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有一本书《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那段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或许很陌生了，但是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看了几篇，都很受震撼和激励，现将其中一篇摘抄于此，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慵懒怠惰了、失去理想和目标了、觉得生活没劲了，那么请你看一下。
北大荒 香港 北京 思馨
我和共和国同龄。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岁去香港奋斗，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个年龄，很多人，已经服老了任命了，甚至退休了，而我却不，我自觉我的青年时期被耽误了，现在有那么多的机会，我不靠家产、遗产、背景、后门，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寻求着人生价值。有起步，无终点。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感到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青春活力，朝气蓬勃。我感到我生存的每一天都非常有意义。
我自觉我的精力不应放在回顾，而应放在不断地寻求，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寻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听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血统论使许多出身不“红”不“纯”的学生遭受挫折。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且有海外关系。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因出身政审不过关，失去了成为一名专业网球运动员的机会。因此当学生中上山下乡的倡议刚一发出，我就成为全校第一个报名者。1967年当我以连长的身份和二十几名同学一起来到北大荒时，我如释重负：我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家庭包袱。从此，我将是我自己，我一名革命的兵团战士了。
从北京来到北大荒，我感到这里与北京的巨大差距，与以前生活的巨大差距，胸中充满了改造、建设北大荒的激情。我不怕脏累，专抢重活苦活干。我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扫盲办校。
正当我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干打擂妇代会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3月28日，我母亲被打成反革命，里通外国的嫌疑而入狱。在那个时代，我立即成为关、管、押子女，被编入“牛鬼蛇神”班。从此，我——19岁的少女被列入另册，作为仅有的女性与有各种罪恶史的男人们一起接受监督改造。根据区别本人和其子女的政策，我被任命为“牛鬼蛇神”班的班长。整天同一帮男性“牛鬼蛇神”在小兴安岭的山脚下脱砖坯。
为了保护自己，我给自己修了一个厕所。为了表明我不是一个弱女子，我咬紧牙关，凭借运动员的体质，承受了伐木、脱坯、烧砖、盖房、烧几百人吃用的水等所有壮男劳力才能承受的重活脏活。
那的确是非常的岁月，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伴着从小兴安岭山脉传来的狼叫声，挨户叫“牛鬼蛇神”起床。当这些人陆续来到砖厂时，我已高挽裤脚和泥摔泥了。我一天脱上千块砖坯，得一个壮男劳力供泥才赶趟儿。我上窑烧砖，挑着四十块砖坯来往于距地面十米高的跳板。烧窑的铁钩子有十米长，十根筷子那么粗，几十斤重。脱坯、搭窑、烧砖、封顶。什么活儿我都干了，什么苦我都受了。脱坯，东北的小咬叮得我满脑门都是包，痒的难受只能抓把泥往头发跟上糊。我不知道现在的女青年如何想象我那时的模样，那时我19岁。一次砖窑封顶差点把命搭上。难忘那天中午临到封顶，老职工有事回家了，窑上只留我一个人。不一会，眼看着黑烟变成白烟了，该封顶了!我赶紧挑上两框土上跳，这跳是一块宽三十公分的板子。突然我脚下一闪，陷进坑里，我下意识地用右手一压，平稳住身体，匆忙封了顶。过了一些时候，老职工回来了，上窑查看。他刚上去，就大声叫喊：“你是不是陷进窑坑了，真玄啊，掉进去就烧成灰啦！”我还开玩笑说：“烧了也不错，以后你们再烧窑时就能想起我了。”他一个劲儿地念叨：“危险啊危险！要是真掉进去了，怎么向你北京的家人交代啊！”说实话，我哪儿还有家？北京的家被抄了，爸爸进牛棚，妈妈进监狱，哥哥弟弟都到内蒙插队。我那时对死毫不畏惧，觉得烧死了倒超脱了，因公而死还我一个干净的名分。
作为“关、管、押”子女，我被安排干最重的活儿。我每天一早一晚，拎着十几斤重的水桶，从十几米深的水井里打水。冬天，井口四周积了厚厚的冰，我几次在井口摔倒，险些掉进井里，现在想起，自觉那时的我真命大。每天我要挑三十多挑水，烧直径一米的大锅。然后赶着牛车去地里送水。过去是两个壮男劳力的活，现在我一个人全包了。没有人替班，没有休息。我因此出名：四连有个女的，特别棒。烧全连吃的水。除了规定的，我还自愿多烧一些水给女知青洗脚用，缓减女知青因寒冷所患的妇女病痛。
我做过女石匠、盖过房子、跑砖、砌墙、砍椽木、修民房，经我手盖的房差不多有三栋了。现在的女青年恐怕很难想象我是怎样做了那么多原本是男人干的活。
