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明：方舟子《最后的预言》赏析

2、 “我最好的作品”

《方舟子诗选》有近百首诗，其中有一首是方舟子最为得意的。1990年11月，方舟子在“赴穗签证前 ”，把“1987年下半年即第三学年之后”的诗作选编成集，题为《最后的预言》，其中第一首诗，当然就是《最后的预言》。1993年7月，已经身在美国的方舟子第三次编辑这个诗集，编完之后写道：

“现在，我的一位朋友就要永远地离去。应她的请求，我开始整理旧作，把近几年的作品也编进去，献给她，以纪念一段大喜大悲的短暂日子。诗集仍名为《最后的预言》，那首诗，仍是我最好的作品。”(方舟子：《〈最后的预言〉编后之三》)。

2000年，在接受刘华杰采访时，方舟子说：

“ 诗是天际的星光，科学是引路的灯火。诗使我有理想、有激情，科学使我有理性、重实证，二者并不矛盾。表象是科学，内心是诗，所谓外冷内热。我自己较满意的诗作，以出国为界，前期有《最后的预言》，后期有《琴三章》（都登在台湾的《创世纪》诗刊上）。”(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

2007年2月10日，新语丝新到资料上发表了署名“小草”的文章：《读方舟子的诗》。其中说：

“他的诗目前只这首《最后的预言》令我过目不忘。是因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还是因为其中饱满的情愫？读它使我懂得了周汝昌的一句话：很多诗只有其表，并不能称为诗，甚至唐诗三百首中真正称得上诗的也不多。”

[根据方舟子在文内提供的链接，我们发现这篇文章是小草2006年12月8日发表在搜狐博克上的，题目是《〈最后的预言〉(方舟子)》。这篇文章发表至今(2009年1月)已经两年，但只被点击了57次。]

也就是说，《最后的预言》是方舟子的代表作、得意之作、最好之作。那么，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首把《唐诗三百首》踩在脚下的巨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方舟子在《〈最后的预言〉编后之一》所做的自我解释：

“ 去年冬天，当我独步天安门广场，与城楼上那位酋长摄人心魄的眼睛相对时，我更加坚信我们的时代不能没有反叛的先知，来宣告一个世界的幻灭和兆示另一个世界的来临----虽然来临的日子遥遥无期而且可能仍然会幻灭。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有启示录般的吟颂出现的，即使不过是用以自我陶醉。然而可悲的是却没有----甚至连呻吟也无法听到。因此我只能自封为先知了，于是就有了《最后的预言》，用以祭奠逝者，并告慰来者。类似内容的还有几首。而我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方舟子：《〈最后的预言〉编后之一》)。

也就是说，方舟子当时苦于这个世界的麻木不仁，“甚至连呻吟也无法听到”，于是自扮先知，向世界发出预言。他发出了什么预言呢？请欣赏《最后的预言》：

握紧我的手

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

请传递这一把火　直到

百年之后　我所有绝望的嘶叫凝固

而此刻回声不绝　如带雨的风

从一颗龟裂的心上抚过

那美丽的伤口　如礼花般开放

为一个最后的节日之夜殉葬

啊　那些长跪不起的人们

一夜夜静等灵光催命的闪耀

为每一次的劫难欢呼和嚎叫吧

但是我早已降临

在空旷的祭坛上悠悠地独步

一步步踏碎绿树红墙守护的古老梦境

碎影依然伟大如魔鬼　然而不再长久

告诉你们吧　这一刻的阵痛

乃是不可告人的无上欢乐

我不死的种子　在城楼那双神秘的眼下

挣扎着播散如四溢的血

带血的宁馨儿

比水晶里的人神更为不朽

这时候你的归来不可改变

正如我命定的离去

墓碑高耸　指示一次奇迹的毁灭

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我们百年后的重逢

真正的道路是否不再虚幻

唯一的道路究竟埋葬在哪一片地下

不可破译的密码在你的眼里闪烁

在默默的相对中消逝

1989.12.于天安门广场

读毕这首“最好的”诗，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就涌现了一个大大的疑问：这，是诗吗？

