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后杂忆》
（上）
几天前天津的母校搞五十周年校庆，很多同学回去见面。我虽然离大老远回不去，但借机在网上查到班里老大哥（现在是副校长）的电话打了回去，算是分别二十多年又取得了联系。另外一件事， 最近也是在网上聊天才知道，当年中学带我最长的两位班主任李佩芬和李耀生老师都已作古了，也有些感慨。想哪聊哪写一篇，借着30年的由头，前前后后杂七杂八地回忆一下。有些同学和晚辈或许在看我的博客，也算叙叙旧事。去年网上很多人写纪念恢复高考的文章，电视也做了些节目。 其实正经算今年才是三十周年。1978年是全国统一考试， 七七级其实也是1978年初才入学， 比我们七八的早半年。
1978年，算得上改变我人生的一年。回想起来，当年我能稀里糊涂考上大学，不谦虚地说部分原因是比别人脑子好使一些，但也是很幸运的。那时小学五年中学四年，我是玩了九年，直到高考前半年才算是半用功学了半年。直到上大学第一学期其中考试我成绩很平庸，辅导员找我谈话，说别人晚上去教室自习， 我天天天在宿舍里看小说， 我一要面子才玩命读书。在那之前我认为下完课做完作业就行了，其他时间玩是天经地义的。
在农村我们家得算是书香门第了。我爷爷是跟邻村台吉营一个叫白子元的举人念的私塾，念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反正据说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中医算卦都挺内行。解放后他只管行医治病，还培训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但从来不算卦。据邻居一个喜欢看阴阳的长辈说，以前他有什么闹不明白的都去问我爷爷。我爹好像就念了五年书，但当了一辈子教师。在我之前我们村就两个人上过大学，那就是我大哥二哥。后来文革了，不兴考大学了，家里困难也念不起，三哥四哥大姐都没有念完初中就当社员了。但是四哥念书也是出了名的好学生。五哥和六哥都念完了高中，好像成绩一般没什么好吹的。但那时候大家都不正经念书，也没什么好比的。其实我从小就不是好学生，不爱上学。 现在仍记得二年级的时候逃学的情形。背着书包出去了，却没有去学校，跑河套玩去了。 我大哥追着我到处跑， 终于给捉回家。
到现在我做梦经常梦到的两个主题之一就是要考试了书都没念不知该怎么办，另一个主题是在大庭广众忽然发现自己光着腚呢，急得找衣服穿。
一二年级的时候字都写不成个儿，一个字比别人写的四个都大，学校办作业展览，我的作为坏典型被选中。不过我二年级时候就认字多。当时村里学校就两间教室，我们二年级和四年级合用一间，老师轮班给上课，不上课的年级做作业。我因为认字多，李耀生老师曾经让我领着四年级的学生读过课文。还有一次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我比别人多背上百条还多，李老师一高兴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机械化脑筋”。那时候就知道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说机械化就跟后来说现代化似的，以为多牛逼呢。但后来四年级时候一件事儿，让李老师很不喜欢我了。有一次班里劳动，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打水散地，打回来后别人抢着喝，我们恶作剧地往水壶里放了一坨鸡屎。 虽然没等人喝就喊出来了，但还是被同学告了老师，而那个水壶正是李老师烧水做饭都要用的。后来到高二的时候，李耀生老师又成了我的班主任，依旧不戴荐我，但同时作为语文老师又很欣赏我。
