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白毛女》人物原型的误说和胡说

杨润身
　时间：2004年5月15日1:43
（一）
去年《中年人》杂志第5期有一篇文章，述说四川“白毛女”罗昌秀80岁谢幕人生，并说，电影《白毛女》中喜儿的艺术形象的原型就是罗昌秀。这种说法严重失实。1951年初上映的电影《白毛女》，是根据贺敬之等同志创作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以前就公演的歌剧《白毛女》改编的，而歌剧《白毛女》则取材于李满天搜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进行艺术创作而成。“白毛女”的故事流传于我的故乡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同志都晓得“白毛女”的故事流传于平山。他老人家在陕北即将东渡黄河，朝平山县西柏坡转移的时候，与身边工作人员动情地说，我们要往“白毛女”的故乡去了。四川“白毛女”罗昌秀是1956年才被民兵从深山野林里救出来，她怎么可能是电影《白毛女》喜儿的人物原型呢？这显然是误说。
新中国诞生前夕，电影编导水华和王宾邀请我参与将歌剧《白毛女》改编为电影。我的家庭贫寒，欠地主360吊钱的债。我心里装着父亲及众多贫困农民遭受地主老财剥削的苦难，还有本家一个姑姑和邻居家里一个姐姐不得有爱的悲酸，特别是心里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芒照射，很乐意将阶级之亲。阶级之爱，倾注于如本家姑姑和邻居家姐姐一样可爱的喜儿，倾注于如勤劳的父亲一样可爱的杨白劳。
在电影《白毛女》的创作中，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情节上提了一些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到腊月外出躲账，我的父亲当年却是豁命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着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杨白劳、喜儿、大春，3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真实。我就与两位编导商讨，杨白劳由躲账改为主动还息。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收，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
又如，应使大春与喜儿的爱情更加丰满，更加鲜明，这样才能更加动人地更加真实。我与两位编导反复探讨，统一认识，将本家姑姑出嫁前将辫子挽成了发髻的情节给了喜儿，又多了大春为喜儿摘柿子，在悬崖中砍柴相亲相爱的情节。他们的爱情更加丰满，也使黄世仁的罪恶更加显而易见。

我为一村剧团排演歌剧《白毛女》的时候，两个受过恶霸地主欺辱的大嫂说：“喜儿太傻了，不该将小白毛女留在身边，小白毛女是黄世仁的种嘛！”但有人主张从母爱出发，主张保留小白毛女。最后经周扬同志表态，小白毛女未再留在喜儿身边。
歌剧《白毛女》的结尾未交代大春与喜儿相爱的结果。我与两位编导又反复讨论，喜儿对大春的爱是那样执著，大春成为革命干部，不与喜儿成婚终身相爱，革命的情理不容。电影演出时，观众看到在田里收割谷子的喜儿白发变成黑发，辫子挽成发髻，与婆母王大婶愉快地收割谷子，知道喜儿有了田地与大春已洞房花烛，都给以热烈的掌声。

杨白劳决定喝卤水自尽，他看着喜儿睡着了，心如刀绞，接下去，歌剧中的杨白劳有一大段唱。我为村剧团排演歌剧《白毛女》的时候，感到杨白劳的大段唱对剧情有所冲淡，就向两位编导提出，把杨白劳的大段唱删去。“那么杨白劳是否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于是水华扮演喜儿，我扮演杨白劳，看一看按情理是否有什么话说。我很快泪水不止，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内心之悲苦。水华是颇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很快进人角色，也同样只是落泪罢了。于是，我们就定下让杨白劳只以眼泪来表达与喜儿的诀别。