(1) 无音节的“诗”

根据《辞海》：

“诗歌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结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

根据《维基百科》：

“詩是一種文學體裁，其按照一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的要求，用凝練的語言、充沛的情感以及豐富的現象來高度集中的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根据Dictionary.com：

(A poem is) “a composition in verse, esp. one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ly developed artistic form and by the use of heightened language and rhythm to express an intensely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

也就是说，不论中外，“诗”在形式上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押韵；第二，有节奏感；第三，语言要精练。而方舟子这首“最好的”诗，一没有韵脚，二没有节奏，三则文字拖泥带水不说，并且陈腐不堪。这样一首作品，连“诗”都算不上，怎么能够算作“最好的”诗呢？

实际上，不论从最早的《诗经》，还是到最新的“垃圾派”的代表作(如徐乡愁的《拉屎是一种享受》)，“押韵”都是诗歌最明显的特征。即使是《红楼梦》里的薛大傻子作歪诗，他也知道“押韵就好”这个道理。为什么方诗人作诗不用韵呢？

不错，在英语诗歌中，确实有“无韵诗”。中国新诗中，也存在无韵诗。但是，几乎毫无例外，这些无韵的诗歌，都有较为鲜明甚至强烈的节奏。把无韵诗介绍到中国的胡适就曾明白地讨论过押韵与节奏的关系：

“ 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攻击新诗的人，他们不懂得‘音节’是什么，以为句脚有韵，句里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调子，就是有音节了。……押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 ”(胡适：《谈新诗》，见《胡适文存》卷一)。

我们先不管《最后的预言》“每句内部所用字”是否“自然和谐”，我们只看它是否有 “语气的自然节奏”。怎么看一首诗的节奏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高声朗诵，看它是否能够“琅琅上口”。凡是“琅琅上口”的诗，其节奏都没有问题。反之，那些读起来佶屈聱牙、让人感到别扭拗口、舌头抽筋的“诗”----我们姑且称其为“诗”----肯定没有节奏。显然，任何人只要读一读《最后的预言》的第一节，----根本不必折磨自己朗读全篇----就能够发现其中节奏的缺失。没有音韵、没有节奏的文字，难道仅仅是因为分行书写，就变成诗了吗？(《眼蝶标本》也是无韵诗，但是由于它的句子大多较短，并且两两成对，所以给人的不舒服的感觉并不十分强烈。)

方舟子当然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我的诗，自成一体，属于“无音节”的“新新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诗的第三个特性，语言的精练性，来检查一下这首“最好的作品”。

(2) 没有基本语文训练的“诗”

先看头两句：

握紧我的手

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

很难理解方舟子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的手”和“你的手”在语义上的重复和修辞上的笨拙。既然是“握紧我的手”，则“让我的图腾烙在”的对象自然就是“你的手 ”；反之，“烙在你的手上”的图腾也肯定是“我的”。因此，方舟子大可省略“你的手上”或第二个“我的”，甚至二者都省略。假如作出这样的修改，则不仅句子精练，更富诗意，而且连节奏都带出来了。

再看次两句：

请传递这一把火 直到

百年之后 我所有绝望的嘶叫凝固

方舟子既然自拟“先知”，则他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因此，第一个字“请”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使这个“先知”的形象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正所谓“画蛇添足 ”。况且，第一句 “握紧我的手”也是祈使句，没有用“请”，为什么第二个祈使句要用“请”呢？这不成了“坐，请坐，请上坐”故事新编了吗？其次，那个“所有”也显得累赘：在《最后的预言》中，方舟子这个先知根本就没有发出什么“预言”、吼出什么“嘶叫”，因此，加上“所有”二字，徒显其虚张声势。就算方舟子真的发出了很多预言和嘶叫，他既然已经用“绝望的”三字加以限定，则再加上“所有”也属于徒劳无功。因此，删去“请”和“所有”这三个字，句子就简洁多了，节奏也从原先的1-2-3-1/2/2-2/1-2-3-2-2(数字为每个词或词组的字数)变成了2-3-1/2/2-2/1-3-2-2，读起来，也通顺多了。

