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来自
http://www.xys-reader.org/message/readm.cgi?start=191
这个讨论区前几天很热闹，讨论程安春张大丙的事情，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发文给版主？）

评中国农业大学张大丙的《公开信》
----好事者

引言：
那天，收到张大丙（以下简称张）手机发来的短信，内容大致是：到某网站看他写的“致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程安春教授的公开信”，……张大丙对此表示感谢。
我与张大丙在2004年的贵阳学术会议、2005年的雅安学术会议、2006年的长沙学术会议、2008年的扬州学术会议有过交流，算是一般认识的朋友，张能够将他这样的决定告诉我，表明他告诉此消息的人的范围很广，看看这些天的评论，不知道有多少是张的朋友所为？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这些朋友如此帮张的忙只会对张有害而无益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追踪程安春（以下简称程）课题组的研究进展，对程的研究有所了解，程为人很低调，怎么会卷入如此匪闻？程是否知道张的所为？
就我对程的课题组的了解，他们2002年启动了鸭肝炎病毒的基因组计划，2003年启动了鸭瘟病毒的基因组计划，2004年启动了传染性浆膜炎的基因组计划，也陆续有相关文章发表。
看完张的《公开信》后,起初觉得张敢于直言。
仔细分析张的《公开信》后，发现张的直言并无依据，是其“手稿”被拒后诱发的一系列猜测和发泄心中的不满，其核心是以一个假定的结果为结论，通篇是以假设和推论为基础，多处出现“如果怎么样,那就怎么样”这样的论述,似在写小说，以至于漏洞百出；有些是以自己的实验结果去推断和判断对方实验结果是否合理，这未免有些霸道和不讲道理；有些是以自己的主观臆断去判断对方实验结果是否真实，似乎自己就是金标准或国家标准；有些是张并不清楚对方实验材料背景而根据自己的了解进行推论;有些是以网友不懂此方面的专业知识有意(无意?)误导网友；有些显然是张的错误却有意而为之。
通过查阅张提供的论文线索及其相关资料，深感《公开信》的出现是有背景的，根据我的经验，张与程可能在争什么（因为张提到的文章，实属破文一篇，一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PCR实验，值得程按照张所推论的去这样做吗？），因为程在兽医届享有盛誉，张如此发表《公开信》，且以提问的形式出现，一旦给对方造成伤害，也能够引身而退（注意是公开信，冠以学术讨论之名称，语言的使用也经过字斟句酌，通篇使用“是否……”、“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我怀疑……”，等等字眼,有逃避诽谤的嫌疑）。
经过仔细分析张的《公开信》和相关资料后，张所讨论的程的论文在写作上一些地方确是存在瑕疵，世界上没有无瑕疵的论文，这些瑕疵在很多作者的论文中普遍存在（包括张的论文，后述），但无法支撑张所提的6个问题，因此张是否涉嫌通过此事炒卖自己？是否涉嫌……？

正文：
为便于网友阅读，下面以“张的原话”或“张关于……”或“张谈到……”和“我的评论”来进行。
1.1 张的原话
　　一、“文章二”中用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为何不引用我们的文献？
　　“文章二”描述的是检测血清1型鸭肝炎病毒(duck hepatitis virus 1, DHV-1)的RT-PCR方法的建立与应用。在该文的讨论部分，“作者”写道：“Based on the data analyzed from the 3D gene sequences (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 EF064886, EU106104, EF064886, DQ864514, and DQ864515), we established a specific RT-PCR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DHV-1.” 这句话表明，这5条3D序列对于该RT-PCR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作者”没有引用与之相关的已发表的3篇文章中的任何一篇作为参考文献！
　　注：5条3D序列应为4条，程安春教授及其合作者提交的EF064886和EF064886相同，属重复列出，除这条序列没有文献可供参考外，其余3条序列(EU106104, DQ864514, DQ864515)均是我及我的合作者所测定的，分别有与之相关的文章：
　　(1) 与序列DQ864514有关的文章: Ding, C., Zhang, D., 2007. Molecular analysis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1. Virology 361, 9–17 .
　　(2) 与序列DQ864515有关的文章: 丁春宇, 张大丙. 鸭肝炎病毒基因组3’末端序列的克隆和分析. 病毒学报, 2007, 23(4):312–319.
(3) 与序列EU106104有关的文章: Wang, L., Pan, M., Fu, Y. and Zhang, D. 2008, Classification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into three genotypes based on molecular evolutionary analysis. Virus Genes 37, 52–59.

1.2我的评论
首先要搞清楚写论文为什么要标出引用的参考文献？其关键在于，要读者能够清楚知道参考文献的出处和便于查找，对参考文献的作者也是一种感谢，“文章二”的“作者”已经清楚地标出GenBank accession numbers，已经达到和明示引用某某作者的文献的目的和效果，符合国内外这类选题论文的规范。张怎么会在此处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一个基本常识的错误？何故？

2.1 张的原话
　　二、“文章二”为何对被引参考文献作者改名换姓？
　　“文章二”的文献部分以及“文章二”中引用下述文献的对应部分，共有5篇被引文献中的15个作者被“文章二”的“作者”改名改姓，其模式是以第一个名字为姓，将第二个名字和/或姓作为名字。这5篇文献分别是：
　　(1) Changsun, C., Seung, K.H., Chanhee, C., 2004. Development of nested RT-PCR for the detection of swine hepatitis Evirus in 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tissues and comparison with in situ hybridization. J. Virol. Methods 115, 67–71.
　　(2) Chun, H.T., Nick, J.K., Hsiang, J.T., 2007. Molecular analysis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type 1 indicates that it should be assigned to a new genus. Virus Res. 123, 190–203.
　　(3) Dongyou, L., Mark, L.L., Frank,W.A., 2004a. Specific PCR identification of Pasteurella multocida based on putativ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genes. J. Virol. Methods 58, 263–267.
　　(4) Dongyou, L., Mark, L.L., Frank, W.A., 2004b. Specific PCR
identification of Pasteurella multocida based on putativ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genes. J. Microbiol. Methods 58, 263–267.
　　(5) Dieter, V., Freddy, H., Katleen, H., 2007. Multiplex PCR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high 　　virulence rabbit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ains. Vet. Microbiol. 121, 368–372.

为证实这一点，可与上述文献的作者真实姓名进行比较。2004年的J. Virol. Methods没有58卷，因此无法检索到文献(3)，它可能就是文献(4)，如果是这样的话，文献(3)和(4)为重复引用。这样，共有4篇被引文献中的12个作者被“文章二”的“作者”改名改姓。其中文献(2)在进入In press阶段若干天后被《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Methods》删除。由于“文章二”已进入In press阶段，它不会是“作者”修改的结果，应当是被引文献作者Hsiang-Jung Tsai发现后抗议的结果。

2.2我的评论
⑴首先，关于英文作者的姓和名，采用缩写“姓”和缩写“名”都是可以的，同一个作者的同一篇文章，在被甲刊物引用时被缩写“姓”，在在被乙刊物引用时被缩写“名”，这一点难道张不懂吗？张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类似情况,举2例如下
①按照张的说法，张的文章“Ding, C., Zhang, D., 2007. Molecular analysis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1. Virology 361, 9–17 .”Virology 361, 9–17和Wang, L., Pan, M., Fu, Y. and Zhang, D. 2008, Classification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into three genotypes based on molecular evolutionary analysis. Virus Genes 37, 52–59. 张列出的作者“姓”是对的，而“名”没有写全出来，何故？难道张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②张发表于《畜牧兽医学报》2005，36（3），258-263的“用3种分型方法研究鸭疫里默氏菌的血清型”一文中，同一作者张在文献[1]中列为Sandhu T S，而在文献[11]中列为Sandhu T，何故？
其实，不同国家人的“姓”、“名”、“中间名”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其容易混淆的，文献作者列出的这些现象，在其他作者的论文和刊物中均有出现，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可张却质问程“为何对被引参考文献作者改名换姓？”，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2)张推论“它不会是“作者”修改的结果，应当是被引文献作者Hsiang-Jung Tsai发现后抗议的结果”，好象张就是编辑部工作人员，有何依据？
(3)张在“一”和“二”指出的出现“重复列出”是很显然的，“作者”有责任，编辑人员没有责任吗？责任编辑何用？

3.1 张的原话
　　
三、错误的翻译我国省(市、自治区)名是何道理？

　　“文章二”中，“作者”将我国的北京市、重庆市和广西自治区分别翻译为Beijing province, Chongqing province, Guangxi province，将我国的吉林省、云南省和贵州省分别翻译为Jieling province, Yuennan province, gueizhou province 。

3.2我的评论
(1) 我认为“作者”将我国的北京市、重庆市和广西自治区分别翻译为Beijing province, Chongqing province, Guangxi province是正确的，应该是经过考虑以后特别注明的，是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且便于外国人理解的，因为在我国北京市、重庆市和广西自治区的行政级别就是“province”，province体现的更是一个区域的概念，考虑到“文章二”的背景，城市里面怎么养鸭？因此我更加佩服“作者”翻译的准确性。
(2) 如果张生活在南方的话，就会理解“作者”将“我国的吉林省、云南省和贵州省分别翻译为Jieling province, Yuennan province, gueizhou province”了，因为南方人普通话的发音本身并不准，难道这有什么目的吗？

4.1 张的原话
程安春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承担了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和四川省的多个重大项目(详见文章一和文章二)。从程安春教授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资助，表明程安春教授是我国新世纪优秀人才。从程安春教授获得四川省杰出青年学科带头人基金后续资助项目的资助，表明程安春教授是四川省杰出青年学科带头人。从百度检索程安春教授的简历还得知，程安春教授是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微生态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常务理事、《病毒学报》编委、《中国兽医杂志》编委、中国新兽药评审委员会委员。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上述本属基本常识的问题会发生一个如此“优秀”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身上，但它确实发生了！因程安春教授是“文章二”5个并列第一作者之一和2个通讯作者之一，且作者实际排序第一，因此，不能将这些低级错误的发生推到其他“作者”身上。我不禁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态度？是否对得起国家几个部委和四川省科委所资助的那些重大项目？

4.2我的评论
这一段是张在提问“一”、“二”和“三”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站得住脚吗？有多大的可信度？

