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与红卫兵是有很大区别的。红卫兵的最初组织是由北京高干子弟以当然革命派的面貌出现的。以红五类为主，一般群众还没有资格参加。他们的行动主要是斗中下层的学术权威，其对象主要是学校领导和教师，还有出身不好或与上面关系不好的基层单位当权派。对中央点名的大学术权威也斗得很凶。文革，顾名思义，首先是从文化艺术学术界开始的。所以这些领域的权威斗得比较厉害。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的文化艺术学术权威与官僚精英的关系不算好，对官僚主义意见也很大，内心还看不起以农民出身为主的政治军事官僚阶层，加上自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还较多。所以掌握政治权力的高层官僚也很想借文革煞杀他们的傲气。
但是人们还应该看到，官办红卫兵在批判斗争这些大小权威的同时，也对运动伊始能够比较准确领会毛泽东反修防修精神的把矛头对准极少数的犯有官僚主义及路线错误的当权派和工作组的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还有在破四旧中也斗争打击了能挂到边的普通群众。因此在毛泽东的大字报出来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造反时期。严格的说，在这个时期的造反派才能称作造反派。
造反派已经被妖魔化
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恐怕“造反派” 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 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即便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最终也是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爪牙们”去具体执行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类错误的历史记忆并不是发生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一代的脑中，相反却大多是在文革的亲历者身上；而这些亲历者们，又大多是文革后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例如老干部、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乃至今天的文革研究者。他们的回忆录，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
这一集体记忆的“失忆”，首先表现为记忆内容的时空倒错。一般而论，造反派萌生於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1966年8-9月，形成和壮大於毛泽东公开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的1966年10-12月。其主要特点，是一个反对本单位、本地区的党政当权派的激进的群众组织。因为毛泽东的支持和利用，在1967年1月以后它迅速全国发展，乃至人人“咸宜维新”，打出造反的旗号。但是1968年8月以后，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众运动的派别已经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后抛弃，以后长期处于受整的地位。但是不少人的回忆中，竟然把造反派诞生前的“受迫害”的账也算到了“造反派”的头上。最典型的例子有：1966年6-7月间，刘少奇为了抢滩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多达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於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刘邓不仅提出了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在中央一级，有□□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受害者今天的回忆录中，读者竟然可以读到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而客观的历史真相是：那时“造反派”还没有出世。迫害他们的，恰恰是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组织和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再如， 1966年夏天从北京到全国的“红色恐怖”，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代表的中学“老红卫兵”和各地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但是不少研究文章里竟一概称之为 “造反派”的罪行。
这一扭曲了的集体记忆，还表现为对记忆对象内延的无限扩大。具体而言，“造反派”成了一个集恶势力之大成的记忆公约数，文革中林林总总的害人者，从文革初期的党委、工作组以及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红八月”里的老红卫兵；1967年“一月风暴”中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军队和群众的代表，1968年建立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制造冤错假案的专案组，甚至林彪军人集团和“四人帮” 集团的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归入“造反派”的阵营。其结果是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迫害现象被简单化了，迫害的主要制造者 -- 集权制度和国家机器的罪责被轻描淡写了，而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一翼 — 造反派却被妖魔化了。在文革后许多社会名流的回忆和控诉中，甚至巴金老人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混淆迫害者的现象。1966年7月初，巴金刚在杭州作为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返回上海，立刻被当时的上海市委指示作协指令他“参加运动”，随即立刻被他们组织的“革命群众”大字报打入了“牛棚”。以后巴金老人便长住“牛棚”十年，历经了“革命群众”— 造反派 — 专案组— 工宣队 -- “四人帮”集团成员几十次的的大会批斗。然而，在他晚年有名的《随想录》中，对形形式式的迫害者们用的也常常只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派”的符号。
集体失忆的主要原因来自误导
追溯上述错乱的集体记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是一些在1966年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社会名流，因为长期身处“牛棚”，对“桃花源”外的群众运动已经分不清什么“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因为文革结束后的主流媒体上对“造反派”的一片讨伐之声，自然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众” 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巴金和不少文革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晚年回忆录中的混淆，大概都属于这一类的错误。其二是一些中共老干部和社会名流，但又无法向最终又带给了他们荣华富贵的党发作，心中又对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群众有气。便就自然地紧跟党已经定下的官方口径，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革后官方舆论误导的结果。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老官僚集团，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其逻辑结果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这里仅举一例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如果你检索一下自1976年 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便会发现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
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
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
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
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文革”中批判斗争的烈火一直烧到偏僻的山村水乡，“文革”反思
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保存了这样难得的历史镜头。（卡玛提供）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
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
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
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
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
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
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
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
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
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
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
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红卫兵跟随毛泽东革命，有股“不怕上刀山下火海”的劲
头。“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回顾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卡玛提供）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招收工农
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
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
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
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