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澄医生讨论系统生物学

首先声明，我不是讨论中医。简单说明一下我对中医的观点：我不认为中医是科学，也不认为政府有扶植的必要。中医的药物和药方应该进行科学的检验，但这显然是应该由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来做的事情。

其次，我不是讨论陈竺。我Google到了王澄医生前面的文章＊，其中指向陈竺2007年在AACR会议的发言“在系统生物医学时代肿瘤治疗的创新和成本效益（Innovation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Cancer Therapy in Systems Biomedicine Era）”。但是我没有找到陈竺的稿子。我想讨论这个题目，也从来没有喜欢过陈竺，但是不能扑风捉影地讨论。

那就来讨论一下系统生物学。

系统生物学算是一个新的科学前沿，要严格定义还真的不容易。一个新学科出现的标志是专门的学术刊物，《Nature》旗下的“Molecular Systems Biology”是这个领域领头的刊物，在2005年发刊。像王医生这样认定“Leory Hood”就是系统生物学、两个人拍一下脑袋就认为系统生物学是“强弩之末”了的办法还真的有点玄。王医生说“证据严重不足“，是专指临床证据吗？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成立仅仅几年的时间，已经发表了大批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基础科研要转化成临床成果，可不是几年的事情。现在许多地方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研究系统生物学的机构。王医生如果真的想讨论系统生物学的前途，哈佛医学院系统生物学系的系主任Marc Kirschner会欢迎这种讨论。

系统生物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来自后基因组时代的新型技术推动。相关的研究领域，比如functional genomics, pharmacogenomics, toxicogenomics, bioinformatics, comparative genomics, synthetic biology都是重要而且活跃的方向，对很多传统学科有革命性的影响。相关的技术也是现代生物高科技产业的重要部分。

然而“Predictive, Preventive, Personalized and Participatory Medicine”不是系统生物学提出的，而是大家（尤其是遗传学家们）期望了多年的目标。系统生物学仅仅是众多研究方向和方法中的一个。不知王医生如何理解成了“系统生物学或系统生物医学的‘远景规划’”。

我也反对中国现在搞“大科学”。但是系统生物学不等同于“大科学”。一些新型的高通量（high throughput）实验要贵一些，但是成本在迅速下降。很多实验在现有的基金体系里都实现得了。据我了解，国内microarray和proteomics的设备不算少见了。另一种系统生物学常用的设备，computers，估计也不是太少。这里只是讨论一下实验成本，讨论在国内如何做系统生物学的研究超出了我的能力。

归根结底，系统生物学就像任何一个科学分支一样，最终要看可检验、可重复的实验结果。这是和传统中医水火不容的地方。哲学和主义不应该凌驾于事实和真理之上，他们从来就没有科学指手划脚的资格。

那么，系统生物学和Norbert Wiener的系统论有关系么？我不认为。我在几年前私下问过Leory Hood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大概是，两个学科有不同的方法和历史，不能作比较（我记不请他原话了）。

＊ http://www.med8th.com/humed/7/20071218med111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