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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理性，他却拥有过分的热情。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战略科学家，对于这样一位改变了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人，在普通民众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与符号。在其身后，人们尽情宣泄着缅怀的情愫。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反思观点出现。比如，有人说他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理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三次论证亩产可达万斤。认为他违反科学，助推“大跃进”，应该道歉。同时，他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也由于近年来一个个所谓气功大师神话的破灭而被人指摘。

对此，曾担任钱老秘书多年的张可文女士和钱老的学生郑哲敏院士首次谈起了他们对这两件事的记忆。谈话是在上周一，“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90多岁的李佩召集的一次怀念钱学森的会议上。当时到场的有力学所几位和钱学森关系密切的学生、朋友。
在张可文的记忆中，钱学森对于毛泽东，对于建设新中国，充满着热情。

1958年秋季，中科院在一个大汽车库组织展览。下午，毛泽东来参观展览，由钱学森陪同。毛泽东看到新中国科技所取得的成绩，情绪很高昂，也许是高昂的情绪点燃了钱学森，在他回家后，就写下了“亩产万斤粮”的文章。

文章写完，钱学森交代张可文发表。张疑惑地问，这个可能吗？钱说可能。于是，张可文将文章发给了农业部的编辑。这位编辑同样来电话询问，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张可文为慎重起见，对编辑说，等一下，钱先生正好在，再问一次他。这时，钱学森拿出计算尺，经过计算，并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后，觉得可能。后来，毛泽东也问钱学森，亩产万斤是否可能，钱说“是不成问题的”。毛泽东说：“你也冒叫了一声。”

“我觉得他说这个话，不是完全没道理。他单纯是从能量的转化角度说。”张可文分析说，“但当时，他对于毛泽东非常尊重，而毛泽东的热情比还他要高很多。他当时也就是头脑发热，热的很可爱。可是，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

而在学生郑哲敏看来，钱学森提出“亩产万斤”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头脑发热”。

1956年春，在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科学院制定12年规划。在中间休息聊天时，钱学森就在计算大概每天太阳辐射到叶子的能量有多少，但因为实际上植物吸收的效率很低，就觉得农作物的产量一定有增长的潜力。

“科学家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完全正当。因为科学家说一个事情时，总是有前提的，如果怎样，就会怎样。像后来随便浮夸的那样，就是不科学。”郑哲敏说。

除了“亩产万斤”的说法，后期由于支持“人体科学”的研究，而陷入“气功”的泥潭，对于钱学森这样一位科学家来说，同样让人难以相信。有一次，钱学森在家中对郑哲敏说，“我的研究是严肃的，我不是象社会上那样，我是要观察，要用实证的态度。虽然社会上有些巫师说，我跟钱学森拉上关系了，这是吹牛了。有些人借这个做文章。”

“钱先生也是一个人，人都不是完人，在那个环境里面，压力那么大，他有时候说话要很准确，要很到点，要有震动性，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候就过了一点。责任不该全由科学家承担，他也只是提一个建议。”郑哲敏说。
对于随着钱老和贝老的离去，中国科学大师时代的结束，新一期《科学新闻》封面报道“大师时代终结”进行了深度报道，值得找来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