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教授再现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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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假真探 于 2008-09-29, 03:41:56:

送交者: WWWW 于 2008-09-23 13:30:30

师承大家,他,兢兢业业、严谨治学,中外漂扬三十余载;
救死扶伤,他,深究医术、恪守医德,病人感激的眼神是他所有的动力与支持;
传道解惑,他,悔人子弟、“严”师益友,学术上分毫不错,生活上关怀备至;
不舍故土,他,坚持回国、贡献力量,特殊的情愫牵动着回归的心;
淡泊名利,他,宠辱不惊、超然物外,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仁心仁术方为良医
——访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教授

陈慕贤

肖传国,教授,1955年12月生,湖北咸宁人,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临床泌尿外科杂志》主编。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副教授,美国泌尿外科学会和国际脊髓损伤学会会员,美国NIH和外科麻醉创伤(SAT)组顾问。香港大学医学院荣誉教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证实 “人工建立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这一神经科学新概念,并应用于治疗截瘫或脊髓栓系综合征导致的神经原性膀胱。并为国内外权威教科书采纳:全国统编教材《外科学》,第四、五、六版,《CAMPBELL’S UROLOGY》。在此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自1993年起主持美国NIH R01项目多项(310万美元)、欧亚合作项目、美国国际合作项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多项。 2003年973计划项目“神经损伤修复和功能重建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一等奖(2000年)、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00年),吴阶平医学奖(2000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2年),国际神经泌外最高奖——JACK LAPIDES特等奖(03,05年)。


听过您的讲座,知道您是裘老(裘法祖)的学生,您能有今天的成就,裘老对您有何影响?

裘老是我的博士导师。老先生就像个圣人,把他学得了就的确是个完美的医生了。我过去不是裘老的学生,我是泌尿外科熊教授的硕士(首届78年)。当时,裘教授是医学院的院长,我只是刚研究生毕业的“小学生”。然而裘教授非常爱才,重视年轻人的发展,亲自跟我联系了去国外学习的学校。记得当时用那种古老的打字机,信封的每个字都是他亲自用打字机敲上去的,并且由于墨的原因,字不明显,他就每个字都打两遍,十分的严谨。并且也特别感动,像他一位外科学的泰斗,还是院长,还亲自帮我做这些事情。
另一件事,是96年时,人工反射弧刚做成。我当时还在纽约,才成功两例,向他汇报。当时他就感觉不得了,觉着是个了不起的大事情。老先生科学、学术上的敏锐性确实值得我们很多年轻人学习。
最感动的是,1998年我在河南平顶山煤矿为14位截瘫作人工反射弧手术治疗大小便失控的临床试验成功后,反响很大。国家基金委和大学领导及有关专家一起去实地考察病人。当时老先生85岁高龄,坚持要去,怎么也劝不住。去平顶山坐火车再转汽车要8-9个小时,只有硬座,,二三月的天气很冷,老人家裹着件军大衣和我们一路哐当到了平顶山。当时,我跟他老人家开玩笑说“您解放后第一次坐硬座火车吧”,裘老说,“我解放前也没坐过硬座火车啊”。裘教授作为外科界的泰斗,亲自跟我们跑一趟,并且亲自查看病人拉尿、询问病人及家属术后情况。所以,后面有人攻击污蔑时,老先生痛骂,“你们懂什么,你们清楚还是我清楚,我是亲眼看到的,你们知道这有多么了不起”。

老先生对待科学的严谨、实事求是,以及对于新鲜事务的敏锐性,还有对学生不惜一切的支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裘老和您有如此好的师生关系,然而,您知道,网上很多事情反映,现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关系很冷漠,甚至出现了导师打学生的事件。您是怎么对待您的研究生的?

现在招生方法、学术氛围好像是有些问题,逼着学生交论文,把一些虚的东西变成必须的。自古来,当老师不能误人子弟。裘教授对他的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师徒如父子,去掉封建糟粕的部分还是有它积极的意义。对我而言,从来不多招,每年1到3个博士生。学生的课题、工作我也是亲自参与。和学生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互相了解,而不是将学生当作工具。在学术上要求很严格,首先不能做别人做过的,哪怕是很小的创新也可以;其次,每一个数据都要准确、经得起检验。生活上,尽量关心他们。给与他们生活上的补助以及自费生的学费,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搞科研。

