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先勇谈四平之战》

作者：天雷

近日读《白先勇谈四平之战》之文，说得是解放战争四平之战及对全局的影响及分析。从另一个角度看对立的另一方的看法，饶有兴趣，但读后只感到“老调子”的味道，完全没有“顿悟”之收获。
白先勇乃白崇禧之子，说话当然有倾向性。看了些前国府方面人士写的总结，很多情况他们至死也没搞清楚，败得糊里糊涂，最后只有归结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以及毛氏的阴谋诡计（“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之类）。我想白公子也是锦衣玉食之辈，生来没吃过什么苦，更没“上山下乡”之类的体会，不懂百姓，不懂路线方针政策之类。再说国府高官中，有几个不是家财万贯呢？这一点桂系领袖白崇禧恐怕也不能免俗。因而也只能做这样的总结，得出“东北胜负，只在蒋公举手之间”的结论。我军的三大民主，三大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等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他们这些党国精英从来没想过也想不到的，这与我们现在身居高位中的某些精英们的作派非常相似。
当年我军开赴东北，武器都很少，因当时以为东北有大批武器，可就地补给，但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这给部队带来很多困难，只有自己克服。
四平之战家父也参加了，我军未达成作战意图。其中原因如文中所讲，当时我军还不太适合正规阵地战，那时我军还没有重型武器，装备兵员都处相当劣势。但是否就如白文所说的那个样子呢？未必。因为当时国军也很吃力了，战斗到最后两方都很吃紧，只是我军在指挥上有点不足，犯了些分散兵力被动防御之忌。当然这也难免。但绝非白文所说的“彻底失败”。国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并未能成建制的消灭我军，我军虽暂时失利，但却对东北战略方针的转换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政略战略使东北局势由此逆转。国军当时即便有后续作战行动占领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也没有可能对东北全境实行完全控制，反倒更有可能处于兵力分散，捉襟见肘，处处被动应付的局面。总之，四平之战给我军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谈不上白文所讲的“溃败”。
白文中讲蒋介石犯了宋襄公的错误，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话。首先，那时国军的兵力也已不够了，兵力所及，恐怕也就这个样子了。再加上外交上中共方面的周恩来促使美国军调处调停，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当时国军止步。但主要恐怕还是国军兵力不足，并非蒋公慈悲为怀不想赢。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与军事的统一”（毛主席说的话）在战争中的运用。这点在精英济济的国府中为什么办不到呢？
围长春之战家父亲恰乃队伍中一员。过去我单位有一位女士，其外祖父是伪满政府傅仪弟弟日本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长春住。她说那时长春百姓是饿死不少人，看见有衣冠楚楚之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倒地而亡。悲哉。但当时的守军却一个也没饿死，据说我军解放长春时，守军仓库中仍有大量存粮。就是说，守军一粒粮食也没发给老百姓。这就是战争。有人以长春百姓饥荒为例，谓我军之“残忍”，但忘了国军对共军剿杀之无情，对江西“匪区”剿杀之无情，那时可从来没谈过一点人性的。（奇怪，失势以后反而讲开人性了）战争就是这样，看老美们在伊拉克也是这个样子。
至于白文关于我军八年养精蓄锐后到东北摘桃子之说，完全颠倒了史实，那是他本人的立场所致吧。我军抗战在敌后苦了八年，那些地方都是国府扔掉不要的，所谓“沦陷区”正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敌后主战场。再说抗战之初，国府在敌后安排百万游击大军，后来完全消失，只有中共军队还在坚持，反观国军成建制的成了“皇协军”。抗战胜利后，上百万的伪军又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与日军一起拒绝向当地的抗日武装投降，国民党此举保住了地盘，但失去了民心。而共产党在敌后的八年艰苦抗战最终既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人民。这是后来国共之争国败共胜的根本原因。中共抗战时在敌后开辟的根据地使亿万同胞免受日寇铁蹄蹂躏，完全有权接受日寇投降，完全有资格享受胜利果实。而东北位置之重要对国共双方来讲都是明确的，是“阳谋”，不存在哪一方拣漏的情况。李宗仁回忆录提到，抗战后期李曾向蒋公提议由缅甸直接船运国军到东北，抢占东北要地，蒋公未做表态；几乎在此同时，中共方面毛公向刘少奇坦言东北的重要性，黄克诚等率先致电延安提出进军东北，如此史实，非“摘桃”一词轻轻一笔带过。白文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白崇禧的政略在广西曾卓有成效，如乡村建设，组织民团等，故白文中有国民党应择机在东北组建二百万民团之说。但白氏经验照搬到东北就未必管用了。我军在东北农村广泛开展的土改、剿匪等，白氏能做得到吗？白所倚重的民团组织本质上是地主武装，国民党当时也收编了不少如座山雕之类的土匪武装，这些都不是发动起来的人民武装的对手。须知，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人民政府政略基础的重要一点是建立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由此可问，白氏政略的基础在哪里？胜算在哪里？
白文还将国军的失败归咎于“败在蒋的心性气质”，这听起来似有宿命论的味道。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这是常识，军事之成败与个人心性气质能有最终直接联系？这也只是唯心主义论者才能说得出的“经验总结”。即便如此，就算这种说法正确，恐也不能都算在蒋公一个人的头上。国军当时一接受大城市后的“五子登科”，比之李自成进北京城好不到哪去，这是个普遍现象。白文也说到骄兵悍将贪脏枉法等是国军顽症，本非一人之力可以纠正，但最后又归结到蒋的心性气质，这种矛盾说法，只能说是在为其父未能代蒋而张目了。
历史曾给国府很多机会，可谓一而再，再而三。早在长征途中就有数不清的机会将对手全歼，到抗战时限共溶共之类也从没停止，并非仅是四平一役，为何“共军”越剿越多？个中原因就不是白文讲的那个样子了，更不是现在文人所描述的“愚民政策”的作用。在此不言。换个角度，试想，若当时由党国其它人士来执政如由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先生接替蒋公，又能好到哪去呢？以现在台湾的马英九公子为例，是不是可以看见当年国府在大陆时执政能力的影子呢？
即使退一万步，就算时光可以倒流，历史真的能按后人的设计展开，即蒋公令孙立人部连续作战，将林彪部一直赶出境外，赶到前苏联，那会怎样呢？我以为凭当时中共那种正确的政治路线，过不了几年定会卷土重来，只不过是将解放战争的进展推迟几年而已。更何况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历史假设成另外一个样子，即孙立人部继续攻击，但林彪部一改四平被动防御的战术，改为灵活机动的运动歼敌，再上演一次四渡赤水式的经典战例，这种假设也是符合情理的吧。
故尔白文中“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之说完全是皮相之谈，做为心灵深处的自我安慰而已。
当年国军在四平战役中第一个攻入四平的战将陈明仁后来在长沙率部起义，加入解放军后对人民军队的本质渐渐有了了解，几年后陈将军对夫人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中共军队打胜仗了，因为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陈将军所言令我“顿悟”。可笑的是这一点不但海峡对岸始终没搞明白，就是我们共军二代中也有人不相信了。如果我军内部也不相信了（如“理论标兵”方永刚最近热捧蒋公的闹剧），热衷于什么国际接轨，那么Ｎ年后搞不好真的成为二代国军了。
我倒是认为，败了就败了，认，这也是绅士风度，否则真是没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