笔者无意给方舟子当免费老师，因此不打算逐句批改。但是，象上面举出的文字毛病，实际上贯穿《最后的预言》的全篇。一些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的虚词，方舟子使用起来毫无顾忌，颇象他喜欢吃别人的请，其心理大概是“不吃白不吃”。例如，这首诗正文332个字，但仅“的”字就被使用了30次，占全诗的9%，真个是 “无的不成句”。“的”固然是现代汉语中不可缺少的粘合剂，但过多的使用，就会使句子结构松弛，给人以重复、拉遢的感觉，并且破坏诗歌的节奏。(《朦胧诗选》中，“的”字的使用率在6%左右。)因此，象什么“为每一次的劫难”、“在你的眼里闪烁”这些句子中的“的”字，都可以省略。而象“如四溢的血 ”，也可以改成“如血四溢”。除了“的”字外，还有一些可用可不用的虚词，方舟子也都顺手拈来，挥金如土，如连词“而”、“但是”、“然而”；如叹词“啊 ”、“吧”；如介词“为”、“在”；如助词“地”、“着”，等等。

《最后的预言》的另一个语言特点就是不顾诗歌创作的大忌，重复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词汇。除了前面提到的“我的手、你的手”之外，我们再看看这两句：

在空旷的祭坛上悠悠地独步

一步步踏碎绿树红墙守护的古老梦境

既然前面已经说是“悠悠地独步”了，还有什么必要再说一遍“一步步”？难道谁还能三步并作两步也似地“悠悠独步”？其它被重复使用相同词汇还有 “百年”、“所有”、“不可”；相似的词和词组则有“嘶叫”和“嚎叫”、“殉葬”和“埋葬”、“此刻”和“这时候”、“欢呼”和“欢乐”、“指示”和“指向”、“为一个最后的节日之夜”和“为每一次的劫难”，等等。而在诗的结尾，方舟子竟然连续三次使用了“道路”这次词：“所有的道路”、“真正的道路”、 “唯一的道路”。重复固然是修辞手段之一，其目的一般是强调，并且是层层递进式的强调。而方诗使用这个手段所造成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强调力度层层递减。请问：既然“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我们百年后的重逢”，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选择“真正的道路”和“唯一的道路”呢？即使有必要，这“真正的道路”和“唯一的道路 ”又有什么区别呢？显然，方舟子当时是没话找话凑行数。

(3) 没有文化的“诗”

如果说上面指出的“毛病”能够证明“方诗非诗”的话，下面这些错误就能证明“方文非文”。

首先，我们看看这三行诗句：

从一颗龟裂的心上抚过

那美丽的伤口　如礼花般开放

为一个最后的节日之夜殉葬

方舟子把“龟裂”说成是“美丽的伤口”本来就已经有点儿匪夷所思，而他把“如礼花般开放的美丽的伤口”说成“为……殉葬”，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众所周知，殉葬是指用实物与死者同葬。而不论是“伤口”，还是“礼花”，都是非实物名词，它们怎么会“为……殉葬”呢？再说，“为……殉葬”的主体一般都是有意志或者能够有主动行为的人，而不能是物，如我们可以说“他为民主殉葬”，或“我用金钱为他殉葬”，但如果说“金钱为资本主义殉葬”，就会让人感到不对劲儿。方舟子这个语文状元之所以造出了这样的病句，很可能是他没有搞清楚“送葬”和“殉葬”的区别。另外，“为最后的节日之夜殉葬”这句话也有语病：且不问这个“ 最后的节日”是指什么，我们竟搞不明白死去的是“节日”还是“节日之夜”。如果是前者，为什么“伤口”要为“之夜”殉葬？如果是后者，则“节日”本身并没有死，它怎么就成了“最后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两行诗：

告诉你们吧　这一刻的阵痛

乃是不可告人的无上欢乐

既然“无上欢乐”是“不可告人的”，那么这位先知为什么还要“告诉你们吧”？这不象是在说：“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我无法讲述的故事”吗？逻辑不通到这个程度，还敢冒充先知，其勇气固然可嘉，但我们却对其智力是否正常表示严重怀疑。

