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邓力群是“左王”。翻阅了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 1975-1987）》之后，觉得仅“左王”还不够。至于够的是什么，我还想不清楚。有人说邓力群是牛脾气，我看他不是简单的“犟劲日死老叫驴”。他可能是邪灵附体，是撒旦的恶棍。

　1978年，已经六十多岁的邓力群到日本访问。他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身临其境看资本主义。在此之前，他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邓力群在北平读书，当时北平有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接触。那时上海也有资本主义，可是没去过上海。抗日战争时期邓力群在延安，延安连草都不长，更不长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邓力群到东北工作，日本人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共产党的工作又在农村，仍然没见过资本主义。

　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被消灭。所以直到这次访日，资本主义究竟几个鼻子几只眼，邓力群根本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没有切身体验。”

　看到这里，我感到又滑稽又悲哀。邓力群，及其与邓有着共同经历的许多人，包括毛泽东，不全是这样吗？反了大半辈子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连资本主义什么样都没见过。不仅没有吃过猪肉，而且也没有见过猪跑。纯属个人观点倒也罢了，他们是政治行动，是革命。这样的盲人瞎马、横冲直撞，岂不把中国害惨？这哪叫左呀，这叫心理发育不全，这叫大脑根本缺根弦儿。他们可能通过曹禺话剧《雷雨》里的周朴园见过资本主义。可是周朴园是周朴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正如现在那些黑心煤矿主不等于资本主义。

　1979 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想让王若水做理论局局长，兼副部长。邓力群书中写道：“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些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王若水）是第一人。”

　 如今邓力群也堕落了，沦为与王若水一丘之貉的地步。王当年只是一段一段的文章拿香港去发表，而今天邓是整本大书拿香港出版。按邓自己的逻辑，他要比王更 “靠不住”，更“有异己性”。邓力群在书中多处说，他当年的某个做法或某个观点，“到今天还站得住”。实际上是当年就站不住，现在更站不住。

　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时，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反右、大跃进、文革，简直罄竹难书。“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邓力群有办法，“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邓）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犯过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也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这个歪理邪说的发明者原来是邓力群。你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正是你们党的错误所在、邪恶所在，也正是你们党不断残害中国人民的制度根源。你们党如果也依靠你们党外的力量，就可能连犯错误都不会犯。实际上你们党欠人民的血债泪债一点也没有还。这是血的教训，这是举世无匹的无耻，可是这个邓力群居然能把它吹得天花乱坠。

　1983年，邓力群抓出版工作。他提出：“出版物要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这是文革的遗风，也摧残了自然科学。这个妖令至今谬种流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第二期研究生班开学，邓力群都去讲了话。当时他是社科院党委书记。他说：“研究生院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你们来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这一条就学下去，如不同意这一条，随时提出来，随时退学。”

　这两期学生毕业时，他又去讲话，说：几年下来，如果你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怀疑，更加不相信，“我希望你们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毕业生。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不必写这一条。我们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相信的就来，不相信的就走”。

　嘁！当年你们地下党的时候，不仅隐瞒你们的政治观点，连党员身份都隐瞒。那时你邓力群怎么不这么牛 BI？还“从来”呢。——净放老鸹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