从五年级开始， 我各门功课就都比较拔尖儿了，但依旧不招老师喜欢。不知道哪的账，我几乎从来不打架，到哪都是人缘好，但到哪都是除了学习好以外的后进学生， 不爱劳动，不要求进步。直到大学毕业，念了十几年书，连小组长、课代表都从来没当过。初一时候就要走六里路到八达营中学去念，十一二岁，冬天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刮风下雪都得去，想想也够惨的， 现在的小孩儿肯定受不了。我曾经写过一首童年四韵，冬天印象就是“北风似刀透棉袄，手脚生疼像猫咬。鼻涕眼泪到学校， 哆哆嗦嗦把火烤”。一间教室只有一个炉子，暖不过来，上课时候老师经常得停下来让大家一起跺脚搓手取暖。初一的班主任是李佩芬老师，她和我爹很熟，第一天让我当我们小组的小组长。我随口一句“我可当不了”把李老师惹火了：“一个小组长还当不了，当不了拉倒！于占东，你当。”于是我就这样把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小组长的机会给错过了。自此之后，李佩芬老师也不戴荐我。但她不喜欢我是作为班主任不喜欢我。而作为语文老师，还是很喜欢我的。后来高一时候她也是我的班主任。一次劳动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摔跤撂跟头，还说怪话。李老师认定我是坏典型，让全班写小评论批我，题目是“说风凉话是小事吗？”同时让我写篇检讨，都贴到后墙上。写完后李老师的评语是“你看人家插一腿，检讨写得都有水平。再看看你们，那也叫评论？错字连篇的。”
初二时候，八达营中学不要我们了，我们村和邻村台吉营的学生合成一个班，到台吉营的一个废弃的旧水泵站改当教室里上课。这个台吉营大部分人是蒙古族，学习好的几乎没有，但打架都是好手，一个比一个能捣蛋，因此跟我很合得来。别看我学习好， 可是偏偏喜欢跟捣蛋份子打咧咧。所以整个初二这一年，可以说什么都没学，天天撒开了玩。一年之间班主任换了四五个，谁都管不了。现在想不起来初中是否学过化学了，但物理好像是没学过。取而代之的有一门课叫工业基础知识，讲柴油机拖拉机什么的。 还有一门农业基础知识， 讲怎么种地灭虫子的。小学时候全国备战备荒，我们到处挖防空洞，把路边挖得跟耗子窝似的。有一段时期还人人造地雷。我们每天放学后要凿半天石雷才能回家。生产大队从山上起回来好多石头，人人一把钢钎一把锤子在石头上凿窟窿。帝修反没来，这些地雷坯子没用处，都垒墙用了。后来有人过年时候往里放炸药雷管，没鞭炮放地雷也挺不错。直到高中毕业，一天外语课没上过，一天生物课也没上过， 没有这方面的教师。记得上过半年的地理课。历史课基本也没上过几天。
那时候升学不论成绩，都是人民政府说了算。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村只有八个名额，村干部说“您们家大学生都出两个了，书不能都教你们家人念了”。于是我就没地方念书呆在家里了。我一点都不着急，甚至还挺高兴。我跟我妈说我不想念书，就要在家放牛了。我甚至对在高山上放牛有些憧憬起来。我爹知道了劈头就骂“你他妈的就这么点出息，愿意戳一辈子牛屁股？ 摸一辈子锄把子？”我爹不甘心，又到处托人。过了一个多月，有别的贫下中农子女实在受不了读书的折磨退学了，腾出地方来，让我去了。那时候反正也不正经念书，我晚去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课程跟上跟不上的问题。那年头除了寒暑假，每年还有春秋两次农忙假，各一两个星期，就是回生产队帮着抗旱、薅苗、上化肥、收割等。另外个别生产队忙不过来，到学校跟老师一说，大队人马就开去帮忙。除此之外每年还都要上高山植树造林。这个劳动我喜欢，可以偷着趁机爬山，周围的高山头儿我几乎都爬过了。学校还有试验田，在好几里外的山上。其中最要命的劳动是送粪。从学校厕所里掏出来刚出锅的大粪汤子，用粪桶给挑到三四里外的山沟里的实验田去，那个臭啊，还没口罩，想想真是摧残少年啊，哈哈。我送过两次，一次跟我们村的同学文国瑞一个组。他从小是大班长，劳动特积极，人实在的要命。他比我个高还有劲儿，又喜欢劳动。我挑不了三步就喊“太他妈臭了，熏死我啦，累死我啦”，文老兄就接过去挑。另一次跟白金鹏一组，他是台吉营的，打架特别厉害，初二时候我们俩还打过一架，我当然没打过他。轮到我跟他往山上送大粪的时候最省事，出去半里路看看四下无人，沙滩扒拉一大坑把粪埋了，然后躲在土坡后边晒太阳，呆上一个多钟头再往回蹓跶，就当送上山了。后来白金鹏和文国瑞都去内蒙当兵去了， 在一个连队。白金鹏说文国瑞还是那个样，劳动特积极，所以后来白复员了，文提干留下了。
高考是在县城里的存瑞中学，在那之前我虽然进过两次县城，但从来没进过存瑞中学。那是以战斗英雄董存瑞命名的中学，据说老师水平高，我们羡慕极了，可惜从来没机会进去读书。