5.1 张的原话
　　四、是否涉嫌重复发表
　　“文章一”和“文章二”的内容均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检测1型鸭肝炎病毒(DHV-1或DHV Ⅰ)的RT-PCR方法的建立，二是该RT-PCR方法的应用。
　　该问题的提出首先源于“文章一”和“文章二”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同的RT-PCR方法的建立；再者，在RT-PCR方法的应用上，两篇文章的试验设计思路基本相同；而“文章二”并没有引用“文章一”作为参考文献。
　　(一)两篇文章中检测DHV-1 RT-PCR方法建立部分的比较
　　1.引物：“文章一”所用引物为FP(5′-ACAATGACCCAGCCTTAG-3′)和RP (5′-CCACTGTATCTTCCCTTC-3)；“文章二”所用引物为FP(5’-acaatgacccagccttag-3’)和RP( 5’-ccactgtatcttcccttc-3)。
　　2. 扩增的靶基因：均为DHV-1基因组中440 bp的3D基因。
　　3 .RT-PCR条件和体系：相同，详见“文章一”1.5.1和“文章二”2.4。
　　4. 特异性检测：“文章一”提取下述对照的核酸进行试验，鸭瘟病毒、番
鸭细小病毒、鹅细小病毒、雏鹅新型病毒性肠炎病毒、禽流感病毒(H5N2亚型)、
鸭病毒性肿头出血症病毒、鸭源多杀性巴氏杆菌(5∶A)、鸭源肠炎沙门菌、鸭源
鼠伤寒沙门菌、鸭源致病性大肠杆菌(O78)、正常鸭胚尿囊液、健康鸭肝；“文
章二”以下述核酸进行试验，duck plague virus (DPV) DNA, muscovy
parvovirus (MPV) DNA, avian influenza virus (AIV) RNA, Pasteurella
multocida (PA) DNA, Riemerella anatipestifer (RA) DNA, Salmonella
enteritidis (SE) DNA。
　　5. 敏感性检测：“文章一”中，将强毒株CHv-1的核酸进行系列稀释，取15个稀释度用于检测，使每10 μl中分别含核酸3×1011–3×10-3 pg，敏感性结果为30 pg；“文章二”中，将DHV的核酸进行系列稀释，取15个稀释度用于检测，使每10 μl中分别含核酸3×1011–3×10-3 pg，敏感性结果为3 pg/10 μl。
　　(二) 两篇文章中检测DHV-1 RT-PCR方法应用部分的比较
　　在RT-PCR方法的应用部分，虽然“文章一”和“文章二”的写作风格有所不同，所用样品的细节也有所不同，但经过比较，仍可见两篇文章设计了四个相同的试验，第一个试验证实了所建立方法的可靠性，后三个试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RT-PCR的敏感性或检出率高于Dot-ELISA/ELISA和病毒分离。“文章一”中使用的“临床送检的、并经病毒分离鉴定确诊为鸭肝炎的19份肝病料”用于两个试验，既用于下述试验1，也用于下述试验3。
　　试验1、采用RT-PCR对19份DHV-1核酸进行检测
　　1.相同点: 结果相同，均可从19份DHV-1核酸中扩增出440-bp的3D基因，见“文章一”的图3和“文章二”的Fig.1。
　　2.不同点
　　(1)样品不同：“文章一”为临床送检的、并经病毒分离鉴定确诊为鸭肝炎
的19份肝病料；“文章二”是从我国11个provinces分离的19个野外分离株
(field isolates)。
　　(2)样品获得时间不同：“文章一”样品来自1987年11月至2005年11月；
“文章二”样品来自1985年至2006年。
(3)样品命名方式不同：(详见“文章一”的1.6.2和“文章二”的表1)，请注意有些名称的相似性。“文章一”的19份样品命名为CD871103、NC880302、MY890203、LS900104、DY910405、QS920809、CQ930908、YA940701、CD950607、NC960808、MY970903、LS980605、DY990302、QS001203、CQ011123、YA021011、MY030519、LS040716、DY051106；“文章二”19株分离株命名为D1986、NC1988、MY1989、LS1991、DY1990、QS1992、CQ1993、YA1994、GX1995、HB1996、HLJ1997、YN19、SC1999、HND2000、GD2001、HN2002、GZ2003、LS2004、BJ2006。
　　试验2、采用RT-PCR、Dot-ELISA/ELISA和病毒分离三种方法对人工感染鸭的组织进行比较检测
　　1.相同或相似点
　　(1)感染所用强毒株相同：均为CHv-1株。
　　(2)检测方法基本相同：均为病毒分离、ELISA和RT-PCR，不同之处是,“文
章一”采用dot-ELISA，“文章二”采用ELISA，按“作者”所引文献(Zhao et
al,1991)，应为间接ELISA。
　　(3)对肝脏的检测结果相同：“文章一”中，可从18只死亡鸭的肝脏中检测
到阳性结果(100%阳性率)；“文章二”中，可从10只死亡鸭的肝脏中检测到阳性结果(100%阳性率)。
　　2. 不同点
　　(1)试验用鸭的品种和数量不同：“文章一”用20只健康活泼的1日龄樱桃谷鸭进行人工感染，10只作为空白对照；“文章二”用10只1日龄SPF Pekin
duckling用于人工感染。
　　(2)鸭子死亡时间和死亡率不同：“文章一”中，10日龄时，鸭子死亡18只；“文章二”中，感染后，47-90 h全部死亡。
　　(3)检测组织不同：“文章一”中，取18只死亡鸭心、肝、脾、肺、脑用于
检测，正常对照也进行相关检测；“文章二”中，取10只死亡鸭肝脏用于检测。
　　试验3、采用RT-PCR、ELISA和病毒分离三种方法对保存样品进行比较检测
　　1.相同或相似点
　　(1)检测方法基本相同，均为病毒分离、ELISA和RT-PCR，不同之处是,“文章一”采用dot-ELISA，“文章二”采用ELISA，此处未引文献，但根据上下文和文后参考文献分析，疑为间接ELISA。
　　(2)保存温度相同：均为-20℃。
　　2.不同点
　　(1)样品不同：“文章一”为1987年11月至2005年11月临床送检的、并经病毒分离鉴定确诊为鸭肝炎的19份肝病料；“文章二”为Twenty-two liver samples from ducklings infected with the DHV-1 CHv-1 strain between 1986 and 2006 (1 sample/year; stored at ?20 °C)。
　　(2)结果略有不同：“文章一”中，RT-PCR检出年限为18年，Dot-ELISA检出年限为10年，病毒分离检出年限为6年；“文章二”中，RT-PCR检出年限为22年，ELISA检出年限为13年，病毒分离检出年限为11年。
　　试验4、采用RT-PCR、ELISA和病毒分离三种方法对临床样品进行比较检测
　　1.相同或相似点
　　(1) 检测方法基本相同：均为病毒分离、ELISA和RT-PCR，不同之处是,“文章一”采用dot-ELISA，“文章二”采用ELISA，此处未引文献，但根据上下文和文后参考文献分析，疑为间接ELISA.
　　(2)检测结果接近：“文章一”中，病毒分离阳性率为56.25%、Dot-ELISA阳性率为75.00%、RT-PCR阳性率为91.70%；“文章二”中，病毒分离阳性率为55.7%、ELISA阳性率为69.2%、RT-PCR阳性率为89.2%。
　　2.不同点:
　　(1)样品数量不同：“文章一”用48份；“文章二”用185份。
　　(2)样品说法不同：“文章一”描述为发病鸭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文章二”描述为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
　　(3)样品采集时间不同：“文章一”中，结果和讨论部分均为2000-2005年，而材料和方法部分说是1987~2005年；“文章二”中，表3显示为2006年1月14日至2008年1月12日，而2.7(iii)部分标明为2006年5月至2008年1月。
　　(4)样品采集地区有所不同：“文章一”中，样品来自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北京、内蒙古和福建等18个省(市、自治区)；“文章二”中，样品来自Sichuan province、Chongqing province、Guangxi province、Beijing province、Jiangxi province、Hunan、Anhui、Hebei province、Jieling province、Helongjiang province、Yuennan province、Hainan province、Guangdong province、Henan province、Gueizhou province。“文章二”的投稿日期是2008年2月29日，该文没有引用“文章一”作为参考文献；然而，在2008年1月21日，“文章二”的8个作者中的4个将“文章三”投到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该文引用了“文章一”作为参考文献。综合考虑“文章二”和“文章三”的投稿日期、以及“文章二”和“文章三”与“文章一”的相似程度，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作者”是否已意识到“文章二”涉嫌为“文章一”的重复发表，而之所以在“文章二”中不用“文章一”作为参考文献，是为了刻意避免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Methods评审专家对重复发表的注意？

5.2我的评论
张在此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混淆了一个概念，即“重复发表”与“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更准确的说，“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更为明白，“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是不可以的，张为何舍去明白的表达而取含混的表达？在科技论文的发表中，为了使读者看到文章的信息和文章的完整性，作者往往在不同文章之间往往会有一些内容的重复（按照张的逻辑，张的论文也存在“重复发表”现象，后述）。
判断一篇文章是否是“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最为基本的、最为关键的是看是否有新的进展，如果有新的进展就应该发表，而不能因为方法相同或相似而放弃发表新的结果。
在仔细研读张所谈的“文章一”和“文章二”后，发现“文章二”应该是在“文章一”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获得了新的实验结果、是另外一个独立实验的研究结果，最为关键的几点是：
⑴敏感性由30 pg提高到3 pg，相差十倍。
⑵RT-PCR条件和体系：细节未对应全部详细列出（如MgCl2浓度等），是否是改进之处？未可知！
⑶特异性检测：“文章一”是使用鸭瘟病毒、番鸭细小病毒、鹅细小病毒、雏鹅新型病毒性肠炎病毒、禽流感病毒(H5N2亚型)、鸭病毒性肿头出血症病毒、鸭源多杀性巴氏杆菌(5∶A)、鸭源肠炎沙门菌、鸭源鼠伤寒沙门菌、鸭源致病性大肠杆菌(O78)、正常鸭胚尿囊液、健康鸭肝；“文章二”是使用鸭瘟病毒、番鸭细小病毒、鹅细小病毒、鸭源多杀性巴氏杆菌(5∶A)、禽流感病毒(H5N1亚型)、肠炎沙门菌的核酸：二者有较大差异。
⑷方法检测的样品不同：“文章一”为1987年11月至2005年11月临床送检的、并经病毒分离鉴定确诊为鸭肝炎的19份肝病料；“文章二”是1985年至2006年从我国11个provinces分离的19个毒株。
⑸检测的实验样品不同：“文章一”用20只鸭人工感染和10只空白对照，检测死亡鸭心、肝、脾、肺、脑；“文章二”检测另外人工感染死亡10只肝脏。
⑹检测的临床样品不同：“文章一”为2000-2005临床送检48份病料，“文章二”为2006-2008年临床送检185份病料。
因此，本人认为“文章一”和“文章二” 不构成张所定义的 “重复发表”，更不是“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
张断章取意、人为总结“相同或相似点”，这是为何？

