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太平天国兵锋正锐，西方列强态度暧昧，宣布在中国内乱中严格保持中立。上海小刀会闻声而起，三下五除二地拿下了上海县城。大清国的官员们撒开脚丫开溜，速度丝毫不亚于他们在任时的横征暴敛。

兵荒马乱对商人们、尤其是外商来说，倒也并不都是坏事。一个特大好消息是中国的海关也不见了踪迹，上海几乎成了自由港，各国的商人们大显身手，走私成为常态。

但是，在举座皆欢的上海商界，来自英国的商人们却向隅独愁：他们的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不识时务”地要求，尽管中国政府逃跑了，但外商向中国政府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并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必须缴付完结各种捐税。同样与大清有着条约关系的美国、法国，虽然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却没有认真执行，英国人俨然成了大变局年代中“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典范。

这种“费厄泼赖”，在早已逃之夭夭的大清各级领导干部眼中，既不值得称谢，更不会因为自己的敬业精神远逊于“洋鬼子们”而有丝毫惭愧，反而成为“洋人真傻”的又一证据。

英国领事阿礼国的确有点“傻”,他除了坚信自己拥有维护英商合法权益的使命外，还有着另一种“崇高的使命”：“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

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是少数比较对等的条款之一，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在执行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干部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但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的任何抨击。

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和约翰•德格代尔号（John Dugdale），连中国海关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迂腐”的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引发中外侧目。

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丢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暹罗、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国再算是强龙，也毕竟不能替代“地头蛇”大清政府，对别国走私商人采取任何行动。自己的领事“里通中国”，英商们便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它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渡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上访请愿”。

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旗帜鲜明地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训令中更是冠冕堂皇地指出，领事们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

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只好灰心地宣布：“我不能无限期地为中国海关继续征税，条约上我也找不到这样的责任”。尽管弄得里外不是人，但阿礼国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从此，洋员管理下的海关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为稳定、坚实的财力支撑，也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廉政、高效的机构。

但这一切，最终都被简单地扫进了“帝国主义”标签的垃圾桶里。宁要腐朽大清的“草”，不要“洋鬼子”的“苗”，在这样的“衰草”心结下，大清国自己的“苗”总是难以发芽、壮大，连绵衰草终于成就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雪珥专栏，2008年12月30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