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2Cul4U4 于 2005-3-04, 11:46:12:
回答: good wishes, and i think most overseas share these 由 kma 于 2005-3-03, 19:02:05:
冼岩：中国政府搁置政治改革之谜
中国改革历来被某些人讥讽为“跛足改革”，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些人轻率地将中国搁置政治改革归结为领导人的顽固保守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换言之，他们认为：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在改革路径上作出了不同选择，不是由于相同人性在面对不同情势时作出了不同判断和不同抉择，而是由于不同的人性。
这种论断不符合政治学的一般规范，于其说它是政治分析，不如说它只是道德评判或政治宣传。值此北京两会之际，笔者试图超越这种主观设定人性、人心的流行观点，从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客观情势出发，揭示中国执政集团搁置政治改革之谜。笔者认为，破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不同于自有人类社会组织以来即决定兴衰存亡的“有效性”问题，“政治合法性”是近代才浮现的问题，它是随着启蒙时代人类的理性“复兴”而成为问题的。在民众习惯于盲目服从的蒙昧时代，不存在政治合法性问题，或者说此时政治合法性仅仅只是政治有效性的一个方面。
只有在民众（首先是知识阶层）摆脱了愚昧盲从，理性伸张出主动的政治要求和政治选择时，合法性才成为独立的政治命题，甚至成为现代政治学上最核心的命题。
虽然政治合法性是在19世纪末的马克思.韦伯那儿才得到明确论述，但是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对现实政治制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设想都可以归结为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核心是政治秩序凭什么赢得民众的理性认同，或者说理性人愿意接受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因此，所谓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实质即是将所有现存的、可以设想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从中选择出自己最愿意接受的政治秩序。如前所述，合法性问题是在近代政治秩序有了可供选择的多种形式、摆脱了愚昧盲从的理性人有了主动选择的能力之后才凸现的政治课题。
二，当代中国拒绝政治合法性的游戏
由于对合法性的评判需要理性人从对各种不同政治秩序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所以自从“合法性”成为问题以来，没有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比得上民主制度。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其普世性就在于它至少在形式上许诺将最终的政治决定权交到每个理性人手中，由他们自己作出抉择。民主制度对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在于，这种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它为民众对政治秩序进行合法性比较、并依据这种比较作出选择提供了政治机会和制度性设置。因此，在合法性方面，没有一种制度竞争得过民主制度；如果由民众依据合法性来进行政治选择，那么唯一的胜利者只可能是以普选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
正因为如此，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们极力张扬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将其突出为政治上的首要问题；而非民主制度必然回避或取消对政治合法性的讨论。民主主义者对合法性的这种突出和强调，在很多情况下是能够成立的，但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
中国的执政集团已经明确拒绝了以普选制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批评者要么将这种态度归结为中国领导人的顽固保守，要么将其归结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如前所述，以人性的不同来解释持续的政治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1949年以来中国执政者的责任心不如其它东西方国家的同行；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不足以阻挠执政者的改革决心。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具体展示了在集权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在外界和民众的支持下，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包围，厉行改革；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丝毫不弱于中国。
只能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中国领导人面对具体情势所作的理性选择。对于民主化转型，中国领导人与前苏联领导人有着不同判断。政治改革或许是可以完成的，但其结果极可能是悲惨的。一方面，民主化改革必然使政府丧失强势地位，使社会资源丧失最有力的整合手段，在国际竞争中沦为弱势、任人宰割；另一方面，民主化必然要释放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激化冲突，使社会分工与合作赖以维持的基本秩序难以为继。前苏联的社会转型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判断，与前苏联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中国，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惧于这种后果，中国执政者才断然拒绝了政治“西化”。这种拒绝，不是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的短期化行为，恰恰正是政治责任心的体现。反之，中外各种关于“民主即行”的鼓噪，不是出于一己之私的不负责任，就是从教条理念出发、昧于现实的误判。
正是由于必须拒绝西方民主，所以也只能搁置政治合法性问题，消弭或推迟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因为任何对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关注，其落脚点只可能是以普选为核心的民主制度。