6.1 张的原话
　　五、是否涉嫌学术造假
　　(一) 关于引物及设计引物所用参考序列
　　“文章一”和“文章二”设计了名称(FP & RP)和序列均相同的引物，但“作者”在两篇文章中宣称设计引物所依据的参考序列是不同的。
　　在“文章一”的前言部分，“作者”写道：“笔者所在实验室研究人员在构建DHV Ⅰ基因文库的基础上，获得了DHV Ⅰ的CHv-1强毒株的全基因序列(另文报道)，其基因结构与小RNA 病毒科其他已知病毒基因结构非常相似。根据上述研究成果，笔者在本研究中建立了检测DHV Ⅰ基因组的RT-PCR方法”；从材料和方法部分可见“DHV Ⅰ的CHv-1强毒株3D蛋白基因序列”是引物设计的参考序列。“文章一”的投稿时间是2006年9月21日，如果“作者”确实测定了CHv-1强毒株的全基因序列，其测序完成时间应当在2006年9月21日之前。据此提出问题1。
　　问题1：两年过去了，与CHv-1全序列测定有关的文章“另文报道”在哪个刊物？如果没有所谓“另文报道”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一”中称已测定了DHV-1强毒株CHv-1的全序列是否为了掩盖“作者”所用引物(FP和RP)序列的真实来源(详见六、是否涉嫌剽窃)？
6.2我的评论
⑴ 张谈到：“文章一”和“文章二”设计了名称(FP & RP)和序列均相同的引物，但“作者”在两篇文章中宣称设计引物所依据的参考序列是不同的。
为此，我仔细阅读“文章一”和“文章二”，“文章一”的(FP & RP)来源于CHv-1的全序列（未在公共数据库注册），而“文章二”的(FP & RP)来源于已在公共数据库注册的Sichuan株，那么CHv-1株与Sichuan株是否为同一株而具有不同的编号而已（后述），张与程交流过吗？
⑵“另文报道”的用法在科技刊物中经常使用，至于何时“另文报道”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甚至连潜在的行规要求都没有，这就要看作者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何时“另文报道”；另外，刊物是否接受其“另文报道”也未可知道，因此张的如此提问似无道理！

7.1 张的原话
　　在“文章二”的材料和方法部分，“作者”称：设计引物所用的参考序列是登录号为EF064886的序列。进入公共数据库可见，登录号为EF064886的序列实际上就是分离株Sichuan株的440bp 3D序列，因引物FP和RP的序列位于该440bp 3D序列的两端，因此，该440bp 3D序列颇似引物FP和RP的扩增产物序列。据此提出问题2。
　　问题2：如果“作者”所在实验室确实测定了CHv-1强毒株的全基因序列，而且“文章二”也使用了强毒株CHv-1，在“文章二”中设计引物时，为何不依据CHv-1株的基因组序列反而依据一个长度与靶基因相同的序列(EF064886)？“文章一”和“文章二”设计的是完全相同的引物，但“作者”却宣称依据的是不同的参考序列，这是为何？“作者”是如何依据一个疑似为引物FP和RP的扩增产物序列(EF064886)来设计引物FP和RP的？如果440 bp 3D基因序列(EF064886)不是引物FP和RP的扩增产物序列，它是怎么得到的？
在“文章一”的讨论和小结部分，“作者”写道：“特异性的核苷酸序列是建立PCR方法的基础，目前尚无DHV Ⅰ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参考资料，所以尚未见到应用PCR技术检测DHV Ⅰ的研究报道。笔者在获得DHV Ⅰ的CHv-1 强毒株的全基因序列的基础上，建立了检测DHV Ⅰ基因组的RT-PCR方法。”
在“文章一”的讨论和小结部分，“作者”写道：“特异性的核苷酸序列是建立PCR方法的基础，目前尚无DHV Ⅰ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参考资料，所以尚未见到应用PCR技术检测DHV Ⅰ的研究报道。笔者在获得DHV Ⅰ的CHv-1 强毒株的全基因序列的基础上，建立了检测DHV Ⅰ基因组的RT-PCR方法。”
　　事实上，在2006年9月21日“作者”将“文章一”投到《中国兽医科学》之前，公共数据库中已经释放了韩国Kim等人测定的DHV-1 DRL-62株(DQ219396)和R85952株(DQ226541)基因组序列，台湾Tseng等测定的03D株(NC_008250)、H株(DQ249300)和5886株(DQ249301)的基因组序列，我课题组测定的C80株(DQ864514)基因组中2C-3’末端序列以及E-63株基因组的3’末端序列(DQ864514) (http://www.ncbi.nlm.nih.gov/)。同时，在2006年9月长沙召开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上，我已报告了有关DHV-1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结构的研究进展，作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常务理事，程安春教授难道不知道吗？也许“作者”会说，他们在2006年9月21日投稿时，未曾注意到公共数据库中的DHV-1基因序列，但请注意，“文章一”的修回日期是2006年12月29日，此前，即2006年10月18日，程安春教授和其他三位作者曾将登录号为EF064886的Sichuan株的440 bp 3D序列提交到公共数据库，难道还见不到公共数据库中已提交的DHV序列吗？据此提出问题3。
　　问题3：当公共数据库中在2006年7月中旬左右已释放DHV-1 DRL-62株、R85952株、03D株、H株和5886株的全序列、C80株和E63株的部分序列的情况下，“作者”为何要在讨论部分说“目前尚无DHV Ⅰ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参考资料”这句话？是否为了说明其工作的真实性和首创性，以获取《中国兽医科学》审稿专家的信任？

7.2我的评论
⑴张在此段只是根据论文的投、发表时间以及公共数据库可获得参考资料的时间来推断怎么样、又怎么样，然而程的课题组是否有还未急于发表的资料？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如果程的课题组在建立和使用该法时并没有得到公共数据库参考资料，那么“目前尚无DHV Ⅰ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参考资料”的表述是恰当的，如果发表时看到了公共数据库参考资料，那么表述为“开展本工作时尚无DHV Ⅰ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参考资料”更为确切，相信这样表述仍然能够说明其工作的真实性和首创性，这样《中国兽医科学》的审稿专家也不用承担责任了。
⑵在许多实验室，同一个毒株或菌株往往有不同的编号，CHv-1株是否就是 Sichuan株？张与程沟通过吗？
⑶张称“在2006年9月长沙召开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上，我已报告了有关DHV-1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结构的研究进展，作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常务理事，程安春教授难道不知道吗？”
为此，我专门去查阅了2006年长沙会议资料，程并未出席此次会议，怎么能够听到张的报告呢？看来张是凭想象在推论了。

8.1 张的原话
　　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所以尚未见到应用PCR技术检测DHV Ⅰ的研究报道”这句话，果真如此吗？2006年7月18日，以我的学生刘艳萍为第一作者的一篇稿子投《病毒学报》，该稿子描述的就是用引物(5′-ACAATGACCCAGCCTTAG-3′)和(5′-CCACTGTATCTTCC CTTC-3′)建立一个检测鸭肝炎病毒440bp 3D基因的RT-PCR方法，虽然那时刘艳萍的文章尚未发表正在评审，但我仍然要请问程安春教授，是否为《病毒学报》评审过刘艳萍的稿子？是否见到过刘艳萍原稿中的引物序列以及RT-PCR方法？同时，刘艳萍的稿子曾于2006年9月发表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论文集(601页，为保密，我们在文中隐去了引物序列)，但是该文描述的就是检测鸭肝炎病毒的440 bp 3D基因的RT-PCR方法的建立，作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常务理事，程安春教授难道没见过吗？
8.2我的评论
⑴此段还是凭想象在推论。
⑵大家都知道，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等等仅仅是专家的声誉而已，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开会一样要交会务费、资料费等，大会主办和承办者不可能给并未出席会议的“理事”、“常务理事”们寄发论文集，张应该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张为何要咬定程看过此文？不理解！
⑶这里有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细节，即张说的“同时，刘艳萍的稿子曾于2006年9月发表于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论文集(601页，为保密，我们在文中隐去了引物序列)”，如此精明的张，在投给《病毒学报》的原稿中为何不隐去引物序列或只列非真实序列待修改稿件时给予修正？张的话有多大可信度？

9.1 张的原话
　　(二) 关于试验用鸭
　　“文章一”的材料和方法部分，“作者”写道：“1. 1. 2 实验动物为1日龄樱桃谷鸭，经ELISA检测其血清中DVH Ⅰ抗体阴性，血清DHV Ⅰ的RT-PCR检测结果为阴性。”
我的理解是，这些鸭子将用于人工感染强毒株CHv-1，通过用所建立的RT-PCR方法对人工感染强毒株CHv-1后死亡鸭的组织进行检测，并通过与Dot-ELISA和病毒分离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来衡量所建立的RT-PCR的敏感性和可靠性。显然，用这些鸭子所进行的人工感染试验是为建立RT-PCR方法做准备的。据此提出问题4。
　问题4：在“作者”建立起检测DHV Ⅰ的RT-PCR方法之前，用于确定1日龄樱桃谷鸭的血清中DHV Ⅰ为阴性时所使用的RT-PCR方法是哪个？“文章二”中，“作者”用了11日龄SPF鸭胚繁殖DHV-1强毒株CHv-1，用了10只1日龄的SPF北京鸭(SPF Pekin duckling)进行DHV-1强毒株CHv-1的人工感染试验，据此提出问题5。

9.2我的评论
仔细研读“文章一”，程为了获得血清中DVH抗体阴性和病原阴性的实验鸭而采用ELISA和建立的RT-PCR，实验鸭人工感染强毒株CHv-1后用Dot-ELISA、建立的RT-PCR和病毒分离三种方法比较内脏器官的检测结果，看不出有何不妥？有更妥的方法吗？

