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吴思的理论用在毒奶粉上恐怕是很好用的。

先绕到另一个话题上，过会儿绕回来。以前还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四点半食堂就开晚饭。所以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真是饿坏了。校内的一个小卖部质次价高，所以很多人都到三号门外去吃，小贩们也早已发现了这一巨大商机，有卖羊肉串的，有卖煎饼果子的（一个苏州同学总说是荷叶裹尸体），有卖砂锅的。

我经常吃，所以很快就发现情况。那卖砂锅的，站在路灯的阴影里，有条不紊的做着砂锅，收着钱，生意很好。不久，从另一个阴影里走来一个人，那卖砂锅的等他一过来，马上把钱盒里的钱一把抓起来塞在那人手中。然后那人走了，卖砂锅的继续。这手续只有几秒，而且双方都熟极而流，然而几乎所有坐在那里吃的学生都看见了。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发生一次，又是一把钱塞过去。我想，那卖砂锅的前面几个小时不是替自己卖的，大概只有最后一点时间是替自己卖的。

为啥呢？因为那人可能是城管或是什么别的名目。无论是个什么东西，他都握有一些伤害小贩的权利，而小贩并无任何说理/反伤害的权利。这伤害权就可以拿来卖，而卖砂锅的早已认清形势，看都不看，问都不问，一把钱抓起来就给。

如果不给？有一天又饿坏了，走到三号门外，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地上一大滩面浆，还有些摔坏的脸盆。显然卖煎饼果子的来了把血气，试了把中国公民的权利，见识了把合法暴力，长了把人生阅历。

为啥呢？因为我们的国家，不是我们交税来养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对我们负责；而是我们交税来养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却掌握在另外一个集团手里。结果我交了钱，没有服务或是劣质服务不说，他还要反过来拿他手里的合法暴力来跟我换钱。如果事事都是公平交易，我交钱，你干活，干得不好请你走人，哪还有这些不平之事呢！在中国，事事讲钱，讲合同，惟独这权力，是不跟你签合同的。

所以，我也就明白为什么学校要四点半开饭了----不然小卖部生意怎么做？我也明白为什么小卖部质次价高了----他也要向人进贡啊。我也就明白为什么奶粉要掺三聚氰胺了----检查的人隔三岔五的来，要打发啊。

在一个啥都讲合同的社会里，我们既然出了钱，雇了你警察、市长、城管、质监，你就得为我们服务，保证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卖砂锅和煎饼果子的环境。那我如果脑袋正常，我应该是力求价廉物美，力求创金字招牌的；但在一个我随时都可能受到伤害，无权无势就铁定倒霉的地方，我显然只能想方设法行贿，以求起码能生存下去。然后我再把我的损失，在比我更无告的人身上补回来。

我过去不太喜欢民主，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