第三，方舟子在第二段中，是这样描写“我”的行动的：先是“我……降临”，接着是“我……悠悠地独步”，然后毫无来由地突然间开始“我不死的种子……挣扎着播散”。显然，从“悠悠地独步”到“挣扎着播散”，这个变化显得太过突兀：悠悠者，悠闲自如之态也；挣扎者，欲摆脱束缚之态也。根据上下文，我们看不出“ 我”或“我的种子”为什么要“挣扎”、要挣脱什么。或许，方舟子是在暗示他播散种子如女子之生产(所以才“如四溢的血”)？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又不能不对方诗人的想象能力表示“不可告人的无上欢乐”了。

另外，恕笔者无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知播散种子的典故。假如先知真的有播散种子的使命，并且会播散种子，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诗中的“你”是谁？他有什么作用？“先知”为什么需要这个“你”来“握紧我的手”、来“传递这一把火”？

第四，用“四溢”来形容种子的“播散”，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溢”字的本义是液体充满而流出。液体是凝聚的，流动是缓慢的，而种子是分散的个体，播撒是快速的动作。说种子播散如血四溢，就象是把“枪林弹雨”改说成是“枪墙弹水”，固然不能说这是完全错误，但肯定可以说是不恰当。其实，假如把“溢”字成“ 射”字，则不仅增加了文字的动感，而且，如果放在句尾，竟可隔行与上面的“无上欢乐”压韵。可惜的是，这位语文状元改装的诗人，总是能够在“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正确使用汉语”之际，走上糟蹋汉语的羊肠小道。

第五，《最后的预言》是建立在“先知”这个宗教传说基础之上的。尽管方舟子不信、并且痛恨宗教，但他强用人家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别人也无可奈何。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非要在诗中加入一些稀奇古怪的名词如“劫难”、 “宁馨儿”、“祭坛”、“密码”(并且是“不可破译的密码”)，结果使这首“最好的”诗看上去不仅不伦不类，简直就是幼稚得可笑。

我们知道，“先知”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传说，佛教中并没有类似的故事。与之相对应，“劫难”是佛教中独特的概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没有相应的说法。方舟子把这两个名词混到同一首诗中，使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先知”故意要融合本来就无法融合的三大宗教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用 “宁馨儿”当“新生儿”的代名词是错误的。“宁馨”是晋朝时期的口语，意思是“这样的”，因此“宁馨儿”的意思是“这样的孩子”。这个典故首见于《晋书?? 王戎传》，说的是王衍小时候去见山涛，王衍走后，山涛对他发出了这样的赞叹：“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把方诗中的“带血的宁馨儿”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成了 “带血的这样的孩子”。正常人有这么说话的吗？方舟子犯这个错误，显然出于对“宁馨儿”典故的一知半解。方舟子当然可以效仿余秋雨的“致仕”故伎，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古语新用。但这样一来，他又把自己的“语文状元”帽子扯破了。

本来，在《最后的预言》中，方舟子极力要营造出一种古朴、神秘、荒凉的气氛，所以他使用了图腾、殉葬、劫难、灵光、魔鬼、毁灭等字眼儿。但到了最后，他却使用了一个极具现代特色的名词“密码”。这就像是一个穿长袍马褂、头梳长辫子的满清遗老，在脖子上却扎了一条鲜艳的西装领带，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方舟子大概不知道，即使英文单词code中的“密码”这个含义，也仅有二百余年历史，而中文“密码”一词则完全是近代才出现的，所以《辞源》不收这个词。

至于方舟子所说的“在空旷的祭坛上悠悠地独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原来，“祭坛”或“祭台”，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乃是一种类似中国“供桌”的物品，英文是 altar。在天主教中，它更是特指教堂中那个石棺的模型(用来盛放复制的圣体)。也就是说，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先知”能够看到的“祭坛”，既不“空旷 ”，也不会容许他在上面“悠悠地独步”。能够容忍这位宗教先知“悠悠地独步”的“祭坛”，恰恰是代表中国原始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天坛”，或者是诸葛亮祭风用的“七星坛”。(在世界三大宗教出现之前的古希腊时代，还有一个宙斯祭坛(Pergamon Altar of Zeus)，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它也可以容纳方舟子独步。)换句话说就是，在存在宗教先知的文化中，并不存在可供先知独步的祭坛；而在存在可以独步的祭坛的文化中，却根本就没有方舟子所说的先知----方舟子时空错位了。