因此，执政当局对学界民间整全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及其探讨始终持排斥态度，即使是对迥然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替代性方案，例如康晓光的“现代仁政”，官方也予以压制。当局明白，各种替代性方案在完全开放的合法性竞争中争不过完全顺应“理性人”天性诉求的民主制度，只能依托政权有效性的支持。但是，如果一种政治秩序仍然具有有效性，它就不需要借助独立的合法性的支撑，有效性本身就构成了合法性（即政绩合法性）；如果它不具备有效性，它又凭什么来支持替代性方案呢？只能被迫让位于独立合法性最充份的民主制度。
正因为如此，合法性和整全性的政治解决方案成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禁忌，当局只支持对局部细节进行的理论修补、支持改善社会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思路。执政当局的整体战略很明确：搁置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讨论（不争论），全力强化有效性，以有效性替代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减少未来的政治震荡，争取使政治改革在未来呈水到渠成之势。
这样一条以经济社会的变化来铺垫政治演进的路径，比之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政治转型，实际上是对西方几百年来社会演进过程的更准确浓缩和模拟。
三，政治有效性与政治改革的矛盾
政治有效性是指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效率，它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等多项指标，其基础是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即维持社会分工与合作所必需的正常秩序，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力不受重大挑战。
考察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的诸多要素，不难发现维持稳定的条件是动态的，很难仅仅以静态指标予以说明。它关系到民众对现状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处境的接受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思想界各种舍宪政民主以外的替代性方案都能有助于民众对现状的认同和接受，在某些方面可以增强政治的有效性，延缓冲突或危机的爆发。由此推断，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拒绝了“西化”后似乎可以走上一条新的路径：或者从上述替代性方案中重建合法性，增强有效性；或者在普选制以外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程序性设置，缓解矛盾和冲突。
但是，除了在“普世价值”和国际示范的强大压力下被动作出一些姿态外，中国政治并没有走向这个方向，而是基本维持在权威体制的框架内原地踏步踏（最近中央党校颁发的“保持先进性”教材，其中竟然保留了“资本主义是垂死的，社会主义即将胜利，资本主义的当前繁荣正说明其已经是回光返照”之类的荒唐言）。撇开对人性、人心的妄自猜测，从客观情势来分析这一现象，人们不难发现：尽管上述替代性方案或民主化的初步措施能够在某些方面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但它们却在根本方面与权威政体的政治有效性发生冲撞，损害了权威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依托。
不同于民主政府由政府制订规则，社会各种力量在规则下各自发力，自发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设计，权威政体的基本设计是政府作为社会各方的仲裁者和指导者，它必须平抑多种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力量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前进方向。权威政府凭什么来平抑矛盾、整合社会？凭的就是自上而下、触角遍及全社会的党政体系（组织构架），依靠的是庞大的官僚阶层，驱动这一切的是由上而下、独一无二的党政权威。体系、官员、权威，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权威政府行使执政权力的基本手段。
从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而言，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与民间主要只在规则的制订与遵行上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一般是轻微的，可以通过法治予以调节。因此，民主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政府与社会的矛盾，而是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主要危机不是权力失范，而是在规则条件下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赢家通吃”走到极端。在权威政体下，由于政府必须引导、强制社会各阶层走向统一目标，因此政府目标与社会各阶层短期利益的冲突就被突出为重要矛盾--如果它不是当前最重要矛盾的话。满足不同利益的物质条件的贫乏，更加剧了这种矛盾难以调和、只能压服的性质。政府为了在目标不一致时获得全社会的服从，不但必须拥有无可抗拒的权威，它本身也必须服从自上而下的权威构架。任何对民众政治参与的开放或自下而上的程序设计，都将削弱权威政体的这种基本执政能力，损伤其有效性。即便是强调中央政府权威的康晓光“仁政”，由于它必须首先培育出另一种精神权威“儒教”，然后将此一权威与原来的党政权威相对接，因此也必然在新权威的培育期间对原有权威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构成否定，同时对政治有效性构成风险。
这种政治有效性与政治改革的矛盾，限制了社会政治演进的试错空间，使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它最严重的负面效应是：使执政党对权力的监督从根本上说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而不能指望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这无疑是对权威政体的最大挑战。
