓吹科学完全取代人类的灵魂。我愿我的爱人继续保持原有的浪漫，即便你面对着科学和现实。 我还愿我是你的浪漫的一个部分，即便我知道我们的能力合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仍然无法改变任何事物。

愿爱人随意
让物质随机

癔症，在精神分析以后，在知识不断进步丰富以后，害羞地潜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伺机继续参与我们的情感和认知。 James Thurber有篇散文《堤坝决口的那天》，说的是美国Ohio某小镇上的故事。某日早上，小镇的街上阳光明媚，在悠闲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突然走起大步，第二个人跟着快走，第三个人也快走，也不知道为什么，五六七八，更多的人，朝小镇东边的高地，快速地走。忽然有人想起不久以前的传言，说不远的河堤会要决开，那些人八成是躲水灾的队伍。这个想法象闪电一样快速传播开来，也闪电一样击中每个人的头脑。人们没命地往西边跑，还有很多人回家操了细软再跑。老爹觉得不必恐慌，结果孩子们不由分说，拿块板把他打昏了抬着跑。 “往东，往东”，人们呼喊。像是北大的季教授呼喊某种神秘主义。 事实很快就证明这是荒谬的想法和行为，人们都回到了家里。 人们回想起来，不好意思。 碰到那些一同往山上挤的人，更是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不好意思，很重要，这是构建对荒谬的免疫力的过程。红着脸起身，给科学让座。 我们从前发作过。 我们是个选择性遗忘的民族。 在枪炮面前，在金牌面前，我们一再失态，但从来没有不好意思过。 有没有人提醒一下，我们过去有过很多让自己想起来脸红的事。 今天，我想很直接地说，我们不能够拖着中医往山上跑，我希望我们的行为，我们代表中医对科学的反应，不至于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让自己想起来脸红。

对一个人，我有很多办法。 但是，对一个民族，我的治疗却只有一个。 就是反复念叨，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

参考： 《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堤坝决口的那天》，瑟伯，屠珍译。我没有能够为写这篇文章重新读一遍，情节可能有误，不过不会改变我引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