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一文的立论点是：
“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完全正确。
拿选举一事来说，就有可能出现房先生所描述的一种现象：掌握资源的集团，把选举演化为一场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选举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选举的胜利。一切见不得人的事都在暗箱中操作，不让阴谋暴露。
但是，从房宁所说的美国情况，我们却看到在美国发生上述“房宁现象”的可能性不大。房宁告诉我们：
“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
循房宁所引查一下，原来美国选举包括总统选举是公开记帐的！简单的说，谁用了多少？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出多少钱？等等，都是公开的，有帐可查。这样，每一步都留下脚印，谁还敢伸出违法乱纪的魔爪？就是搞阴谋也容易被公众揭露。这就从最关键的地方防止那些用金钱影响、控制选举行为的出现。至于有的被选举人看上去花费很大，不会不引人注目，自然可能成为重点清查对象。查出问题了，不光灰溜溜走人还要受法律制裁。查不出问题，因为选举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大规模活动，好比拍电影，不可能不耗费钱，数量上高一些低一些大概也是题中之义，人们只得承受。
因此，一个国家，也不管几党制，发不发生“房宁现象”就看它如何实行类似的制度了。实行得好，发生“房宁现象”的机会就少，实行得不好，发生的机会就多。无论如何，实行比不实行好，实行了，会渐渐从坏到好，不实行，“房宁现象”就必然发生。房宁文中提到有一些输入民主制度的国家出现问题，一定与实行得还不怎么好有关系。房宁没有点那些国家的名，不知指哪几个？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实际上，多数国家特别如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确是越做越好的。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房宁先生能否回答一下：选一个中国国家主席前前后后要用多少钱？有没有地方可以公开地查到这方面的明细帐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出钱的人是自愿的吗？他们同意钱的用法吗？
这些问题，房宁肯定回答不出。假如有答案的话，那早就应该公开了。我们面对的冷酷的事实是：中国不但不实行选举公开记帐制度，而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制度！至于中国的“房宁现象”，已经发展到一种极端状态，掌握资源的集团，何止是经济的资源，还掌握政、军、警、法、教育、舆论工具等所有可能的资源，把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影响到如此之地步：在中国，选举等同虚设，实际上选举可有可无！
难道作为专家的房宁看不出自己发现的“房宁现象”就发生在身边吗？答案是：他本人就是中国“房宁现象”产下的怪胎，他手里拿着放大镜是专门去看外国“房宁现象”的。这一次文章露了破绽，让我们一窥中国真相。 (2009.2.12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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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房宁文：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
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西方多党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行。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怎能进行权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钱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多党竞争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多党制度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和根本价值，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必然是形成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政治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期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纷争，更使一些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而从西方输入的多党制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显化、激化，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升级的导火索和加油站。这是造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伴随着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衡大量产生、发生。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为此，需要把人民内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使之不影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我国需要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已经找到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首先，这条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这条道路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综合起来，使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协调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