政治腐败的实质是权力部门和个人以公权谋私利。通过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和腐败，历史上尚未有长期成功的有效经验。按照吴思的分析，这是由于官僚阶层可以依托信息垄断来对抗执政者自上而下的监管。在现代工商社会，执政者获得信息的技术和社会条件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是否足以打破官僚阶层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将权力扩张和腐败抑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仅仅依据现有资料还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对此，执政者本身也不可能信心十足、成竹在胸，毕竟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在这种信心不充份以及内外压力所导致的危机感下，执政者也愿意作出一些尝试，希望能够在不动摇执政根本的情况下借鉴一些其它政治模式的手段，修补自身缺陷。但是，这种尝试始终只能在一种利弊轻重的权衡下谨慎从事。当执政者察觉这种尝试有可能对权威政府的根本执政能力造成实质性损害时，尝试就会被终止。
例如新闻监督就是借鉴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外部监督手段，自1990年后期以来，以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为代表，中国的新闻媒体普遍加强了对基层权力的监督性报导，很受民众欢迎，涉事官员也能感受到“被监督”的压力。这本来是既可以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又可以获取民望（即合法性认同）的好事，但自从去年十七省地方大员联名向中央反映，称舆论监督“歪曲了党的基层干部形像”以来，执政者即被迫中止了对新闻监督的尝试，大幅压缩了舆论的言论尺度──这并不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舆论监督迄今未涉及省级层次），而是执政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根据新情况对限制基层权力和维持基本执政能力这两种需要作出了新的权衡。
再强大的东西，也有它自己的软弱之处，也有可以轻易致命的罩门。权威政体的罩门一是最高执政者个人在整个执政集团中无人可予挑战的核心地位，二是整个执政系统自上而下的权威（不是执政者个人在民众中的威望）。一旦后一种权威遭到损害，执政系统就会面临难以驱动的困难，再庞大的官僚机器也将形同虚设；或者虽然可以驱动，但却不再畅通、滞碍重重，执政系统将失去对外界变化的敏感和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政府/国家将失去对民间/社会的掌控能力，各种长期被政府力量所压抑的矛盾和诉求必然起如雨后春笋，整个社会的政治力量对比将发生快速变化，权威政体的分崩离析可能也为期不远。因此，权威政体十分警惕这种对执政体系权威的威胁，努力将这种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四，政治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弹性化
李慎之曾经对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提出疑问，那就是“这个体制是否还具有能够承受改革的足够弹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动态的，体制弹性不仅仅取决于体制本身，也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即社会结构是否具有弹性。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较强的刚性结构之中：拥挤的人口、贫乏的自然资源、人均经济收人水平低下、广阔疆域内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的千差万别、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历史积累及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众多矛盾冲突，等等。在这样的刚性结构之中，政治改革缺少试错空间，随时可能车毁人亡。
因此，社会结构的弹性化是启动政治改革的前提。只有在能够包容冲突和失误的弹性环境中，政治改革才不会动辄导致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执政集团搁置政治改革，先经改后政改的渐进策略，符合中国改革具体情况的具体需要。
从权威体制本身而言，刚性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无法赢得开放条件下的合法性论证，因此它只能限制政治参与的开放及其思想讨论，这就是所谓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二是它主要只能对官僚权力从内部实施自上而下的监管，由于这种监管的有效性尚不明朗，权力腐败有可能愈积愈厚、最终对执政能力造成根本性损害，因此在有效性方面也潜伏着危机。
前一危机在政治改革条件成熟之前无解，但只要权威政体的有效性存在，它就可以有效性替代合法性（即政绩合法性），危机就始终只是“潜在”，不会爆发。后一危机才是对权威政体的真正致命威胁，也是对中国全社会的致命威胁。如果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不能有效约束权力，权威政体的有效性就必然丧失，它就既丧失了存在的理由，也丧失了存在的可能，中国社会就不得不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启动民主化转型。如前所述，这种转型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整合力量的丧失和长期被压抑能量的集中释放，可能致全社会于灾难深渊。所以，执政党自己也承认，腐败可能亡党亡国。
依据康晓光从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组织（这是两个被公认为具有自由主义立场倾向的国际组织）2003年公布的全球治理评估报告、世界发展报告及透明国际年度报告等各国资料所作的比较分析，一国的政治清明程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达程度高度正相关，与其它因素相关不明显，这一结论与历史上经济发达国家（例如20世纪前期的美国）政治由黑暗到清明的转变轨迹相吻合。因此，反腐败也可视为一国经济发展速度与权力腐败对社会破坏程度的赛跑，关键要看社会的稳定性能不能支撑挺过经济起飞的腐败高发期；具体到中国，还必须挺过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经济转轨期。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权威体制的反对者一直声称现阶段权威执政集团“绑架”了全国人民。这种俱荣俱损的关系称之为“绑架”也无不可，不过这种“绑架”并非由某一方有意为之，而是由客观情势自然形成的利害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全社会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权威体制内部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因为这是目前形势下的“次优”；舍此而外，其它道路都只会导致“更糟”。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无奈。因为这种无奈的宿命，中国人不能不对执政集团“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的行动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