考完之后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就回家当社员， 莽登沟门儿的一片荒滩上跟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造梯田， 造了一个多月。
好像是十月初的一天晚饭前， 二叔家的大三儿跑跑颠颠进我们家院门就喊“喜报，喜报！”给我把录取通知书送回来了。全家都比我高兴。再过两天就得上路，赶紧准备。好在我妈有远见，早就认为我能考上，提前给做好了被子褥子。那可都是老娘一针一线亲手縫的啊。写到这我不由得就泪流满面。那时候穷，我们家十几口人，被子褥子衣服鞋子，冬天夏天的，都是老娘一针针一线线亲手做。直到我十岁以后才开始买承德劳改队生产的解放牌橡胶鞋。冬天全家的棉鞋还是老娘自己做。1976年四哥结婚的时候家里买了个缝纫机，是四嫂子要的彩礼。老娘将布裁剪好后，再让四嫂子和大姐用缝纫机匝，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一件三个兜的学生上衣。那是我第一次穿三个兜的褂子， 心里着实偷着美了好几天。
老爹亲自送我去天津。我的全部行李除了身上穿的新衣服，还有一身儿旧衣服换洗，就是一套被褥，一个书包里装了几本书，还有60元人民币。身上从来没带过这么多钱，心里蹦蹦跳，老娘一再叮嘱别丢了，别饿着自己，别跟人打架。那是第一次坐火车，看哪都新鲜。到了北京，我爹带我开开眼。那一看，卧操，怎么有这么大块的平地呀，一眼都看不着山。那么老高的北京饭店，他妈的怎么盖出来的。为了省钱，去天津是到永定门坐的慢车。我到了车站后又东张西望，一会就钻丢了。我老爹喊着找我。在家都是喊“老七”，现在冷不丁喊我大名，我还不习惯，听见三声才反应过来“奥，那是喊我哪”。到了天津车站，找到学校接站点儿，老爹转身就买票坐火车回去了。爷爷身体不好，老爹一时也不愿在外面多呆。后来我才知道，我走后一个多星期爷爷就去世了。一点罪没受，说走就走，82岁也算高寿了。我在学校不受班主任戴荐，在家里爷爷也不戴荐我。我不迷信，但现在回想起来对爷爷还是挺佩服的。我爷爷最喜欢六哥，因为天天都是六哥负责伺候爷爷吃饭睡觉。我是出名的懒蛋，什么活都不愿意干。我妈也是喜欢两个弟弟而不戴荐我，他们都比我爱劳动。记得我有一次抱怨说老娘偏心眼儿，老娘大怒，骂道“放你妈屁！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养的？哪个不是我拉扯大的？”这一出远门儿才知道，连我这样的懒蛋都让老娘多么牵挂。90年出国前我回去告别，看着老娘满头的白发，都有些不忍心走了。但老爹是个专制独裁的铁汉子：“老爷们儿得想着干大事儿，不能婆婆妈妈的”。我爷爷虽然不喜欢我，但早就断言我有福相，别的兄弟都比不了，所以我爹一直偏疼我。还在爷爷去世的十多年以前，他就张罗他的棺材，自己选的柳木。木匠也要用慢工出细活的，就是文国瑞的爸爸给做。做棺材的时候，他还别出心裁，像床一样加了一层。棺材盖还不要大钉子铆死，要留活销儿。文木匠开玩笑说“你还想跑出来吓人怎么的？”。爷爷最不爱听哭声，嘱咐给他送葬时不许哭。墓穴也是爷爷自己去选的。去年家里挪坟，都快三十年了，就黄土埋着， 爷爷的棺材居然还好好的一点没烂，直接抬到新墓穴去了。
今天该睡了。明天再聊些78年之后的烂七八糟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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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前后杂忆（下）
插一腿
2008-09-28
上次写完说明天来聊78年以后的事， 一下拖到了今天。朋友昨天打电话问， 说看我回忆往事，肯定是牌上又不顺了。还真让他说着了，这两星期是够背的， 不说也罢。牌上背，暂时少打， 本来有更多时间上网闲聊，正赶上全国人民骂三鹿奶粉呢，我也想发个牢骚给党听，可还是忍了。我党现在太衰，根治不了贪官污吏奸商，也就能欺负欺负像周正龙这样落单的“刁民”了。要说起这病根儿来， 大概也得追溯到1978年。算了， 还是回头说咱自己的1978年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北京呆的8年，除了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的牛逼度提高了，其实学问没什么长进，而且从一个纯朴有理想的青少年堕落成了一个混子。要说长学问，在天津那几年自己猛学数学长了不少本事， 所以后来才能轻松瞎混。来美国后第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 后来一上互联网就又堕落了。
