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变迁的金融经济学分析

　　在金融经济学中有一个分支，叫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讲董事会呀总经理呀等等之间关系的事情，国内这几年因为股市很火（不过最近几个月好像感冒了），我想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到目前为止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第一：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兼CEO拥有100%的股份，那么这个人应该不会从这个公司乱偷东西。有数学模型可以证明，他偷了也是白偷，反正都是自己的。这是最好的产权安排；
　　
　　第二：如果这个董事长兼CEO不是拥有全部股份，比如只有40%，他就很有可能偷偷地拿公司的财产。打个比方，他从公司里偷走1块钱，但因为他还有40%的公司股份，实际上他能够得到6毛钱的好处。这种方式就明显不如第一种，老板虽然也会努力工作，但因为公司不全部是自己的，他很有可能会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第三：如果这个董事长兼CEO纯粹就是个打工仔，在公司里一点股份也没有，他就有可能把公司的财产全部偷走。道理显而易见，就不多说了。这是最差的情况，理论上讲公司会马上破产。
　　
　　这是公司治理领域的几个结论，但如果应用到国家政治领域，我发现竟然也惊人的类似。
　　
　　让我们先分析第一种。这种国家（公司）治理方式可以类比于从秦朝至清朝为止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封建王朝（严格上讲应该是“帝国”啦）。因为这些王朝都是皇室家族自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这些皇帝们自然工作也非常认真努力，在中国历史书也有很多记载。可问题是皇帝们很努力，国家治理的到底好不好？最近在看那本曾经很火的《明朝那些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关于那“罪恶的科举制度”，作者认为它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加入统治阶层的机会，比现在的高考制度都公平；再比如言论自由，在明朝时言官都非常活跃，官员们对来自于舆论的批评都已经习以为常。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皇帝觉得这样国家会治理的好，他的江山就牢固。实际上，当时的明帝国也是威伏四海，比如收复越南。在公司治理领域，现有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家族企业的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比如Anderson and Reeb （2003）在The Journal of Finance（注意：这是金融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杂志）的文章就支持这个结论。其实道理很简单，公司全部或者至少部分是自己的，老板就努力工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更加有趣，比如Villalonga and Amit (2005)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属于前三名的杂志）的文章说，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担任公司的CEO时，公司表现就比较优异，但如果创始人的后代担任CEO，公司的表现就会不如从前。应用到国家治理领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开国皇帝一般都是挺好的，但传到后代慢慢就不行了，于是就有了改朝换代。大家读中国历史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呢？ 这个金融经济学的结论用在国家治理领域竟然惊人的有效，道理其实很简单，东西是自己的就上心。另外，我们在开头也说了，在这种治理方式下，CEO不会偷公司的东西的。所以，在从秦朝到清朝期间，从没有听说过哪个皇帝偷偷的把皇宫的财产运到日本或者欧洲的。理论上讲，这种国家治理方式是最好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这也是家族企业，但不是全部控股。比如像国内的房产公司碧桂园，再比如李嘉诚的一些上市公司。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错。虽然老板有时候也会偷偷摸摸的从公司拿点东西，但考虑到老板也有股份，而且是大头，他至少也会努力工作来让他的股份增值吧。这可以比喻为民国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四大家族捞了很多钱，听说也有钱转移到了美国，但那时国家也有反对D，政府也不大敢明目张胆的干预学术，也有报纸整天在批评政府，城管对小贩也不是那么凶神恶煞。为什么呢？蒋介石虽然不是皇帝，但对这个国家也是有部分股份的，他自然也要努力工作来增值他的那一部分。要怎么才能增值呢？要允许一定程度的批评，要允许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要对人民好一点！
　　
　　第三种情况是最差的。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一个打工仔（CEO）实际控制了公司的董事会，进而控制了公司的一切重大决策。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量董事由CEO推荐并进入董事会，而董事进入董事会后不为股东利益着想而是整天考虑如何和CEO拉好关系，进而获得好处。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类似的一个现象是各级人大主要由前政府官员组成，而不是由人民（股东）投票选举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严重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脱离的现象，因为CEO在公司的股份是零（或者很少）（cash flow rights），而实际控制权又很大（Control Rights），这个CEO通常会追逐个人利益（Private Benefits）。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心理上的“满足感”（Psychic），应用在中国政治领域就是“有些官员的狂妄自大”；二是“额外津贴”（Perquisites），应用在今日中国就是“豪华办公楼”、“豪华领导用车”、“公款旅游”等等；第三种形式是“资产转移（Tunneling）”，这个概念是由La Porta and Shleifer (2000)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提出来的概念。这两个人都是超级无比的牛人了，而这份杂志也是经济类排名第一的学术杂志了。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公司管理层勾结自己的狐朋狗友倒卖公司财产，比如以很高的价格从朋友公司进原材料，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向朋友出货。应用到中国当今的政治领域，例子比比皆是了。比如高干子弟为什么要经商呀？比如平安股份有一个大股东到底是谁呀？为什么会有几百亿的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去？等等，大家应该都比我知道。这是最差的一个方案。
　　
　　不过，虽然上面的这个方案已经很差了，现实中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对企业来说，如果CEO控制了董事会，进而控制了公司的重要决策，一般来讲他会尽可能长的呆在这个位子上。为了长时间的获取私人利益，他在“偷”公司财产时应该也会手下留情的。因为如果公司一旦被“偷”破产了，他也会失业，而且名声也会很差。但如果这样的一个公司CEO竟然十年一轮换，那后果只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了。反正我就干十年，之后就不是我的了，还是趁在位的时候“放心大胆”的捞一把吧，当然只要在我手上不要“破产”就行。于是每个CEO都更加“狂妄自大”，于是每个CEO都要“额外津贴”，于是每个CEO都要Tunneling。
　　
　　关于第三种情况，在西方主流金融学界已经不是最热的了。因为答案很简单，股东选举董事，董事会决定聘任和解股CEO，而股东大会也可以罢免董事长。当然，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不过，台湾不是都解决的挺好的吗？本来蒋介石政府要从第二种国家治理方式走向第三种的，比如由蒋经国到李登辉。但蒋经国竟然开放D 禁，最后导致直接选举CEO，真是华人世界最伟大的英雄！
　　
　　郎咸平教授曾经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引起无数体制内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反弹，其实他们大多是鸡同鸭讲。我的理解是郎教授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谈的。郎咸平教授是公司治理领域全球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在华人圈里无人能够与其匹敌，他的关于“亚洲企业因为公司治理机制缺失导致小股东被剥夺”的研究是全球最权威的。当然，当他转到政治领域的研究时，我估计他首先是把“股东”想象成了“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