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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jhuang 于 2005-2-25, 01:37:32:

老中医的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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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中长期规划的呼吁书

尊敬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根据党的***精神,***总理亲自领导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工作,现已进入关键的战略研究攻关阶段,这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成形时期,将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但是据了解,在规划中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这些长期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忧心如焚。我们认为,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中国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大课题。故郑重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纳入中长期规划。因为:

首先,中医药确有比较优势,能解决13亿人健康问题。

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中华民族在无数次瘟疫侵袭下从未像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在SARS 这场灾难中,中医又做出巨大贡献: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7%(广州中医介入最早,死亡率不到4%),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并非与病毒对抗,而是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给邪以出路。西医要先找到致病病毒,再找到杀灭这种病毒的药品,未找到病因之前无法决定治疗方案,更无药可医。中医之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调动人体自康复能力以恢复健康,所以在治疗病因不明疾病和多因素疾病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而且,西医治疗一位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诚如吴仪副总理2003年5月8日指出的: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汉建安年间流行伤寒病,张仲景提出伤寒论,有效制止了当时的伤寒大流行。明代永乐到崇祯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又制服了这些不同于伤寒的传染病。曾是历史上可怕传染病的天花,北宋年间中国就发明了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来才传入欧洲。

1956年石家庄乙脑流行,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脑,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中医用透疹清热之法,所到之乡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曾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234”。

其次,中医药关系到国家的功能运转和国家安全的维护。

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的报告《新出现和再度出现的传染病对全球的威胁》中明确指出:大部分国家面临的威胁已由敌对国家直接军事攻击转为'灰色领域'的挑战,如传染病不可控制的蔓延等。现代科学虽然高度发展了,但今天疾病的性质及威胁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得多,不仅有近几年突发的从前未曾想象到的致命疾病如艾滋病,还有几十年前出现过并被认为已得到控制的疾病又卷土重来,如结核病,并且毒性更大,抗药性更强。这是因为现代医疗研究的性质和导向,越来越偏向对微生物的大规模的灭活,打破了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精确的生理平衡而造成的。如对此不加以重视,对一个国家的功能运转和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兰德公司的报告表明,美国正在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认识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寻求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

中医强调“天人相应”,主张人与自然(包括细菌、病毒等)和谐共处,通过中药、针灸等多种方法,调整、激发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来祛病健身,而不是去与细菌、病毒搞“军备竞赛”,这正是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正由于此,只有我国的总理才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这种特有的哲学理念、防治疾病思想,对于卫生突发事件如“SARS”的控制乃至对将来可能的外来恐怖手段攻击的防御,对于国家强大的公共健康系统的健全和“大国防”的建立,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三,中医药是解决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键。

“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现在约90%的农民是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199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仍高达1.2亿,其中约50%系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农村的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奔小康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改变弱势群体缺医少药状态,想单纯靠西医药是不可能的。且不论美国已意识到西医药的种种弊端,开始质疑西医药的方向,就是其越来越高的医疗费用也限制其成为我国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如,美国仅2.8亿人,2000年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已高达1.3万亿美元,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但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高达4650美元,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误诊率达50%以上,且对绝大多数多因素疾病束手无策。因此,美国这种以现代生物医学为主的卫生保健模式不可能在全世界,更不可能在13亿人口的中国推广。

中医药“简便廉验”,在预防及治疗慢性病、疑难病以及新型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尤有所长,目前包括美英等在内的西方国家医疗卫生界也开始认识到我国中医药的优越性。所以唯有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保健体系,才可能解决中国特别是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并成为全世界医疗模式的典范。

第四,中医药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希望成为千古罪人。

吴仪同志最近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

但是,百十年来,由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中医药始终处于被质疑、被排斥、被改造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原中央卫生部贺诚、王斌等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要予以彻底改造;尽管他们被撤职,但其影响仍在:违背中央“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全国中医1949年27.6万人,2001年33.4万人,只增长21%;西医1949年8.7万人,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仅2449家,二者之比约4:1。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而且绝大多数早已不是真正的中医院:大量采用对中医诊断毫无助益的西医检查化验,首选西药,等等。中医也不敢用中医手段抢救病人,万一出了问题,不受法律保护;而用西医,则无此虞。近些年来,中医已无自己的临床基地,处于西医辅助疗法的地位。

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104所,中医院校32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中医院校的规模很小,而且都是中西医“结合”院校,培养西医医助的院校,没有一所真正的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想看病,实际培养的是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

今天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丧失了主体地位,实际上多是用西医的思想、理论、方法、手段、设备来研究中医,验证中医;甚至有人唱出中医药要和国际接轨的“高调”,致使中医药研究几乎完全西化,使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异化中蜕化,失去了临床指导作用。基础理论研究的从属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医药学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身怀绝技和有一技之长的名老中医越来越少,1965年以前毕业的中医大夫已经全部退休。1977年以后入学的中医学院学生,基本上是两个中专水平。如果我们不及时抢救名老中医的知识和临床经验,那我们就将失去最后的机会。

中医药如此发展下去,要不了20年,真正的中医中药将不复存在。如果中医药消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因此,我们呼吁将中医药,特别是包括经络在内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重大疫情的预测预防研究等,作为重大科技专项纳入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整理,按自身规律不断完善,实现中医药自身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更是确保13亿人民健康、建立“大国防”、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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