总之，从形式上看，《最后的预言》是一篇充满了常识、修辞错误的 “文字”，除了“分行书写”之外，这篇文字再就没有任何“诗的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问方舟子：您为什么称它为“诗”？您为什么不称它为“文”、为 “赋”、为“辞”呢？实际上，方先生大可把这样的文字称为“潮”、为“润”，或者干脆称之为“干”。

(4) 到底是“最后的预言”还是临行的诅咒？

也许还会有人----如小草之流----为方舟子辩解说，《最后的预言》虽然在形式上不是诗，但它的内容是诗，所以它可以被称为诗。

那好吧，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内容。

根据方舟子在这首诗的结尾注明“1989.12.于天安门广场”，以及诗中的“绝望”啊、“不朽”啊、“血”啊等文字，人们很容易以为它是为六四事件而作。确实，由蒋天超主编、“台湾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六四诗集》，就把这首诗收了进去。但实际上，这首诗和六四并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根据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那段《〈最后的预言〉编后之一》，方舟子自称他创作这首诗，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有启示录般的吟颂出现的，即使不过是用以自我陶醉。然而可悲的是却没有……因此我只能自封为先知了”。

根据《辞海》，“先知”的含义有三种：一种是“对事理的认识较一般人为早的人。《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第二种先知是“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所说‘受上帝启示’而‘传达上帝旨意’或‘预言未来’的人。”第三种是“译自阿拉伯Al-Nabi，亦称‘预言者’、 ‘知隐微之事者’。”实际上，宗教里面的先知，----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上帝的代言人。因为方舟子所说的“先知”会发出“最后的预言 ”，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充当的先知，是具有宗教含义的先知，而不是孟子所说的先知先觉者。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方舟子是在为谁代言？也就是说，方舟子心中的上帝是谁？

在《方舟子诗选》中，《最后的预言》是方舟子作于六四之后的第二首诗。在它之前四个月，1989年8月，方舟子还作了一首《再读鲁迅》，其主题和语言与《最后的预言》极为相似。全诗如下：

这时候目光依然暗淡如夜

为了寻找一个古老的预言把你读遍

六十年前的预言应约滚滚而至

反复地兆示我　你最后这一个祭司

该怎样嚎叫于静寂的人群

而你　可怕的先知啊　却早已安息

把灵魂藏身于象形文字的方阵

默默地上演一幕幕轮回的把戏

指示好的故事　坏的结局

令走火入魔的我们懵懵懂懂一齐恸哭

那么　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

等待如血　洗礼一个早熟的黄昏

预告无数个夭折的黎明

雄性勃勃的墓碑　今夜突然疲软

美丽的情人　砰然倒地的身影依然美丽

那曾经使我们亢奋不已的　究竟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终将再次归来

在你的书堆上举起反叛的大纛

熔岩一旦喷出　将如野草般蔓延

淹没永恒而颓败的舞台

淹没所有没有人证的历史

在焦黄的气息中我们飞升　然后永生

那最后审判的时刻　正在来临

我重重地合上古色古香的封面

去吧　让新点的火焰把你读完

那飘扬着的　不过是灰烬

显然，从内容上看，《再读鲁迅》和《最后的预言》是前后衔接的。只不过是，在《再读鲁迅》之时，鲁迅是先知，方舟子是祭司；而在《最后的预言》中，方舟子把自己晋升为先知，那个无名无姓的“你”是一个祭司(或者是他的信徒、使者)，而鲁迅则被尊为上帝了。所谓“最后的预言”，无非是方舟子从鲁迅的文字 ----“象形文字的方阵”----中，所得到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呢？方舟子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是却做出了无可置疑的暗示：第一，中国将会毁灭：“熔岩一旦喷出/将如野草般蔓延/淹没永恒而颓败的舞台/淹没所有没有人证的历史”，“墓碑高耸/指示一次奇迹的毁灭”。第二，“我们”将获得永生：“在焦黄的气息中我们飞升/然后永生”，“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我们百年后的重逢”。