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是全校最小的。 不单年龄最小， 个头也差不多最小，只有1米54。别人眼里肯定是土了吧唧一傻孩子的形象。记得入学第一天我领回饭票后在床上拿刀裁，住同宿舍的小林进来后看到我以为是校园里谁家的孩子跑来玩呢，喊道“小孩儿出去玩去。”我说我就住这。因为个头小显眼，很多人见了都跟我打招呼，所以认识很多人。除了我们班的同学，到现在其他人我能叫出名字来的还能有一两百号。我们班30名同学，都是华北地区的， 天津的有11人。由于年纪大的同学带得好，班风很正，同学们都很友好互助。现在当了校领导的老杨，入学时31岁，比我大一倍还多，当时他的宝贝闺女都5岁了。老杨是下乡从天津去了内蒙，考回来之前好像已经做了市政府的秘书。老杨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也是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工作能力很强，而且特别和气慈善，天天都是乐呵呵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团支部书记李葆。可以说，他当年几乎是我的偶像，对我的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李葆的父母好像是天津市级别挺高的领导，他初中毕业就被下放到山西。后来在工厂里入了党，还当上了党委书记。我从来没细问过，但记得他因为“反动言论”还曾入狱一段时间， 出来不久就参加高考， 考回天津了，入学时年龄24岁，是班里老二。人家都没上过高中，自学了半年多， 也考上大学了。整个大学四年，李葆门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的。此外还担任着学生会、团委的不少职务，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团干部、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党员什么的。我以前脑子里对班干部的印象都是假积极，一般学习都不好。李葆让我完全改变了这种看法，我对他是真的很佩服。他和我住一个宿舍，后来我在一次滑冰时手被别人踩伤， 好长时间都是李葆帮我洗衣服。我是从小调皮捣蛋惯了，到了大学里忽然没了一起捣蛋的伙伴，还挺不适应，班里同学一个个太正经了。那时全系基本上都是团员，一开团员大会我就成了自由活动的孤家寡人了。后来终于被发展了。要搁从前我肯定扛着不入，但此时没人跟我一起调皮捣蛋了，而且跟李葆面前也实在不好说“我就喜欢当落后”。我不知道别人印象怎样，但肯定是缺点毛病不少， 记得李葆也批评过我。后来我发奋读书，可能对李葆也有些影响。毕业时他在班里也提到。1982年毕业时，全校只有十来个人考上研究生，我们两个都考上了。我到了北京，李葆还在本校。那时学校非常器重他，毕业后就提拔当了系领导。 后来李葆也选择了到美国读书，几年前我还到他家去见了一面。
年纪小占了不少便宜。不光班里同学照顾，连食堂里卖饭的大姐都照顾。这个我从来没跟人说过。 经常是我买半个馒头，大姐会塞给我一个糖包，买5分钱的菜，给我打一毛的。我当年特别腼腆，一句“谢谢”都说不出口。说起饭菜来了，想起来俺还是个艰苦朴素的好孩子。当年我的助学金是每个月19块5毛，是最多的， 班里几个农村来的都拿这些。就这19块5， 搁现在连一顿午饭都打发不舒服，当年可是我全部收入。 除了吃饭，还要买书和学习用品，第一年夏天还买了一件衬衫。我入学时家里给带了60块钱，入学后要买脸盆饭盒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生活必备品。