　
10.1 张的原话

　　问题5：用于繁殖CHv-1株的SPF鸭胚和用于人工感染CHv-1株的1日龄SPF北京鸭购自何处？
10.2我的评论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
首先，何为“SPF”？那就是不含特定病原微生物的动物。
其次，我国尚无可出售的商品SPF鸭，也无相关标准。
那我们就不开展研究、不发表文章了吗？所以，研究者根据自己检测结果确定不含一种或几种特定病原微生物的鸭，称之为SPF鸭，可否？
一家之言，但符合“SPF”定义。

11.1 张的原话
　　(三) 关于电泳结果
　　在“文章一”的图3，1987-2005年采集并在-20℃保存的19份DHV-1感染鸭肝的电泳条带几乎一样粗；在文章二的Fig.1，1986-2006年分离的19株分离株的电泳条带也是几乎一样粗。这样的试验结果不禁令人想到下述问题：
问题6：“文章一”的图3中，所谓“19个鸭肝样品”是否为同一个样？文章二的Fig.1中，所谓“19个分离株”是否也是同一个样？
11.2我的评论
这样的结果很漂亮，同样漂亮的结果也出现在一些文章中，如“Kim,M.C.,Kwon,Y.K., Joh, S.J., Kwon, J.H., Kim, J.H., Kim, S.J.,2007. Development of one-step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o detect duck hepatitis virus type 1. Avian Dis. 51, 540-545. ”一文的Fig.1，我认为值得从事类似研究工作的同行学习。

12.1 张的原话
　　(四) 关于19株分离株440-bp 3D基因是否存在变异性
　　在“文章二”的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作者”描述，用所建立的RT-PCR成功的对19株分离株进行了检测。这些分离株来自我国11个省(市、自治区)，分离时间跨越21年(1986-2006年，见文章中表1)。“作者”说 “Sequencing of these RT-PCR fragments showed no genetic variation over different districts of China (data not shown)”.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Wang, L., Pan, M., Fu, Y. and Zhang, D. 2008,
Virus Genes 37, 52–59)，在DHV基因组的该440 bp 3D区，不同基因型间存在18–22%的核苷酸序列差异，血清1型(即基因A型)内不同毒株间存在0–9%的核苷酸序列差异。我们的研究中所用的序列除了我们自己测定的以外，还包括文章写作之前GenBank中所有DHV全序列中的440 bp 3D部分。除了个别毒株之间440 bp 3D序列完全相同外，大多存在或多或少的序列差异。
　　由于“作者”未在“文章二”中显示所测序列结果，也未将所测序列提交到公共数据库，因此，我不清楚“作者”所说的“no genetic variation”是否表示19株分离株的扩增产物序列完全相同，如果是，提出问题7：
问题7：在21年分离自我国11个不同的省(市、自治区)的19株DHV为何其440 bp 3D序列完全相同？这种序列完全相同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不440bp 3D序列完全相同？这种序列完全相同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不可能，是否意味着“作者”并未测定那19个分离株的序列，所谓“no genetic variation”的结果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

12.2我的评论
⑴此段还是凭想象在推论，也在用自己的实验结果来判断对方实验结果是否合理。
⑵根据张的知识背景，不会不理解“no genetic variation”的确切含义（后述），遗传学上只有氨基酸的变异才有意义，核苷酸序列的碱基无意义突变是不会影响多肽的氨基酸组成。
⑶仔细研读“文章二”和综合张提出的各种问题，程为何要直接选择3D基因的中的那440 bp来开展相关研究？是否与“no genetic variation”有关？张与程沟通过吗？

13.1 张的原话
　　(五) 关于连续21年或22年的人工感染试验
　　“文章二”中，“作者”设计了一个试验(2.7.ii)，用三种方法检测在-20℃保存的22份人工感染鸭的肝脏样品。然而，在材料和方法的2.7(ii)部分可见，这22份病料是从21年间(1986-2006年)每年用CHv-1株进行人工感染试验后留取的(“作者”标注：每年留一份)，若每年留一份，只可能有21份样品，多出的一份是哪儿来的？当然，“作者”在结果部分(表2)又说样品是1986-2007年留的。显然，两个时间段总有一个是错的！因两个时间段都是“作者”自己写的，如何认定结果部分所述的1986-2007年就是真实的，而材料和方法中所述的1986-2006年就是书写错误？
即使留样时间段是1986-2007年，在22年间，每年都用同一株强毒(CHv-1)进行人工感染试验，这种试验设计的合理性何在？这种试验的必要性有多大？尽管“作者”在“文章二”的表1注明强毒株CHv-1是1985年分离的，但查阅上世纪90年代程安春教授发表的多篇文章，并未见程安春教授用过该强毒株！网上检索程安春教授的简历可知，程安春教授于1985年7月本科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1990年7月硕士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1990年10月－2000年2月在美国Iowa州立大学兽医学院作访问学者，1995年10月晋升为副教授。据此提出问题8：
　　问题8：程安春教授等从1986年至2007年每年用强毒株CHv-1进行雏鸭的人工感染试验并留取病料的可能性有多大？
13.2我的评论
⑴张此问提得很有意思，我想程20多年以前也不可能想到设计这样一个试验，自然不存在合理性。
但张考虑过没有，很多实验室为了保持某种病毒/细菌的毒力，需要隔一段时间用易感动物进行人工感染。如果是这样，程用留存的样品开展此文研究，看不出有何不妥！
⑵说到程的简历，其实张没有必要网上检索，程与张是彼此熟悉的，程在中国农大读博士期间就有交往，以后也有很多交往（后述），我也按照张说的办法网上检索程的简历，程在美国Iowa州立大学兽医学院作访问学者是“1999年10月－2000年2月”而非张说的“1990年10月－2000年2月”，特别是其中的一段时间就在中国农大读博士，与张在一起，如此严谨的张，该不会有其他用意吧？
其实张公布查阅程的简历的用意很直白，即程不可能在1985年分离到CHv-1。为此我通过查阅文献得知，程的导师在1985年四川爆发的鸭肝炎疫情中分离到多株DHV-1，难道程作为后来者就不能应用吗？如果是这样，张所用的一些毒株（如张前面提到的C80株）并不是张所分离，怎么自圆其说？

13.1 张的原话
　　(六) 关于ELISA
　　“文章二”中，“作者”对10只人工感染致死的SPF北京鸭肝脏进行了3种方法的比较检测，其中ELISA引用了文献(Zhao et al., 1991)(见2.7 i)，表明“作者”采用了Zhao et al.(1991)描述的ELISA检测了样品中的DHV-1。　　在对21年或22年间留取的22份人工感染CHv-1株的鸭肝脏和185份临床样品的比较检测中，ELISA检测部分未引用文献 (见2.7 ii和iii)，但根据上下文以及文后的参考文献，我们亦可认为“作者”采用了Zhao et al.(1991)描述的ELISA。
　　然而，Zhao et al.(1991)所描述的ELISA是一个间接ELISA，它是用已知的DHV抗原进行包被来检测鸭血清中的DHV抗体的。据此提出问题9：
　　问题9. “作者”是如何用Zhao et al(1991)描述的间接ELISA来确定3个试验中共计217份肝脏样品是否存在DHV-1的?
13.2我的评论
仔细研读“文章二”, 程在此处应该是用Zhao et al(1991)的间接ELISA来检查实验鸭血清中是否含DVH抗体,而非用Zhao et al(1991)描述的间接ELISA来确定3个试验中共计217份肝脏样品是否存在DHV-1,这里应该是程标参考文献的错误, 或仅仅是参考Zhao et al(1991)一文中的某些思路或原理？张为何不与程沟通或交流一下就明白了吗？

14.1 张的原话
　　(七) 关于“病毒分离法”
　　无论是“文章一”还是“文章二”，“作者”均采取“病毒分离(virus isolation)”这一方法对人工感染样品和临床样品进行了检测，以与RT-PCR和ELISA的检测结果相比较。但是，“作者”既没有交代病毒分离时所用的实验宿主，也没有描述分离到病毒时是根据何种指标将病毒鉴定为DHV特别是DHV-1的？据此提出问题10：
　　问题10. 分离病毒时，“作者”使用了何种实验宿主？用什么指标将结果判断为病毒分离阳性或阴性？如何仅根据“病毒分离”这个方法将分离物鉴定为DHV的血清1型(DHV-1)？
　　在“文章一”中，“作者”尚且将48份临床样品描述为来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的发病鸭，对于这样的病料，按照现有的知识，若分离到病毒时，我们通常可以将其判断为DHV，但若据此将分离物鉴定为血清1型(DHV-1)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除了流行DHV的血清1型，还在流行DHV的新型(见随后的描述)，而仅依据病毒分离时鸡胚或鸭胚或细胞培养的病变是不能鉴定出血清型的。虽然“作者”在48份临床样品检测部分没有明确指出病毒分离阳性率是指分离到血清1型DHV，但依据整个文章的上下文，我们可以认为，“文章一”所谓的“56.25%的病毒分离检出率”指的是从56.25%的样品中分离到血清1型DHV。否则，如何对能够检出不同血清型DHV的“病毒分离法”与极易或只可能（后述）检出血清1型DHV的“RT-PCR法”进行检出率或敏感性的比较？因此，我认为，这个56.25%的病毒分离率是一个有问题的数据。
　 在“文章二”中，“作者”将185份临床样品描述为“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描述。对于这种病料，不知道“作者”如何能认定分离到的病毒就是DHV，而且还是DHV的血清1型？如果“作者”仅依靠“virus isolation”这个方法就将103份样品中的分离物鉴定为DHV-1，
　　对于两篇文章中对临床样品检测的结果，随后我将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
14.2我的评论
张在未弄清楚“作者”病毒分离时所用的实验宿主、根据何种指标将病毒鉴定为DHV-1的情况下，就发表“我认为，这个56.25%的病毒分离率是一个有问题的数据”、“我亦怀疑“文章二”表3中的55.7%的病毒分离阳性率是一个伪造的数据”。
至此，我真感到张的狂妄和不讲道理。