文学脚本脱稿，我伴摄制组到平山县拍摄外景。总摄影师吴蔚云感奋地说，白毛女故乡的山水如桂林的山水一样秀丽！扮演喜儿的田华说，白毛女故乡的姐妹们像她的亲姐姐一样可亲！乡亲们积极地协助拍摄。扮演大春的李百万和扮演喜儿的田华进山砍柴，李百万下不得百丈悬崖，年逾花甲的刘道士便自荐，代替李百万扮做大春在悬崖里豁命飞来飞去地砍柴，不要分文报酬；柴庄村的10多位贫苦农民参与收割、交租的拍摄，近一个月不能回家去收秋种麦。摄制组对他们付予报酬，人人拒绝，表示拍摄《白毛女》电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电影上演之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说，电影《白毛女》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文化部部长茅盾同志激奋地说，电影《白毛女》是又一个“白毛女”。
（二）
从歌剧《白毛女》到电影《白毛女》，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历史真实，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也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并念念不忘。而在我们国内，却有人对《白毛女》随意戏说、胡说，有人甚至把喜儿改写成穆仁智的小老婆。2002年12月31日《杂文报》上载文《喜儿致大春的信》，其中喜儿变成“黄太太”，大春变成“窝囊废”，黄世仁变成大款，穆仁智变帮凶为帮办。并且还有“情三角”游荡于中，将纯朴而坚强的喜儿“游荡”为见钱眼开、忍辱偷生、不知羞耻的阔太太。一家报纸上还发表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的短文。文中说，一位母亲买了一张《白毛女》的影碟，给自己正在读小学的女儿看。谁知女儿看后竟认为，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并说，喜儿也真是的人家黄世仁有权有钱，标准一个大款，这样的主儿贴都贴不上，她却逃到山洞里受苦，傻冒儿一个。这个小学生可怕的“重钱”之念，自然令人担心、令人痛心，然而她毕竟是个不懂得历史、初涉人世的孩子。随意改写《白毛女》，任意糟践充满血泪的喜儿，任意为佩带了“八路”臂章的大春抹黑，用心地美化欺压农民又当上汉奸的黄世仁及其帮凶穆仁智，不是出自无知的孩子，而是出自文化不浅、名气不小的“家”，这就不能不让人格外地担心、格外地痛心、十分不满了。

戏说者在《杂文报》上戏说不久，天津的路石同志在《天津老年报》上发表文章，气愤地说：“‘信’既伤害了几代中国人的感情，又亵读了原著，并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之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戏说不仅使我痛心地想起我的杨白劳式的父亲的悲苦，还让我想起我亲眼目睹的众多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凄苦。我的远房五爷爷，勤劳仗义，为多户贫苦叔叔揽账，20多亩沃土落入地主手里。他59岁时的农历小年，五奶奶埋怨他，大年也吃不到白面饺子，他愤然落井淹死，大人孩子为他掉泪。我的本家庆和哥欠着地主重债，日子难过，常常拿庆和嫂出气。一天，庆和嫂在我家的石碾上推碾，庆和嫂不留心，让一只公鸡吃去几个玉米粒，碰巧庆和哥看到，庆和哥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三拳两脚。庆和嫂不哭不闹，回家抱起不满一岁的女儿一块投井自尽。庆和哥也要跳井，被邻里们拉住。在那十家灯火九不明的旧社会，年年农历腊月都可看到被逼无奈的贫苦农民的眼泪，村村都可听到送葬的伤心的哭声。
戏说的人随意对喜儿、大春无情，随意对黄世仁、穆仁智多爱，不知其用意何在？歌剧《白毛女》上演之后，一位穿长袍的先生找到我，与我辩论《白毛女》的真实性。他说《白毛女》不能成立；黄世仁对喜儿不是强奸，强奸有不了小白毛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后来知道，这位先生是地主的帮办，拿地主丰厚的薪水，有数十亩良田出租。其用意很明确，也很可笑不值一说。时下戏说者的用意，与40年代穿长袍先生的用意当然不同。究竟为何？天知道。我们权且将戏说当胡说吧！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谈钱变色，不敢言富。时下，人们理直气壮地致富发财。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作为对人民对祖国负有崇高责任的文艺工作者，绝不能不防备金钱拜物教的侵袭，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让其威力无穷，“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自己高尚的职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着眼于培养健康向上的情趣，陶冶高尚美好的心灵，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