其实也不都是必备，我上大学前没刷过牙，怕别人笑话才开始刷的。就这， 第一个寒假回家，除了买了好几块钱的鞭炮，我还带回家20块钱给了老娘。从入学时带那60块钱以后，我就再没管家里要过钱。当时食堂里最便宜的菜是5分钱一份儿，最贵的好像是三毛五。我吃一毛钱以上的菜，四年里绝对不会超过10次。每次5分，有时连5分都省了， 吃馒头就粥， 粥里撒盐就行了。自然，直到大学毕业，我连外面的餐馆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一次也没出去吃过。从学校到天津百货大楼、新华书店、劝业场等地，有六、七里路，我自己出去的时候基本不坐车，都是甩开两腿走着来回。后来被班里的老蔡发现了，用现在的话说，同学们被雷到了。记得有一次我去新华书店，发现一册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是我要买的，4毛1分钱。我一摸兜，只有3毛9了。其实我要跟人家说说，活许人家会替我垫上2分钱就完了。但那会儿咱太有志气太土冒儿了，一声没吭走回来又拿了2分钱去把它买回来了。四年间除了吃饭我花钱最多的可能就是买书了， 大概花了几十块钱。 最贵的两本是《数学手册》和《数论导引》， 大砖头似的，一本就四五块钱呢。当时省吃俭用，但一点都没觉着苦，还觉着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家时候几乎天天喝米汤吃玉米面贴饽饽，到这天天馒头米饭都是细粮，太知足了。入学后第一年我身高窜了15厘米，肯定跟伙食改善有关。
要说节省，家里也没教过。可能因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怕了，我们出门儿我妈都是一再叮嘱千万别拿肚子省钱，要吃饱了。当时也不需要思想斗争，见好吃的也不眼馋。不像后来这么堕落，见好吃的肚子就咕噜。那时候我可能还没长大成人，思想比较幼稚，像中小学生，父母兄弟的夸奖是最好的鼓励。虽然他们都不会夸，但那种感觉是能体会到的。后来发奋读书，也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要给家里争光。来美国三年后我自甘堕落放弃读书，家里虽然不说，但我知道他们还是不赞成、不满意的。我老爹这点比较好，从他送我上大学那天起，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拿主意，他从来不说我应该怎么怎么着。我对没拿个博士学位一点遗憾也没有，但因为自己折腾生活穷困潦倒，六年间没能给家里寄一分钱，这份耻辱和歉疚要伴我一辈子了。
刚入学的头几个月，我还像从前一样， 下课做完作业就不学习了。刚到大城市，看什么都新鲜，连马路都不会过，得看准两边都没车，赶紧冲过去。厕所也新鲜，第一次蹲到白瓷坑上大便，一拉绳就冲干净了，太牛逼了。俺还爬上去看看水箱是怎么一会事。别说， 1982年初到北京实习期间，刚看完电影《少林寺》，第一次见到坐坑，俺进了厕所转两圈找不到拉屎的地方。后来确信一定是这个这么老高的家伙了，还不会用。站着拉不出来，拉泡屎还得站桩练功。练就连吧，于是俺就蹲了上去。心想这玩艺真缺德， 身体不好岁数大的还甭拉屎了。当然，最令我兴奋的是图书馆。以前在家时爱看书， 所有能搞到的书除了红楼梦都看过了。红楼梦磨磨唧唧都是馊事，看几回就实在看不下去了。毕竟山沟里没几本书，几个月也碰不上一本。现在好了， 一架子一架子的， 随便看。后来一考试，我都是七八十分不咋地，辅导员找我谈话了。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年纪小也不能放纵自己”，别人天天晚上去教室里学习，你也要刻苦学习才能不被别人甩下。这次谈话对我刺激很大，从小到大第一次因为学习不好被老师找，我脸上发烧。当时的心情就是，我非得好好学学给你看看，别以为咱比别人笨。打那之后直到毕业， 我再没看过一本小说。 再以后对小说都没兴趣了，差不多等于给戒掉了。后来一用功，俺的成绩就很靠前了。