15.1 张的原话
　　(八) 关于DHV的有关情况和两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引物
1. DHV的血清型
　　虽然以往将鸭肝炎病毒(duck hepatitis virus, DHV)区分为3个型，但其中的血清2型和3型属于两种不同的星状病毒(Http://www.picornaviridae.com)。
将传统的血清2型和3型排除后，近两年的研究表明，DHV是小RNA病毒科中一个新属的成员，可区分为血清1型(DHV-1)、台湾新型和韩国新型 (Ding and Zhang, 2007, Virology, 361, 9–17; Tseng et al., 2007, Virus research, 123, 190–203; Kim et al., 2006,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 87, 3307–3316; Tseng and Tsai, 2007, virus research, 126, 19–23; Kim et al., 2007, Arch. Virol., 152, 2059–2072)。台湾新型和韩国新型之间的血清学关系尚未进行比较，但它们均与DHV-1之间没有交叉中和反应。在基因组的各个基因区(除3’UTR)，台湾新型、韩国新型和DHV-1三类病毒之间均存在较大的核苷酸序列差异，据此可推测，台湾新型和韩国新型可能是两个独立的血清型。
　　2.DHV的基因型
　　基于VP1, VP0, VP3, 440-bp 3D核苷酸序列(Wang et al., 2008, Virus Genes, 37, 52–59)以及5’UTR的部分序列(Fu et al., Vet Microbiol. 2008. 131, 247–257)，DHV可分为3个基因型，我们将它们命名为基因A型、B型和C型，分别对应于DHV血清1型(DHV-1)、台湾新型和韩国新型。
3.我国DHV的血清型(基因型)流行现状
　　我们的研究表明，近年我们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一些养鸭地区同时流行血清1型(或基因A型)和韩国样新型(或基因C型) (Fu et al., Vet Microbiol. 2008. 131, 247–257)。国内苏敬良等(中国兽医科技，2002, 32, 15–16)和霍翠梅等(浙江农业科学，2007, 3, 343–345)曾分别用血清学方法鉴定出新型DHV的存在。我们实验室于2007年12月19日向GenBank提交了基因C型毒株C-GY的基因组序列(Pan,M., Fu,Y., Wang,X., Xu,Y. and Zhang,D.登录号EU352805；潘梦等,国内新型鸭肝炎病毒基因组3’末端的序列特点.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8, 13(3), 65-70)，其他学者也测定了几个新型毒株的基因组序列，如B63株(GenBank登录号EU747874，中国农大Wu, P.F., Zhang, G.Z., Su, J.L. and Han, B.提交)、G株(GenBank登录号EU755009，福建农科院Shi, S., Chen, Z., Yang, W. and Huang, Y.提交)和FS株(GenBank登录号EU877916，华南农大He, R.Y., Zhang, G.H., Luo, Y.J., Sun, W. and He, Y.M.提交)，进一步证实韩国样新型即基因C型DHV在我国的存在。
　　4. 关于扩增440-bp 3D序列的引物
　　用引物(5’-ACAATGACCCAGCCTTAG和5’-CCACTGTATCTTCCCTTC)极易从不同的DHV-1毒株中扩增出440-bp的3D序列(详见我指导的中国农业大学2004届硕士生丁春宇的硕士学位论文)，但用该引物不能从基因C型毒株C-GY中扩增出440-bp 3D序列(潘梦等，已被《中国兽医杂志》接受的稿件)。
　　序列比较结果显示，引物(5’-ACAATGACCCAGCCTTAG和5’-CCACTGTATCTTCCCTTC)扩增C-GY的结果为阴性可能源于上游引物序列与C-GY的引物结合区存在5个碱基的差异。
　　由于中国大陆尚未分离到台湾新型(即基因B型)DHV，因此，我不清楚用引物(5’-ACAATGACCCAGCCTTAG和5’-CCACTGTATCTTCCCTTC)是否可从基因B型DHV中扩增出440-bp 3D序列。序列比较结果显示，其难度可能较大，因为上游引物序列与基因B型毒株90D和04G的引物结合区也存在5个碱基的差异。
　　按照现有知识，如果用引物(5’-ACAATGACCCAGCCTTAG和5’-CCACTGTATCTTC CCTTC)从DHV分离株或临床样品中扩增到440-bp的3D序列，我们可以认为，该分离株或临床样品含有血清1型DHV。也就是说，扩增该440-bp 3D序列的RT-PCR似乎具有DHV血清1型特异性。当然，我还不清楚该RT-PCR是否一定就不能从所有其他基因C型毒株中扩增出440-bp的3D序列，例如上游引物与基因C型毒株B63的引物结合区只有3个碱基的差异。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建立DHV种特异性RT-PCR方法，还是建立血清型(或基因型)特异性RT-PCR，引物FP和RP均不是最佳选择。
　　有个背景需简介：2005年9月我指导的硕士生丁春宇开始测定DHV-1 C80全序列时，公共数据库中尚没有DHV的序列释放，经过前期的研究，我们从DHV-1 C80株扩增出一条1246-bp的序列，为验证该序列是DHV的特异序列，我们设计了引物(5’-ACAATGACCCAGCCTTAG和5’-CCACTGTATCTTCCCTTC)，旨在通过扩增我们实验室保存的其他DHV毒株来验证该1246-bp序列确实是DHV C80的(见中国农业大学2004届硕士生丁春宇的硕士学位论文)。因该引物能有效的从我实验室保存的几株DHV毒株和鸭肝样品中扩增出440 bp 3D序列，故中国农业大学2006届本科生刘艳萍在我实验室做毕业实习时，我安排她利用该引物建立了检测鸭肝炎病毒的RT-PCR方法，该文曾投《病毒学报》，但被拒(后述)。
目前，我们只能认为：如果从DHV分离株或临床样品中扩增到440-bp的3D序列，则该分离株或临床样品一定含有血清1型DHV(DHV-1)，否则，“文章一”用RT-PCR检测48份临床样品时获得的91.7%的阳性率以及“文章二”用RT-PCR检测185份临床样品时获得的89.2%的阳性率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从“文章一”和“文章二”的题目即可看出，“作者”描述的是检测DHV-1的RT-PCR的建立(和应用)。

15.2我的评论
⑴张终于在这里承认了，就目前的知识，此“引物”只能扩增血清1型DHV的3D序列，为何又提出自己否定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建立DHV种特异性RT-PCR方法，还是建立血清型(或基因型)特异性RT-PCR，引物FP和RP均不是最佳选择”？

16.1 张的原话
(九) 关于“文章一”中RT-PCR法和病毒分离法的结果比较
　　“文章一”检测了48份临床肝脏样品，4份为RT-PCR阴性、44份为RT-PCR阳性；21份为病毒分离阴性、27份为病毒分离阳性；根据“作者”在讨论和小结部分对检测结果的进一步描述，可以看出，4份RT-PCR结果为阴性的病料同时也分离不到病毒，而另外17份分离不到病毒的样品RT-PCR结果均为阳性，对于后者，“作者”的解释是“PCR检测阳性而病毒分离(和Dot-ELISA)检测阴性，这可能与样品保存时间过长无完整病毒颗粒而仅存核酸或方法的灵敏度稍低不能检出微量病毒有关”。
　　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没有道理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1) 根据“作者”在材料和方法中的介绍，发病鸭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对于取自有典型鸭病毒性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的肝脏病料，应当均含有DHV，我相信“作者”也会同意这一点。
16.2我的评论
即使“作者”同意张的“对于取自有典型鸭病毒性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的肝脏病料，应当均含有DHV”观点，我也不能苟同，原因如下：
①对所谓“典型鸭病毒性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相信不同的人判断的标准是有差异的。
②一些与典型鸭病毒性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相类似的疾病是存在的，如雏鸭巴氏杆菌感染、黄曲霉毒素中毒与雏鸭巴氏杆菌继发感染、黄曲霉毒素中毒与禽流感继发感染等，是很难与“典型鸭病毒性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出现的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相区别的，这样的肝脏病料“应当均含有DHV”？笑话！
也就是说出现“典型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只有通过实验室诊断才能下结论是否是“鸭病毒性肝炎”，而非具有“典型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的病因都是DHV导致
以下张犯的错误，恐怕应该归结于此错误观点。