1989年8月14日，也就是在作《再读鲁迅》的同时，方舟子给一个叫WY的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这次科大报考GRE的人数是创纪录的。为了能领到表，大家挤着，嚷着，抢着，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徒。就象一群遭遇海难的旅客，完全失去了自救和救援的希望，都拼命往小小的救生艇上挤。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我知道同样是人类社会，美国也未必就比中国好多少。但是我现在所能作的----或者说是赖以生存下去的支柱----也只能是如此。就象《野草》中的过客，虽然明知前方只有坟，也只能不带任何希望地向它走去。……

“ 在家又翻了翻鲁迅的著作。经过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也就更感到鲁迅伟大得可怕，就象一位先知。而到社会的基层了解民众对这次运动的见解，又提供了许多悲哀的例证。对民族的根源和国民的德性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觉得悲凉无比。是的，我已经没有了普渡众生的豪情壮志了（那十八岁少年的骄傲哪里去了呢？），只能先解脱了自己。我很敏感，也许预感也颇好，就象一只小老鼠，预见到地震将临，自己的家园将毁于一旦，却除了逃走之外别无他法。”(见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1989-1990书信摘录》)。

看到了吗？当时的方舟子是确信老鼠能够“预见到地震将临”的，所以他才会象面临灭顶之灾的耗子那样“逃走”。二十二年之后，这个曾经凭借着本能而逃生的人，却又换上另一副面孔，滔滔不绝地告诉世人：谁也无法预测地震，“地震专家的职责不应该是预报地震”。此人之居心究竟何在，我们慢慢地就会从他的诗中找到答案。

无论如何，方舟子从鲁迅的文字中预感到灾难的来临 ----至少他口头上是这么说的----，所以他要到新大陆去避难，就象当年的诺亚带领全家登上方舟逃避洪水那样。因此，与其说《再读鲁迅》和《最后的预言》是在纪念六四，倒不如说他是在给自己出洋留学时与芸芸众生一样的仓惶失态找一个借口。“台湾民主基金会”把《最后的预言》当作“六四诗”，未免太自作多情。

既然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了《再读鲁迅》的真实含义，为了增加它的可读性、易懂性、和娱乐性，笔者把它修改一下，供读者欣赏。

《再读鲁迅》(修改稿)

??亦明??

为了寻找那古老的预言

我把鲁迅的《野草》翻遍

六十年前的诅咒

今天早已应验

鲁爷啊

您真是一个可怕的先知

教教我吧

您谦卑恭顺的最后祭司

可惜啊先知已经魂断

可恨啊民众仍旧愚顽

可悲啊男根突然疲软

可怜啊女体慢慢瘫痪

即使我不懂您的预言

我也要跟您直到永远

您举起大纛我就反叛

您说出一二我就喊三

世界注定毁灭

地面覆盖熔岩

愚民将受审判

我却要升天、升天、升天……[声音渐弱，直到消失]

【注：2008年7月20日，方舟子在“剽窃示众”一个人之时，“顺便”说了这么几句话：

顺便说一下，去年7月海外出了一本《六四诗集》（蒋品超主编），收入我的三首诗《最后的预言》、《会有这样的时候》、《我只是站在这里静静地看着你》，事先没有征得我的许可倒也罢了，《会有这样的时候》居然还给改了一句，把‘这样的时候还能再等多久/年复一年’改成‘一年复一年，不会太久’，改得莫名其妙。蒋主编如果觉得诗写得比我好，自己写就是了，何必自告奋勇要当我的一句师？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songyan.txt

我当然觉得自己的诗写得比方舟子好，但是，我不喜欢做诗人，况且我是在研究“方学”，所以我不能“自己写就是了”，而必须“自告奋勇”当方诗人的“一诗师”。方诗人如果对此不高兴的话，那就“爱咋咋地”吧。】

