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平等这些理想当然是好的,抗议,甚至造反也可以是有理的,不过六四那些领导人员离理想太远了;寻正一次在某文中说

"认为中国的大学生缺乏民主精神，学生们急着投票选举了高自联，而高自联对学生又极度缺乏约束能力与约束行为，这些都与民主精神相差太远"

很有见地,不过他们生长在不民主的环境里,学到的只是海瑞罢官,买好棺材向皇帝抗议这类本质是封建的手法,这倒也难怪他们,问题是他们连这种中国传统精神也无法贯彻

那天赵紫阳亲自去天安门,流着泪劝说他们离开以免受伤害,然后柴玲吾尔开西等主要人物就决定逃走,但并没有叫跟从的群众也撤退逃命,反而鼓励他们留驻继续斗争,结果有不少那晚伤亡或被捕;这是领袖人物应有的作风吗?

如果那晚他们叫群众散开自己留下,等着被捕受审,在法庭上继续宣扬民主,冒的风险并不多,因为他们有很多党内支持者包括赵紫阳,事件过后那些开放派也受到牵连,至少有"处事软弱不及时解决让问题闹大"的罪名.如果那天民运领导拿出令人尊敬的英雄气概,让事件和平解决,不但对开放派有利,以后中国真的开放的时候他们会成为风云人物,甚至可能得到招安成为高级官员.

他们的懦弱,和部分人物到了美国后的虚荣表现,不但令他们失去领导作用,使民主运动无力振作,也引起更坏的后果:两方面都失去理想,所以中国开放只引进了最粗糙的商业化,令当代政党和各方面文化包括教育,科研,影视,文学,都趋向腐败.

64领导人物那天离开时,还每人分了一批手中的现金;这些主要是香港台湾支持者的捐款,但里面有一部分似乎来自美国,台湾情报机构设立的一些所谓基金会研究机构.64事件引起中国政府对海外影响的高度不信任,使台湾香港都失去帮助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北京对两地的方针也趋向强硬,台湾当局的失望间接造成这几年来,部分民众盲目跟随独派,小人当权,当地政治每下愈况,而香港则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个性,(一部分原因是97年亚洲经济风暴后失去自信,也需要中央批准各种经济支持)这些对中国的发展都是某种损失

所以我认为,不懂民主的民运人物,对民主路程功少过多,不一定能得到历史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