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pharmalxq：青霉素的故事

青霉素，无论是在制药工业界还是医学界，无疑都属于里程碑式的药物。

青霉素的发现，始于1928年的一系列巧合因素：

●那一年夏天，47岁的“马大哈”弗莱明，在外出休假前，并没有用消毒水冲洗并清洁葡萄球菌培养皿，还忘了关窗户。
● 正好那时他楼下有位教授正在用青霉菌做实验，这种菌被吹到了楼上的弗莱明的培养皿中。
● 当时伦敦先冷了9天，接下来的6天又非常之热。

这三个缺一不可的因素，导致了青霉菌在葡萄球菌培养液中形成了一个抑菌圈。弗莱明旅行归来后，这种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开展了进一步的考究，由此展开了他和青霉素的姻缘。

不过，里程碑式的革命，或许注定是个漫长的旅途。这个发现并没有立即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因此导致有关青霉素在医药领域的应用价值，及其在规模化生产的研究，在此后十多年间一直悬而未决。后人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弗莱明本人的特征耽搁了公众对青霉素的认识。原因如下：

● 弗莱明并不是身材高大的人
● 他的演讲比较沉闷，也不够自信
●导致听众对他的演讲留不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他的有关青霉素的论文躺在图书馆里，积了将近10年的尘埃。

1935年，澳大利亚人弗洛里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邓恩病理学院的主任头衔，他雇用了为逃离德国纳粹迫害而来到英国的生物化学家钱恩。请注意这两个人，弗洛里和钱恩，在后来的1945年，正是凭着对青霉素的后续研究，他们与弗莱明共同分享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1938年，在钱恩的促动下，钱恩和弗洛里他们启动了青霉素的研究，并很快证实了青霉素的抗感染效果。但提取率还非常低。

接着二战爆发了。1941年，德国开始了对英国本土的轰炸。弗洛里逃到美国，把青霉素的提取工艺也带到了过去。

此时，高效大规模的青霉素生产工艺变得特别重要。美国战争工业委员会和一些私人制药公司接受了这一挑战。

辉瑞(Pfizer) 公司率先出色完成了这个使命。利用在生产柠檬酸中所积累的发酵技术，辉瑞投资了300万美圆用于建造14个1万加仑的发酵罐。最后，生产了占当时市场份额90%的青霉素，并于1944年6月运到了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海滩，拯救了成千上万盟军士兵的生命。

不过，相对于需求庞大的医药市场，其成本仍旧显得过于高昂。斗转星移之后，到了1958年，才最终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谢汉教授打通了青霉素的全合成通路。

在肺痨如同癌症一样恐怖的时代，青霉素药物对于患者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青霉素的问世，是人类平均寿命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发明了种牛痘）。人类找到对付细菌的这个强大武器之后，把人类平均寿命从40岁提高到60岁以上。

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跟这个时代同步的赤县神州，正是经历抗战和内战的中国。由于多年战乱，再加上还有宋子文的那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工业化生产盘尼西林的梦想终究未能实现。解放前夕，中国的青霉素，全靠进口，以致药价昂贵。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加个小插曲。即便在哪个坚苦卓绝的时期，在老一代爱国海归的努力下，我国仍旧在1944年底成为世界上率先试制出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这七个国家是英、美、法、荷兰、丹麦、瑞典和中国)。虽然仅仅是小批量试制，却为日后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两位先驱的名字，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樊庆笙，中国的青霉素之父，南京农学院的（现南京农业大学）的故院长。

汤飞凡，老湘雅的高才生，衣原体之父，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青霉素原本就完全依赖进口，到了解放后，加之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青霉素更是严重缺货了。那时候，人是根本生不起病的，注射一支青霉素的钱起码够买50斤面粉。

我们还记得小学课本中，沙叶新所著的话剧《陈毅市长》吗？

内战结束后，陈毅入主上海。当时，百废待新自不必说，还一大摊子的社会改造运动。譬如，娼妓改造。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要荡清黄赌毒和黑帮反动势力。上海这个龙蛇混杂之所，肯定是全国工作之重心。

据说，当时医生们给监禁起来的娼妓们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非常匮乏的青霉素。可是陈毅知道此事以后，竟然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贵如黄金的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这些患病娼妓使用。

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缺医少药的问题，影响甚巨。于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青霉素，在彼时乃关乎国计民生。于是，在话剧《陈毅市长》中，陈毅找到了著名化学家齐仰之，请其出山，主持青霉素的生产工作。

这个齐仰之的剧本原型，其实就是童村先生，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先驱者，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故院长。那时候，由于欧美诸国经济封锁，合成青霉素的原料“乳糖”也无法获得。于是，童村和同事一起成功的采用棉籽饼粉代替玉米浆，解决了青霉素发酵的原料问题。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青霉素的分离、提纯、结晶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３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

这个成就在当时看来也是了不起的。据说，日本一位著名的抗菌素专家于1957年应邀到上海参加抗菌素学术会议。当他踏上海轮时，还表示不相信中国以“土”原料能制造青霉素。到上海参观后，才不得不惊讶地说：“真了不起！中国的抗菌素工业超过了英国和比利时，中国发展真快啊！”

紧接着，在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童先生又继续领导设计和建造了我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由此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崭新一页。上海三药厂现隶属于上海新先锋药业，因此，新先锋药业自我宣传为“中国抗生素的摇篮”，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2009年的今天，一个甲子过去了，新中国迎来了60年华诞。中国早已成为了青霉素全球最大的产地。但事易时宜，青霉素业已变成为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工业原料的代名词。这个事实在我看来，不啻于我们制药工业界的一种新的耻辱。

老一辈的科学先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胜利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我们新一代的药人，在药学科研领域与国外的差距，看似缩小，实则是扩大了。

抚今追昔，无限感慨，颇多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