作《再读鲁迅》的四个月之后，方舟子再作《最后的预言》。如果说此时的方舟子已经立志要建立一种宗教----大概要叫做“鲁教”----，应该离事实不远，因为不仅他和鲁迅都各升了一级，而且方舟子自己也有了跟随者“你”和后代“宁馨儿”。看看方舟子在1989年12月7日对他的朋友HR说的这段话：

“ 我的立志出国，究竟是为了逃避责任，还是为了解脱自己，或者是为了到另一世界看个究竟，不至于对人生太感绝望？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有一天我终将归来，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能出去的话），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可悲地无可奈何地深爱着这个多灾多难一点也不可爱的民族，悲悯她的前途，然而仇恨她的现在。悲剧是我只能看着我的爱人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却无能为力。六月的惨剧只是她积四十年之久的又一次垂死挣扎而已，而其结果不过再一次证明了她的不可救药。因此我只得走了，或者转过脸去。我还没有堕落到在她的棺材上狂欢等着瓜分她的尸体，也无法高尚到与她殉葬。”(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

本来，大学毕业之后，争取出国留学，应该说是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事情。而方舟子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别人解释自己出国的动机。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当时为了考GRE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徒”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当时方舟子对中国的仇恨，是极为强烈的。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仇恨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包括整个“民族的根源和国民的德性”；而他产生仇恨的原因，也不是六四事件，因为在他看来，六四事件不过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幕轮回的把戏”之一而已。尽管方舟子还假惺惺地说什么“我的内心深处可悲地无可奈何地深爱着这个多灾多难一点也不可爱的民族”，但实际上，他之所以要说这样的话，恰恰是出于“无可奈何”，因为他的听众和读者都是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的预言》实际上是方舟子临行前对中国发出的 “最后的诅咒”。按照方舟子的设想，中国应该发生“一次奇迹的毁灭”，然后他就可以“终将归来”，与同道做“百年后的重逢”。也就是因为这个“预言” 太过恶毒，方舟子才在诗中装神弄鬼，假扮先知，最后还要故作神秘地这样结尾：

真正的道路是否不再虚幻

唯一的道路究竟埋葬在哪一片地下

不可破译的密码在你的眼里闪烁

在默默的相对中消逝

其实，那“不可破译的密码”和那“象形文字的方阵”都是可以破译的，就象方舟子的那个“不可告人的无上欢乐”是必须要“告诉你们吧”一样。对于方舟子来说，这个“密码”和“方阵”就是鲁迅的著作，特别是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的这句话：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当然，按照方舟子的理解，“熔岩”仅仅“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淹没永恒而颓败的舞台、淹没所有没有人证的历史”，应该是“一次奇迹的毁灭”。这就是方舟子发出的“最后的预言”。

1989年12月27日，方舟子在给WY的信中说：

“ 《那时候》一诗更是写得匆忙，并非完整的作品，你也就不必在里面寻找什么特点。在它的基础上完成了《传统下的预言》，可说是我对北京的观感，颇费了点心机，自己也较满意，再修改修改，简直可以当作我的代表作了。”(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1989-1990书信摘录》)。

毫无疑问，《传统下的预言》与《最后的预言》不过是同一首诗的两个不同标题而已。方舟子所说的“颇费了点心机”，就是笔者上面所说的装神弄鬼故作神秘，其目的，无非是要把自己的阴损歹毒埋藏得更深一点儿而已。

所以说，如果把内容如此邪恶的《最后的预言》称为“诗”，不仅是对“诗”的亵渎，而且是对方舟子念念有词、信誓旦旦的那个“人文主义原则”的亵渎。(见：方舟子：《一点声明：我的人文主义原则》)。只不过是，方舟子的“人文主义原则”只对美国人有效。那些“一点也不可爱的”中国人是沾不到这个原则的什么光的。对于他们，“一次奇迹的毁灭”应该是最好的下场----所以方舟子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的科学家研究地震的预测预报。正是：

有一种坏蛋叫祭司

有一种神棍叫先知

有一种毒咒叫预言

有一种作恶叫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