17.1 张的原话
⑵按“作者”对历年保存的经病毒分离确诊为鸭肝炎的19份临床送检样品的检测结果，可知：含DHV Ⅰ的肝组织在-20℃保存18年后还可用RT-PCR检出病毒，至第10年可用Dot-ELISA检出，第6年可分离到DHV Ⅰ。而48份临床样品取自2000～2005年(尽管“作者”在材料和方法部分称病料采集时间为1987-2005年，但在结果部分和讨论小结部分，“作者”均称病料采集时间为2000～2005年，故我认为病料采集时间应为2000～2005年)，只有1－6年的保存期，若病料存放在-20℃，只要病料中含有鸭肝炎病毒，病毒应当是存活的。
　(3) 众所周知，DHV-1是极易分离到的病毒。但是，“文章一”的48份病料中，共有21份病料分离不到病毒！按照上述介绍，可认为，PCR检测结果呈阳性的44份病料肯定含有血清1型DHV。然而，“作者”从其中的17份病料中未能分离到DHV-1。这是有问题的！
　　(4) “作者”建立的RT-PCR的敏感性为30 pg，用如此敏感的方法去检测足以引起鸭发病和死亡的DHV，却还有4份病料扩增不出目的条带，但“作者”对此未作解释。
　　如果“作者”所用的48份样品是真实的，由于它们来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的发病鸭，必定均含有鸭肝炎病毒。我的观点是，如果这些样品均来自感染DHV-1的鸭群，应当都能扩增出440-bp的3D序列！如果扩增不出，例如“文章一”的这4份PCR阴性的病料，应当含有新型DHV！可能性最大的是含有基因C型DHV。否则，发病鸭不可能表现出与鸭肝炎相符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之所以4份病料的PCR检测结果会呈阴性，我认为并非源于该方法的敏感性高低，而是“作者”所用的引物与新型DHV基因组中引物结合区存在序列差异。
　　是否很难或者不可能分离到新型DHV？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台湾学者已分离到基因B型毒株90D和04G(Tseng and Tsai, 2007, virus research, 126, 19–23)，韩国学者已分离到基因C型毒株AP-03337, AP-04009, AP-04114 和AP-04203 (Kim et al., 2007, Arch. Virol., 152, 2059–2072), 我们实验室也很容易的分离到基因C型毒株C-GY, C-YDF, C-BLZ和C-YCW (Fu et al., Vet Microbiol. 2008. 131, 247–257), 国内其他研究者也已分离到基因C型毒株B63株、G株和FS株。综述所述，我的观点是，对于48份来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的发病鸭的病变肝脏，44份病料PCR检测呈阳性是可能的，但其中有17份病料分离不到DHV-1的结果是有问题的！4份病料PCR检测呈阴性的结果是可能的，但分离不到病毒的结果是有问题的。据此提出问题11。
问题11：1-6年内，取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的发病鸭的48份临床肝脏样品中，有4份的RT-PCR结果和病毒分离结果均为阴性，其原因何在？是否意味着在不存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鸭子也能发生鸭病毒性肝炎？在RT-PCR检测为阳性的44份样品中，已确定含有DHV-1，为何还有17份为病毒分离阴性？样品仅仅保存1-6年，如何就没有完整病毒颗粒而仅存核酸？仅存的核酸(RNA)是如何从病毒颗粒中溢出的？溢出后是否会降解？取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的发病鸭的临床样品中，病毒含量如何仅是“微量”？极易检出血清1型的该RT-PCR方法和能检测不同血清型DHV的病毒分离法是否能如此做敏感性的比较？Dot-ELISA中，不同血清型DHV是否存在交叉反应？如何认定检出的病毒就一定是血清1型DHV? “作者”是否在人为的编造“新建立的RT-PCR的敏感性一定要高于已有的Dot-ELISA和病毒分离法的敏感性”这一结论？
17.2我的评论
此段张是根据“有肝炎临床症状和有肝炎临床病变就必定由DHV导致”的错误观点和混淆了“经病毒分离确诊为鸭肝炎临床送检样品与未经病毒分离确诊的鸭肝炎临床送检样品”的界限，在并不清楚48份临床病料采集详细背景资料的情况下，继而推论得出系列“结论”，无法让人信服，因而此处我不能苟同张的观点，分析如下：
①经病毒分离确诊为鸭肝炎临床送检样品与未经病毒分离确诊的鸭肝炎临床送检样品是有巨大差别的，即使存放在-20℃保存期只有1－6年，但仍然改变不了其不是“未经病毒分离确诊为鸭肝炎临床送检样品”的本质，不含活病毒的样品无论如何都是分离不出来病毒的，此处张是故意混淆还是无意为之？
②张谈到，“(3)众所周知，DHV-1是极易分离到的病毒。但是，“文章一”的48份病料中，共有21份病料分离不到病毒！按照上述介绍，可认为，PCR检测结果呈阳性的44份病料肯定含有血清1型DHV。然而，“作者”从其中的17份病料中未能分离到DHV-1。这是有问题的！”
众所周知，在我国，临床病料采集的手段、方法、具体细节千差万别，并无强制执行标准，相信张的多年的病料采集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病料是自己亲自采集还是养鸭户送检，还是通过多人转送？即或亲自采集但每次条件都一致吗（相信张也无法作到），是通过火车、飞机、汽车还是自行车？亦或是通过邮寄、快递？从发病/死亡到病料采集间隔多长时间？季节、温度？怎么包装的？怎么保存的？……等等，这些因素对病料中病毒的存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根据张的知识背景，不会不清楚吧？张在这些重要之处出现如此混淆，有意？无意？不懂？何故？
③张谈到，“(4)“作者”建立的RT-PCR的敏感性为30 pg，用如此敏感的方法去检测足以引起鸭发病和死亡的DHV，却还有4份病料扩增不出目的条带，但“作者”对此未作解释。如果“作者”所用的48份样品是真实的，由于它们来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与鸭肝炎相符的发病鸭，必定均含有鸭肝炎病毒。”
众所周知，不同的人（包括养鸭户）描述的“鸭病毒性肝炎发病症状和病理变化”是有差异，如前所说，“肝炎发病症状和肝炎病理变化”除了DHV可以导致之外，其他病因也可导致，如果看到肝炎症状和肝炎病理变化，就将其诊断为DHV所致，那还用研究其他诊断方法吗？那不是天大的笑话？这里借用张的推论方法,张认为“这样的肝脏病料应当均含有DHV”，是否是张拍拍脑袋想出来的？
此处出现这样的推论，是张仍然沿用其“这样的肝脏病料应当均含有DHV”的错误观点。
④张谈到，“我的观点是，如果这些样品均来自感染DHV-1的鸭群，应当都能扩增出440-bp的3D序列！如果扩增不出，例如“文章一”的这4份PCR阴性的病料，应当含有新型DHV！可能性最大的是含有基因C型DHV。否则，发病鸭不可能表现出与鸭肝炎相符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之所以4份病料的PCR检测结果会呈阴性，我认为并非源于该方法的敏感性高低，而是“作者”所用的引物与新型DHV基因组中引物结合区存在序列差异。”
我注意到，张在此处张仍然采用“如果怎么样，那就怎么样”的手法，试问：第一，张是怎么确定“这些样品均来自感染DHV-1的鸭群”？我反复阅读也无法确定，请问张有何高招？第二，张是并不清楚48份样品采集的详细背景资料，怎么推定“这4份PCR阴性的病料，应当含有新型DHV！可能性最大的是含有基因C型DHV”？我真佩服张的想象力。