在科学上必须认真,造假是绝对不行的。我科曾经有另一个教授的学生,他的论文里,用正常人的数据冒充术后病人。我发现后,让他补做实验,推迟答辩毕业,同时帮他找到所需病人和尿力动力学设备和资料完成论文。然而,这个孩子却恨我的恨的一趟糊涂,之后污蔑我是法轮功、利诱病人给科学院写“治疗无效 ”的污告信、寄造假材料给方舟子等。但是我不后悔,问心无愧。

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我要求我的学生白天在病房,晚上、周末做研究。对病人决不能敷衍,在起步阶段就要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我也胸无大志。让所有我的病人都说我是个好医生,让所有我的学生都说我是个好老师,这辈子就足够了。

现在医疗纠纷频繁发生,据报道,南方某医院医护人员带钢盔上班,您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什么?

这是个体制问题,很让人痛心。文革期间社会那么乱,医生、护士还是很受尊重,没有出现过打医生的事件。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要用钱,政府将医院丢向市场,使其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追求利益。一个医院多做善事是好,但要养活几千人,没有利润就没办法生存。将医疗工作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就造成了医疗机构追求利润的不良倾向。这同时也影响了医生,诸如回扣、红包之类的。医生也要靠自己赚钱,这种机制就存在这种弊病。同时,改革开放后,医生的素质教育放松。由于只抓职业成绩,使得职业道德培养欠缺。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医生就得象白求恩那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非典期间,白衣天使的职业道德有所回升,但终究没有顶住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冲击。药品回扣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包括过去很好的医生,这的确令人痛心,发人深省。

您觉着如何改革这种风气,改善医患关系?
首先,体制要改革,不能以药养医,这违背了公利医院的宗旨。并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要保证人民的基本医疗、基本福利。至于保障到什么程度,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但不可以甩手不管。如果把国家的责任转移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势必恶化医患关系。

其次,学医学从学生起就要有恻隐之心,要自律,讲究职业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医生的确是个培养时间长、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应该拿到较高的收入。但却不能采取目前这种的方式。医生个人要提高修养、加强自我约束。

回国当主任11年,我从来不看门诊,因为讨厌开了处方药商在你屁股后跑 是看不了病吧。一般是其他教授看不了的病,带到我这来,帮他们解决问题。十多年来,我从来没看过一次门诊,换句话说也没拿过一次回扣。我几十年也从不拿红包,从没有医疗纠纷,也没和哪个病人有矛盾。别的骄傲我没有,但敢拍着胸脯说,我30多年没有愧对过任何病人,对每个病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问心无愧。病人也是人,你真心对他,将心比心,他也真心对你。

相信今后国家会有相应的政策,使这种情况得到改观,改善医患关系。

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您曾经在青年时期、大学期间是如何努力的?
学医学是当时被我母亲哄来的,觉着学医根本不需要极高的智力。但进了医学院后,发现很喜欢这个职业,并且也是个很好的职业。治好一个病人,解决他的痛苦,能获得立即的成功感,让人很高兴很幸福。

热爱这个职业,再累再苦也心甘。做研究生时,我是负责医生每天要开刀,还要带教学,(现在77、78级的许多教授当年我都带过),晚上做科研。很累,伙食也很差,后来就跨掉了,在手术室做手术时自己肺部大出血,之后不得不在医院疗养了半年。但热爱这个职业,还是都坚持过来了。

别人问我靠什么撑着,我说,“病人出院时感激的眼神”。
并且真要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我医学院75年毕业第一年做住院医师,当时看到唐山大地震存活下来的那些高位截瘫病人,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几十年咬住不放松,一直创造条件,坚持在做。30多年了,总算在中国、美国都成功了、推广了。总算把一件事情做成了。

您对我们这些现在的医学生有何建议呢?

第一要热爱这个职业,对病人要有同情心、对医学要有好奇心。那么厚一本内科学,除了大叶性肺炎外,没几种病能真正清楚。医学上到处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另外每个人的天分和机遇不同,对成功的判断标准也不同。只要你兢兢业业为病人,即使医术没到最高超的地步,尽了最大的努力,也照样是成功。

您在国外待了那么年,现在还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美国有关当局还专门给您签发了特许行医执照,但为什么不留在国外,却坚持回国?