也不是第二学期的哪一天，俺在图书馆里看了一本《科学的春天》，里面都是讲著名科学家的故事，最著名的是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报告文学了。别人都很牛， 一个个都是让人仰望的星星。 当然现在要看大概最可能的感慨会是“瞎鸡巴扯”。年轻人容易被煽动，当时整个社会也差不多。俺是被彻底煽动了，也要玩真的。玩什么呢？当然是数学，别的咱没条件。于是，俺就真练起来了。每天学习时间在14个小时以上。大概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俺几乎天天是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的人。早晨教学楼没开门， 俺就从厕所翻窗户进去。 晚上教学楼和宿舍都熄灯，俺就到唯一一间不停电的阶梯教室去。那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先傻学再说。学完基础课后，跟专业有关的课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的专业是棉纺，有关的纺织材料、金属工艺、通风、材料力学之类的，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上课比吃药还痛苦。上课俺听不进去，有时候偷着看数学，更多是胡思乱想等下课，浪费了无穷多的时间。尽管没兴趣，还得应付作业和考试，加倍痛苦，能用来自学数学的时间就更少了。能糊弄不交作业的，我就不交了，考试考好就行了。我记得教材料力学的张老师很通情达理，默许我不交作业了。电工的杜老师对我的学习态度比较耿耿于怀，期末考试故意给了我个 58分，让我补考一次。这大概是我学生生涯里唯一一次不及格。其实也怪自己不成熟，不会说话， 跟老师缺乏沟通。总觉得跟老师顶上牛了，老师跟自己过不去。后来最后一个学期搞纺织厂设计，俺也是跟老师顶着，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考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时候感觉就是我因为不喜欢本专业，把系里老师都得罪了，我必须自己争气，一定要考研成功。当时研究生制度才恢复，几十人争一个指标，考研可没把握。而且，我对将来要干什么也不是很清楚，考哪个学校、什么专业也都没想法。就知道自己数学上花了不少功夫， 应该总有地方能考。后来报名的时候，去学校教务处看全国招生目录，那上边有各校招生专业及考试科目。俺从头到尾翻了两遍，发现中科院居然有我能考的，专业是“投入产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但中科院这牌子太诱惑了，咱这野路子要能到那里去回回炉，那多牛逼呀。 得， 就它了。
那天全班同学都正在绘图室里画图呢，系主任胡老师忽然来了，走到我的跟前问“小插，你研究生报考的哪里？”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中国科学院”。胡老师说“考得怎么样？”因为在那之前我知道中科院来学校政审查档案，有戏，我说“有希望，没把握”。这时胡老师从背后拿出来一个信封说“祝贺你，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大家围着一起看，我激动的完全傻了，缓过劲儿来哪里还画得进去图。最后被老师赦免不用接着画了。那一天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两三个日子之一了。出来心里那个美啊，走路身子那个轻啊，我恨不得躺地上打几个滚儿撒撒欢儿。后来李葆告诉我，其实系里老师都很关心我，如果我没考上的话，系里打算把我留校，根本不像我感觉的那样，要考不上就傻逼没处去了。
再后来到北京就堕落了。 人生没目标了， 挣工资了，会喝啤酒了，下馆子了，把找媳妇儿当个事儿了。在天津的四年，除了学习，人生的事也明白不少，而且也琢磨人生到底为什么这个人人都会想的问题。这事一直琢磨到好几年到90年前后，俺得出的结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人民服务。后来出来没地儿为人民服务了就瞎鸡巴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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