18.1 张的原话
(十) 关于“文章二”中RT-PCR和病毒分离的结果比较
　　“文章二”检测了185份临床肝脏样品，20份为RT-PCR阴性、165份为RT-PCR阳性；82份为病毒分离阴性、103份为病毒分离阳性。作者没有象“文章一”那样对“文章二”的检测结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通过对“文章二”中表3的分析，可将结果分为2个组。
　　组1含120份肝样品，RT-PCR结果均为阳性，“virus isolation”阳性率为65.8% (79/120)。
　　组2含65肝样品，RT-PCR阳性率为69.2% (45/65) “virus isolation”阳性率为41.5% (27/65)。
　　1. 对组1结果的分析：
　　通常情况下，如果从肝脏样品中扩增出440-bp的3D序列，可认为样品中存在DHV-1。然而，在RT-PCR检测为阳性的120份样品中，还有41份未能分离到DHV-1。“作者”由此得出了RT-PCR的敏感性高于病毒分离的结论。但我认为，病毒分离的阳性率太低。根据《禽病学》和OIE的诊断手册的介绍以及我们平时的研究工作可知，将病变肝脏匀浆接种鸡胚或鸭胚极易分离到DHV-1。特别是，临床样品取自2006-2008年，均属新鲜的病料。最新鲜的3份病料是2008年1月12日来自四川省的鸭场1，离“作者”将“文章二”投自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Methods仅相隔约1月时间，然而，3份病料中仍有1份未能分离到病毒。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含毒肝脏在-20℃保存11年后仍能分离到DHV-1。因此，我认为，65.8%的病毒分离阳性率是一个有问题的结果。
　　我不清楚“作者”将185份样品描述为“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无论怎样，这185份样品的采集无非有两个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它们是随机采集的病(死)鸭肝脏，如果是这样，样品中可能含有鸭肝炎病毒、禽流感病毒、鸭瘟病毒等。据此提出问题12。
问题12：当“作者”收集185份临床样品时，是否根据鸭病毒性肝炎的特点进行过初步的临床诊断？“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是何意？发病鸭或死亡鸭是否表现典型的鸭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症状和/或肝脏出血病变？如果病料是随机收的，即“作者”不知道鸭子是否表现鸭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作者”是如何仅依据“virus isolation”这一方法将120份RT-PCR阳性样品中的79份以及总185份样品中的103份中的分离物鉴定为DHV特别是DHV-1的？
　　第二种可能是，“作者”在采集这185份临床样品时，先依据病鸭或死亡鸭的临床症状和/或典型的肝脏出血病变进行初步诊断。若是如此，我们进一步分析组2的数据。
2. 对组2结果的分析
　　虽然“作者”未对结果进行详细的介绍，但我们仍能看出，RT-PCR结果为阳性的45份样品中，仍有部分样品分离不到DHV-1。如前所述，其结果是有问题的。
　　对于20份RT-PCR结果为阴性的样品而言，不知道“作者”如何解释这一结果？也许“作者”会认为RT-PCR结果的阳性率不应当是100%？如前所述，如果组2中的65份肝脏样品果真是从感染DHV-1的鸭群采集的，病(死)鸭的肝脏中必定含有足够量的病毒可供RT-PCR检出。请注意，“文章二”描述的RT-PCR的检测下限为3 pg/10 μl。当然，由于我国近年来流行新的血清型例如韩国样新型(即基因C型)，对于部分临床样品为RT-PCR阴性，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并不认为这与方法的敏感性高低有关，而是源于所用引物与新型DHV引物结合区的序列差异所致。也就是说，在RT-PCR检测结果为阴性的20份肝脏样品中，可能含有新型DHV，最大的可能是含有韩国样新型(即基因C型)。
　　由于“作者”未对检测结果进行详细介绍，尚不清楚从RT-PCR阴性的20份样品中分离病毒的结果如何，但无非有3种可能性。
　　(A) 从这20份样品中均分离不到病毒
如果出现这一结果，那是有问题的。前已述，在RT-PCR检测结果为阴性的20份肝脏样品中，可能含有新型DHV。其中韩国样新型的可能性最大。是否很难或不可能分离到新型DHV？回答是否定的。见前述。
也许“作者”会说，即使分离到新型DHV，因为它们不是血清1型，也只能将结果记录为病毒分离阴性。但是，仅依据“virus isolation”就可鉴定出血清型吗？
　　(B) 从这20份样品中均可分离到病毒
　　如果从RT-PCR检测结果为阴性的20份肝脏样品分离到病毒，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若将它们记录为病毒分离结果为阳性，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所说的病毒分离阳性指的是分离到血清1型DHV。对于该RT-PCR检测呈阴性的样品，若从中分离到病毒必定不是DHV-1，而可能是某种新型DHV。因此，如果出现这一结果，也是有问题的。
　　(C) 20份样品中，部分可分离到病毒，部分分离不到病毒
　　这是(A)和(B)的组合。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于185份被描述为“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肝脏样品，如果“作者”是随机收的，89.2%的
RT-PCR阳性率是过高的，而55.7%的病毒分离率则是虚假的。如果“作者”对发病或死亡鸭进行了初步的诊断，有目的收集具有典型的肝脏出血点的病料，则89.2%的RT-PCR阳性率是可能的，但55.7%的病毒分离率是有问题的。对于PCR检测呈阴性的20份病料，无论病毒分离的结果如何，如上所述，都是有问题的。据此提出问题13和14。
　　问题13：如果发病鸭或死亡鸭表现典型的鸭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症状和/或肝脏出血病变，在1月-3年内收集的185份病料中，为何有82份分离不到病毒？在120份经RT-PCR检测为阳性即肯定存在DHV-1的样品中，为何还有41份分离不到DHV-1?
　　问题14：如果发病鸭或死亡鸭表现典型的鸭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症状和/或肝脏出血病变，为何有20份样品经RT-PCR检测为阴性？RT-PCR检测为阴性的20份样品中，有几份分离不到病毒？是否意味着在不存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鸭子也能发生鸭病毒性肝炎？有几份能分离到病毒？分离到的是什么病毒？为什么在RT-PCR检测为阴性的样品中也能分离到病毒？如何据此得出“RT-PCR的敏感性高于病毒分离”这一结论？
　　此外，在“文章一”和“文章二”中，“作者”均对保存的含毒肝脏样品用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检测。“文章一”的含毒肝脏保存了18年(1987年11月至2005年11月)，保存18年后还可用RT-PCR检出病毒，至第10年可用Dot-ELISA检出，第6年可分离到DHV Ⅰ。“文章二”的含毒肝脏保存了21年(1986年至2006)或22年(1986年至2007)，保存22年后可用RT-PCR检出病毒，而ELISA和病毒分离只能检测保存13年和11年的DHV-1。据此提出问题15。问题15：两篇文章中，Dot-ELISA/ELISA和病毒分离的检出年限存在3年和5年的差异，这是为什么？
　　最后，结合“文章一”、“文章二”和“文章三”，我们可以看出，在“文章一”，“作者”宣称CHv-1的全序列已完成测序(前言部分)，该毒株的440 bp 3D扩增产物也已测序(结果部分)；在“文章二”，“作者”宣称测定了19株分离株的440 bp 3D序列；在“文章三”，“作者”宣称测定了XC株的440 bp 3D扩增产物序列。然而，无论在哪篇文章，都见不到序列比对图，“作者”也没有将这些序列提交到公共数据库。另一方面，“作者”在“文章二”和“文章三”中均使用了我课题组所测定的三条序列(DQ864514, DQ864515, 和EU106104)作为RT-PCR建立的依据以及荧光PCR引物设计的参考。在“文章三”中，“作者”宣称，建立荧光PCR时所使用的引物(P3和P4)及探针(FP)是基于上述3条序列中的440 bp 3D序列和他们所测定的440 bp 3D序列(EF064886)的最保守区设计的，事实上，这4条440 bp 3D序列完全相同。据此提出问题16和问题17。
　　问题16：“作者”所宣称已测定的那些序列是否是真实的？
问题17：如何从4条完全相同的440 bp 3D序列中选择最保守区设计荧光PCR引物和探针？
18.2我的评论
⑴张在这一段仍然沿用我在“12.2我的评论”、“14.2我的评论”、 “15.2我的评论”中所谈到的错误观点。张在每一份临床样品的来历和背景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下结论，妥当吗？
⑵张谈到：“特别是，临床样品取自2006-2008年，均属新鲜的病料。最新鲜的3份病料是2008年1月12日来自四川省的鸭场1，离“作者”将“文章二”投自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Methods仅相隔约1月时间，然而，3份病料中仍有1份未能分离到病毒。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含毒肝脏在-20℃保存11年后仍能分离到DHV-1。因此，我认为，65.8%的病毒分离阳性率是一个有问题的结果。”
我仔细读了原文后发现，表3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汇总表，张提到的这3份病料是来自四川省的鸭场1本身呢？还是来自鸭场1下面的3个分鸭场呢？还是来自鸭场1有联系的3个互不相关的商品鸭养殖户呢？这些并不知道，张知道吗？不可能知道，那为什么就此下结论呢？
⑶“clinically suspected”的用法在英文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要不然不可能通得过英文母语专家的审查，按照张的知识背景不可能不理解“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是何意，应该是“临床可疑病例的肝脏样品“，也就是说既非张人为归纳的“随机收的病料”，也非“初步诊断病料”，张在此处突然装傻而不理解“clinically suspected diseased liver samples of ducklings”是何意？何故？
⑷张谈到：“也许“作者”会说，即使分离到新型DHV，因为它们不是血清1型，也只能将结果记录为病毒分离阴性。但是，仅依据“virus isolation”就可鉴定出血清型吗？“
我相信血清型鉴定对于张和程的实验室来说都是很容易的，张不是承认此“引物”就目前的知识来说具有“血清1型”特异性吗？在“virus isolation”之后，这种简单快速的方法难道程用不来？
⑸张谈到：“此外，在“文章一”和“文章二”中，“作者”均对保存的含毒肝脏样品用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检测。“文章一”的含毒肝脏保存了18年(1987年11月至2005年11月)，保存18年后还可用RT-PCR检出病毒，至第10年可用Dot-ELISA检出，第6年可分离到DHV Ⅰ。“文章二”的含毒肝脏保存了21年(1986年至2006)或22年(1986年至2007)，保存22年后可用RT-PCR检出病毒，而ELISA和病毒分离只能检测保存13年和11年的DHV-1。据此提出问题15。问题15：两篇文章中，Dot-ELISA/ELISA和病毒分离的检出年限存在3年和5年的差异，这是为什么？“
这一点我不知道张是装傻还是真糊涂，“文章一”检测的是“经病毒分离确诊为鸭肝炎临床送检样品”，也就是说样品背景因素更加不容易控制（见17.2我的评论）；“文章二”检测的是“人工感染存留样品”，其样品背景因素清楚且容易控制，因此我认为Dot-ELISA/ELISA和病毒分离的检出年限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⑹张谈到：“事实上，这4条440 bp 3D序列完全相同”。
这一点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在“12.2我的评论”中，我谈到张为何要处心积虑地“不理解no genetic variation的确切含义”？难道“文章二”中程的19株DHV的440 bp“no genetic variation”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吗？如果程在前期研究中发现了多个毒株的440 bp 3D序列具有“no genetic variation”特征，因此目标明确地就是要PCR此片段，张做何解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⑺张谈到：如何从4条完全相同的440 bp 3D序列中选择最保守区设计荧光PCR引物和探针？
我注意到，目前程只注册了EF064886，其他的程不注册有其理由和自由，张和我都不能要求程必须注册。在此情况下，在设计荧光PCR时所使用的引物(P3和P4)及探针(FP)时，与另外三条序列(DQ864514, DQ864515, 和EU106104)进行对比分析，没有不妥之处。

19.1 张的原话
六、是否涉嫌剽窃的问题
　　2006年春季，中国农业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刘艳萍在我实验室进行毕业实习，她在我指导的2004届硕士生丁春宇的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试验。随后，刘艳萍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检测鸭肝炎病毒的种特异性RT-PCR的建立”，在2006年7月18日投《病毒学报》(稿号60108，作者：刘艳萍，丁春宇，张大丙，通讯作者：张大丙)，经过约3个月的评审期，文章被拒。
19.2我的评论
⑴经过约3个月的评审期，文章被拒，就凭想象迁怒某人？没有道理。我熟人的文章投《病毒学报》经过6个月的评审期都没有结果，最后只有撤稿另投，这太正常了，这也是《病毒学报》严谨的表现。
⑵张多次谈到“投到《病毒学报》的手稿”，不知道其祥，因此我无法评判。
但通过检索，“手稿”是否就是张发表于《中国兽医杂志》“用RT-PCR检测鸭肝炎病毒”2008，4：18-19？（根据张的描述，应该就是），如果是，按照张的逻辑，张是否涉嫌什么（见后分析）？如果是，《病毒学报》拒稿就太公正了，我国病毒学的顶级刊物怎么会发表如此简单的论文？如果是，张在整个《公开信》中只字不提，什么原因？如果是，那与程发表的“文章一”相差也太大了吧？
如果不是，张的描述又何其相似？

20.1 张的原话
　　2006年9月21日，“文章一”被程安春教授等人投到《中国兽医科学》并于2007年发表。
　　比较刘艳萍投到《病毒学报》的手稿和“文章一”，可发现刘艳萍手稿与“文章一”存在相同和极相似的内容。
　　(一) 建立RT-PCR所用的引物序列完全相同；扩增的靶基因均为鸭肝炎病毒3D基因的440 bp。
　　(1) “刘艳萍稿件”中的引物设计部分 根据本实验室前期测定的DHV C80株序列(DQ864514)，用Primer premier 5.0软件设计引物。上游引物F440：5’ ACAATGACCCAGCCTTAG 3’，下游引物R440：5’CCACTGTATCTTCCCTTC 3’，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2) “文章一”的引物设计部分 根据DHV Ⅰ的CHV-1 强毒株3D蛋白基因序列，用Primer Premier 5. 0 软件设计了如下引物：上游引物FP：5′-ACAATGACCCAGCCTTAG-3′，下游引物RP：5′-CCACTGTATCTTCCCTTC-3′。引物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靶基因的选择、引物的设计和病毒基因组核酸提取无疑是建立RT-PCR方法的关键步骤。对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开展相对较晚的鸭肝炎病毒而言，引物序列无疑是建立RT-PCR检测方法的核心！特别是在2006年7月之前，国内外见不到一条DHV的基因序列，虽然台湾学者和韩国学者那时测定了几株DHV的基因组序列并提交到GenBank，但没有释放，此时，引物序列对于建立鸭肝炎病毒的RT-PCR检测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 病毒核酸提取部分，所用试剂、试剂的剂量、甚至文字描述风格也极
为相似。
　　(1) 刘艳萍稿件中的核酸提取部分 含毒尿囊液经10000 r/min离心5 min后取上清。病变肝组织0.3 g，按1:5用生理盐水研磨，冻融3次，8000 r/min 离心10 min，取上清。将上清液50 μl置于eppendorf管，依次加入200 μl变性裂解液、5 μl二硫苏糖醇 (1 mM)、线性聚丙烯酰胺 (20 μg/管)，颠倒混匀后室温静置10 min；加入2倍体积且预冷的无水乙醇，混匀后-20℃静置5 min；12000 r/min 离心8 min，弃上清液，用70％的乙醇洗涤沉淀，12000 r/min 离心2 min，弃上清液，将干燥后的沉淀物溶解在30 μl无RNase酶污染弃上清液，将干燥后的沉淀物溶解在30 μl无RNase酶污染的水中。按同样方法从正常鸡胚尿囊液和健康鸭的肝脏中提取核酸作为对照。