我们这代人跟你们不同,我们觉着爱国、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应该为中国做一点贡献。我当时是公派出国,在北京外语学院留出国培训部的时候,一位领导说过一句话,“你们一年的费用是72个农民干三年产生的价值”。所以总感觉自己欠了国家人民的,刚改革开放,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我们,总觉着欠债要还。其次我这个人比较傲气,总感觉外面不好,寄人篱下,隔着一层天花板。我觉着回国来可以做更多的事,心情会更愉快,人都只活一辈子,走自己喜欢的路,干自己高兴的活。

美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有什么不同?

美国的科研氛围、科技人员的素质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是一个号称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但去了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的种族歧视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到,但随时可感觉得到。但是,如果你真有本事他真心的服你、用你。像我现在在国外的影响远远比国内要大。中国人自己做成的东西,在国内被骂得一塌糊涂,在国外被赞扬的一塌糊涂。反差很大,很可悲。


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柏杨讲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目前中国的科学评价体制,包括评奖体制、人才评价体制,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公正评价,促进了拉帮结派、学术腐败。体制加人性导致了这种状况。我对此深恶痛绝,但无可奈何,能做的只能是洁身自好。我不去参加任何学会,我认为很多是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地方。我也从来不去走穴开刀。我在这老老实实做我的本职工作,做我的事情,没必要为那些虚的事情,浪费我宝贵的光阴。人各有志,我把一个破破烂烂的、没有多少病人的科室,带成全国重点学科,我任务完成了。我现在连主任都想辞掉,但医院不允许。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辞掉呢?

让年轻人去做,少管一些行政上的事,更多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学术上的不断进步需要有心理和时间上的自由,无欲则刚,不过多考虑身外之物,集中精力解决科学问题。季羡林讲,人不只是与自然要和谐,人和自己内心的和谐也很重要。别人说评不上院士被打垮了,其实也就嘻嘻哈哈,一笑了之。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的分量,知道自己贡献的分量。

您作为973首席科学家,带领您的团队,使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成为全国重点学科,那您在管理方面有何心得呢?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知人善任,真心帮助、支持每一个人;瞄准国际上学科发展的趋势,专科化;做主任要公平公正,全力支持大家,身先士卒。一个人成不了重点学科,靠的是一个团队凝聚在一起。

您在美国两次获得神经泌尿外科最高奖项,并且还是唯一的例外?

是的,是神经泌尿外科最有影响的JACK LAPIDES奖,一次是奖励我们对脊髓损伤的工作,一次是对先天脊膜膨出的工作。一般是一个人仅颁发一次,但他们觉着两个成果都很了不起,就破例再给一次奖。

在网上看到,“您把您美国实验室近一集装箱的实验器材带回国内”,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我带你去外面参观一下吧。
(随后肖教授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CO2培养箱、切片机、显微镜,电生理设备等几乎都是国外运回的,因为美国设备都是110V电压,实验室是还专门安装了110V电路)
刚开始时一穷二白,靠这些运回来东西,省了很多麻烦。当时在美国用申请到的NIH(美国卫生总署)基金和其他基金做完动物实验后,要升级到人身上试验。所以这些设备就闲置下来,我跟大学说,反正不能用这些东西作人体实验那就捐了吧,然后就全部运到国内了。

方舟子在网上发表的诸多对您不利的文章,您如何看待?

你也应该在看到了我写的《致全国媒体,学术界同仁和方舟子的公开信》,那就是我的真实写照:“本教授行医30年,做学问30年,虽非完人,基本无暇”;对于那些污蔑的东西,“可逐条核查,查到一条属实,奖金五万”并“ 向全国人民道歉,从此退出学术界”。至于说我运回那些设备,卖给医院捞几百万,更是无中生有。四、五千美金的集装箱运费还是我自己付的。方舟子早期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但现在成了附着在中国科技界肌体上的毒瘤,靠污蔑诽谤中国有成就的科学家来吸引眼球、提高其网站点击率,把自己的饭碗建立在毁人清誉上。可悲的是,中国科技界的确有些不正之风。

记者手记:和肖教授约好下午4:00去他实验室,3:40下课后,一路狂飙,从同济赶到协和。气喘吁吁的跑进去开始采访,直到采访结束,早已经不知道以前曾预想的面对知名学者教授的紧张、冷场、尴尬去哪了。整个采访过程,就像和一位智者漫谈,他的温和平静使我忘却了恐慌和畏惧;他的循循善诱,使我对某些问题不再那么无知和浅薄;他的侃侃而谈,让我领会一位智者的渊博和深邃。言谈过程中,始终能让人感受到,他那种宁静淡泊的心态和超然物外的情怀,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潜藏在大家身上的风范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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