那时多数知青都能收到家里寄来的衣物。而我家破人散，自然收不到家里的任何东西。尤其是逢年过节，别人探亲回来哭，我躲在被窝里哭。人都需要爱和被爱。在爱少得可怜的年代，我付出了，也接受了极少却极珍贵的爱。我一有时间就帮老农干农活，帮男同学做针线活，掏女厕所的活我全包了。我干重活吃得多，一些同学送一些粮票给我，一个月我要吃65斤粮食。每次挨完斗，一些好心的贫下中农就偷偷地叫我去他们家，给我做好吃的东西，一些好心的同学也留好吃的给我。他们大多因为与我亲近遭到麻烦，他们以此为代价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励。
那时我不怕死，但我清楚我不能死，我要坚强地活着！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证明出身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要以最好的实际行动，让任何人都找不出藉口说我是狗崽子。我做体操，听广播，在寒冷的冬天坚持锻炼身体。我要以好的身体迎接光明的一天的到来。
后来一天我忽然醒悟我不能像苦行僧，心甘情愿被压在最底。我开始找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我在连队乒乓球比赛中表现了出众的球技，被调到团球队并在团里当老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感我们国家城乡贫富差距之大。穷孩子们要走一百多里路带着一星期的干粮来读书，铅笔只有一寸长还在用，没有本子就用裁下来的报纸边写字。面对这些求知艰难的孩子我愿为他们做我能做的一切。我把自己带来的衣物都分给了他们，我尽全力教他们知识，一年后，我成了全团的优秀教师。1973年，选调北京教师，我被推荐。于是，告别了生活近七年的北大荒，我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当教师期间，我是本区的先进教师，在五年的教师生涯中取得成绩。1973年我母亲被平反出狱。1979年，全家决定赴香港定居。那年我三十岁，这个年龄去香港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但是我在大陆又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公平竞争的机会，于是我选择了去香港从头开始。
在香港我去了电子管厂，从包装工开始做。我一边干一边学，这里全部是现代化的流水线，我不喝水不上厕所，拼命干，拼命学技术。一步一步被提升，三个月后，我已经做流水线的龙头了。
后来，我偶然在日本一家大公司的写字楼做初级文员。我不懂粤语和英语。新的挑战使我必须又一次从头开始。香港的写字楼8点上班，我每天清晨6点来到公司，学语言，学打字，学电脑。那时我母亲生病，为维持生活，我必须兼职教国语，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为了省钱，我走一半路，做一半车。中午吃最便宜的午餐。香港同事以为我坚持不下来，其实有北大荒的经历垫底，这些困难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我想，在香港竞争，跟在别人后面追是不行的，要做别人做不到的。我的组织、管理能力，比刚毕业的香港青年强。我常常跟着工程师下地盘，了解工人上班时间、设备、操作环境、工作量，从而有效地安排工人工作，省时省力并为老板省了不少钱。为此，三年后我被提为主管，这使同事们很惊讶。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虽然不懂专业，但我懂得与人打交道，我有北大荒的艰苦生活经历，有很深厚的社会生活底子，我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我今天在香港表现的竞争能力，源于北大荒的磨难。
在香港，每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但是，机会不是坐等而来，而是要争取。我在这家日本公司做了8年，成为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我觉得自己比刚来香港时丰富多了。我常常考虑如何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有强烈的想发挥自己领导才能的欲望。恰在此时，一家美国大公司请我做中国贸易经理。我回到北京，边学习，边实践。我依靠老同学老朋友为公司顺利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我因此得到了一百多万港币的佣金。第二年我为这家美国公司建立了分公司，我先做分公司的经理，后成为股东、公司董事。两年后，我和朋友合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到大陆投资、办厂。到目前为止，在大陆的合资厂已建立了十家。
现在我感到，社会发展有学不完的东西。你不能称自己是成功的，但是据我自身的条件，自身的经历，我所取得的成绩，至少说明我没有庸庸碌碌地荒度人生，而是尽力而为了。特定的环境铸成我失败的婚姻。我不愿，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经受建立、建设家庭的磨砺。我的兴奋点在于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一个人是否愉快和幸福在自身的感觉。我认为幸福的感觉应该是对社会做贡献，做实事，体现自己是于社会有用的，体现自己的价值。应该把痛苦的经历变成一种知识。由于我比一般人经历的痛苦多，因此我比别人得到的多。记得一位香港经理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大学生都不如你？”我无法回答，只能说：经历不同。
我的故事对于现代女青年可能好似天方夜谭，但这却是我真实的经历，我有血有肉的真实感受。平时我自己不沉湎于回顾，也不送给朋友们回顾。这次如果我的故事能给读者朋友带来启示和激励，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