　　在“刘艳萍稿件”的RT-PCR部分还提到“以Ⅰ型DHV C80株为阳性组，以鸭瘟病毒、番鸭细小病毒、鹅细小病毒、鹅副粘病毒、鹅呼肠孤病毒、正常鸡胚尿囊液和健康鸭肝组织为阴性组，进行RT-PCR。”
　　(2) “文章一”的病毒核酸的抽提部分 含DHV Ⅰ强毒CHV-1 株的鸭胚尿囊液经8 000 r/ min 离心10 min后取上清；取病变肝组织0. 5 g，按1∶10体积比用生理盐水研磨，冻融3次，10 000 r/ min 离心15min，取上清液。将上清液50 μL 置于EP管中，依次加入200 μL变性裂解液、5 μL二硫苏糖醇(1mmol/L)、线性聚丙烯酰胺(20 μg/管)，颠倒混匀后室温静置10 min；加入2倍体积预冷无水乙醇，混匀后-15℃静置10 min；13 000 r/ min离心10 min，弃上清液，用700 mL/L的乙醇洗涤沉淀，13 000 r/ min离心3 min，弃上清液，将干燥后的沉淀物溶解在30 μL无RNA酶污染的水中。相同方法提取正常鸭胚尿囊液、健康鸭肝、鸭瘟病毒、番鸭细小病毒、鹅细小病毒、雏鹅新型病毒性肠炎病毒、禽流感病毒( H5N2 亚型)、鸭病毒性肿头出血症病毒中的核酸作为对照或特异性检验。
　　如果两篇文章没有彼此剽窃，双方同时从长度为1359 nt的3D基因中选择743－1182碱基位作为靶基因，并设计相同序列的引物进行扩增，用相同的方法提取病毒基因组核酸，并用几乎相同的语言描述病毒核酸的提取过程，这种巧合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如果不是巧合而是剽窃所致，到底是刘艳萍的被拒稿剽窃了“文章一”，还是“文章一”剽窃了刘艳萍的被拒稿？
　　我保证，程安春等人的“文章一”在2007年公开发表之前，我们从未见过。而程安春教授是否能保证在2006年7月18日(刘艳萍稿件投《病毒学报》)－2006年9月21日(“文章一”投稿日)之间从未见过刘艳萍的稿件？作为《病毒学报》的编委，程安春教授是否评审过刘艳萍的稿子？是否借审稿之际不道德的将刘艳萍稿件中的内容据为己有？
　　如果“文章一”和“文章二”中所用的引物是“作者”原创的，我提出如下
问题：
　　(1) “文章一”和“文章二”中，“作者”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同的RT-PCR方法。在“文章一”，“作者”宣称引物FP(5′-ACAATGACCCAGCCTTAG-3′)和RP(5′-CCACTGTATCTTCC CTTC-3′)是基于全序列已测定的CHv-1株的3D基因序列设计的。“文章二”中，“作者”又宣称引物FP(5’-acaatgacccagccttag-3’)和RP(5’-ccactgtatcttcccttc-3’)是基于登录号为EF064886的440 bp 3D序列设计的这是为什么？
　　(2) 从“作者”宣称已测定了CHv-1的全序列至今，两年过去了，“作者”将与CHv-1株全序列有关的文章“另文报道”在哪个刊物？
　　(3) “文章二”中，登录号为EF064886的序列就是分离株Sichuan株的440bp 3D序列，由于引物FP和RP的序列位于该440 bp 3D序列的两端，因此，该440 bp 3D序列颇似引物FP和RP的扩增产物序列。如果该440bp 3D序列就是引物FP和RP的扩增产物序列，如何根据一对引物的扩增产物序列设计这对引物？如果该440bp 3D序列不是引物FP和RP的扩增产物序列，那么，该440bp 3D序列是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是否是“作者”从我们提交到GenBank中的C80株或E63株序列中截取下来的？
　　(4) 2008年1月21日， “文章二”8个“作者”中的4个有一篇稿子投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现已发表，称为“文章三”：Miao Yang, Anchun Cheng, Mingshu Wang, Hongyi Xing.2008.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one-step real-time Taqman RT-PCR assay for detection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type1. 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 153, 55–60。
　　在“文章三”的2.2.1部分，“作者”写道：“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DHV-1 isolate Sichuan obtained by the Avian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enBank accession no. EF064886), a conventional RT-PCR was carried out using a template from DHV-1 XC Strain, with primers P1 and P2 (generated by TakaRa, Japan) targeting the conserved region in the 3D gene (Cheng et al., 2007). The product size was 440 bp” 。注：参考文献(Cheng et al., 2007)即是“文章一”
　　这段描述令人费解。“作者”并没有说明引物P1和P2是根据哪条参考序列设计的，却说该引物对是以“文章一”中3D基因的保守区为靶向；同时，一个传统RT-PCR试验的完成是根据DHV-1 Sichuan株的序列(登录号为EF064886)，事实上该序列也就是前述的440 bp 3D序列。
　　虽然“作者”在该文中未列出引物序列，但根据该段落的信息(引物P1和P2的扩增产物是DHV-1的440 bp 3D序列)和结果部分的一个信息(用该引物从DHV-1 XC株所扩增的440 bp 3D序列与登录号为EF064886的440 bp 3D序列完全相同)，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引物P1和P2必定位于440 bp 3D序列的两端。由于引物P1和P2与“文章一”和“文章二”所用的引物FP和RP扩增的是DHV-1基因组中相同的440 bp 3D序列，特别是“文章二”中“作者”同样是根据DHV-1 Sichuan株的440 bp的3D序列(EF064886)设计了引物FP和RP，是否P1和P2就是FP和RP？
　　由于“文章三”的引物(P1和P2)和“文章一”的引物(FP和RP)扩增的是相同的440 bp 3D序列，且“文章三”在上述段落中又引用了“文章一”作为参考文献，故必须提出几个问题：
　　(i) 为何“作者”在“文章三”中不直接使用“文章一”中的引物(FP和RP)，却额外使用一对不给序列的引物( P1和P2)? 　　
(ii) “文章一”的前言中，“作者”只宣称CHv-1株的基因组序列已测定“文章一”的结果部分，“作者”也只宣称测定了CHv-1株的440 bp 3D扩增产物序列(当然，CHv-1的全基因组序列和该毒株的440 bp 3D序列我们是看不到的)，而且整篇文章中没有使用任何其他毒株的3D序列进行分析比较(前已述，“作者”认为那时没有DHV-1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参考资料)，那么，在只有一个毒株(CHv-1)的3D序列的情况下，“文章三”中的引物(P1和P2)是如何靶向该3D序列的保守区的？
　　(iii)上述段落中所描述的“根据DHV-1 Sichuan株的440 bp的3D序列，一个传统的RT-PCR试验被完成”是什么意思？是否指根据该序列设计了引物P1和P2？若是如此，为什么引物P1和P2还要靶向“文章一”CHv-1株的3D序列的保守区？既有全序列已测的CHv-1的3D序列，为何还要根据DHV-1 Sichuan株的440 bp的3D序列这样一个疑似为P1和P2靶基因的序列设计引物P1和P2？
　　我还想说的是，如最终证实“文章一”的“作者”涉嫌剽窃，那就意味着，四川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程安春教授极其恶劣地利用审稿机会将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刘艳萍的手稿中的内容据为己有！在补充一些涉嫌为伪造的数据后，极不光彩地重复发表于《中国兽医科学》和《Journal of Microbiological Methods》，在这一过程中，博导、教授、研究生等共18人次参与！也意味着，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即2006年7月18日(刘艳萍稿件投《病毒学报》日)－2006年9月21日(“文章一”投稿日)之间，“文章一”的“作者”对18只人工感染死亡鸭的心、肝、脾、肺、脑，10只对照鸭的心、肝、脾、肺、脑，19份历年保存的样品，以及48份临床病料共计207份样品进行了RT-PCR检测、Dot-ELISA检测和病毒分离！
按“文章一”介绍的病毒分离阳性结果计算，“作者”应共分离到病毒104株，同时，“作者”还依据“病毒分离”这一方法将分离到的104株病毒鉴定为DHV的血清1型，这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将进一步证实“文章一”存在学术造假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张大丙
　　 2008年10月9日
20.2我的评论
⑴张在这里提的许多问题，是前面的重复或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阐述，因此相应的请看“6.2我的评论”、 “7.2我的评论”、“8.2我的评论”、“9.2我的评论”、“12.2我的评论”、“14.2我的评论”、“15.2我的评论”、“17.2我的评论”、“18.2我的评论”，可知道张的提问是无法成立的。
⑵引物设计部分：Primer premier 5.0软件是公共数据库中的著名软件，应该不是张的专利，查阅到的资料表明，程的实验室2006年以前就使用了该软件。
⑶正如前面的分析，程的实验室如果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什么特点认准就是要那440bp，用Primer Premier 5. 0软件进行设计和验证或只进行验证，那结果该如何，大家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⑷病毒核酸提取部分：病毒核酸提取是一个大同小异的简单工作，各个实验室大都相似，张在这里为何只说“也极为相似”而不说“相同”呢？
⑸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张在这里的核酸提取方法，一摸一样出现在张的“快速提取病毒核酸用于PCR或RT-PCR《中国兽医杂志》2007，02：20-21”和“用RT-PCR检测鸭肝炎病毒《中国兽医杂志》2008，4：18-19”，两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复，相同的刊物相隔仅仅14个月，按照张的逻辑，重复发表呼？
⑹还是说病毒核酸提取，张文“快速提取病毒核酸用于PCR或RT-PCR《中国兽医杂志》2007，02：20-21”声称是自己改进，但很明显是受到其他文章的启发，其中一篇就是早在1998年发表的“一种新型核酸快速回收方法，《中国科学院院刊》，1998，1：55-56”，就连“线性聚丙烯酰胺(20μg/管)”的剂量都是照搬的，张未引用此文也未感谢，按照张的逻辑，剽窃呼？
⑺“文章一”发表时间是2007年1月，张文“用RT-PCR检测鸭肝炎病毒”的发表时间是2008年4月，大家能够看出一点什么吗？
⑻这里有必要问一下，张与程是如此的彼此熟悉，程的实验室2005年在雅安承担的学术会议张是参加了的（张的中国农大同事可证明这一点），其间张还参加了程组织的聚会。另外，大会安排的一项内容是参观实验室，也就是说张是有机会接触程的有关实验室资料信息的，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愿用张的推理手法继续往下推论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张根据假设的结果来推理，进而得出“可能结论”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