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9月至1993年9月，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度过的。尽管工作地点在远东，但每年都到莫斯科去两三次。每次到莫斯科必定逛书店。这并非完全出于国内养成的逛书店的癖好，还由于莫斯科的书比远东便宜得多。我不敢妄言逛遍莫斯科所有书店，就连本市老书迷也未必敢说这样的话。但主要大街上的书店、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书店以及地铁站附近的书店，我每次都要浏览一番。莫斯科书店以历史、哲学、经济、科技、俄国和外国古典、当代小说为主，“无聊庸俗的书”当然也有，但与前者相比仍占少数。1993年8月我曾买到1991年至1993年出版的契诃夫、果戈理、库普林和左琴科等人的作品。至于庸俗无聊的书刊，特别是淫秽书刊，主要充斥在地铁出入口附近和地铁站内通道的书摊上。那些书摊可以称为文化垃圾箱。至于远东大城市海参崴和伯力的书店，我都逛遍了。但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远东，我从未见过封面灰暗陈旧、卖不出去的索尔仁尼琴的书。就是在苏联定为“索尔仁尼琴年”的1991年，各地出版社大量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的那一年，我也没在书架上见到过滞销的索尔仁尼琴的书。这里我想补充一句，苏联文学刊物1988年便开始刊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9年4月《新世界》开始连载《古拉格群岛》，1990年又刊登了《第一圈》和《癌病房》，同年《星》《涅瓦》和《现代人》分别刊登了《红轮》的片断。1991年为了纪念“索尔仁尼琴年”，莫斯科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十卷集。

五年来我接触过各行各业的俄国人，从莫斯科大学教授到边境小城副市长。闲谈时往往提到索尔仁尼琴，尽管他已蛰居美国佛蒙特州多年，并极少公开露面。但他每次露面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成为人们的话题。“8·19”事件以后，海参崴一位医生告诉我，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卢金在华盛顿会见了索尔仁尼琴，后者对叶利钦评价甚高，但猛烈抨击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表怀疑。又有人对我说《论据与事实报》报道叶利钦访美时曾同索尔仁尼琴通过电话，两人谈得不投机，最后叶利钦对索尔仁尼琴说了三句话：回归祖国的障碍已经消除，国门向他敞开，国人盼望他归来。“索尔仁尼琴不久就回国定居了”的话我听过很多次，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已经在北京了。1993年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基辅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俄国大提琴家契尔沃夫的演奏会。演奏会后我陪他游览故宫，他突然对我说：“您知道吗?索尔仁尼琴明年五月回国定居。”

我当时就产生过疑问，为什么被驱逐出境近20年的索尔仁尼琴至今仍对各阶层俄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我翻阅过他部分作品以及有关他创作生平的资料。我认为要解释清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倾向和艺术倾向，他的小说的美学评价等都可以不论”的。因为他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索尔仁尼琴的命运确实非常特殊。他是几度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人。卫国战争期间他是红军指挥员，荣获过红星勋章和红旗勋章。红军攻入东普鲁士的时候，他所率领的炮兵监听连陷入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机智，率部冲出重围，并带出全部技术设备，立下战功。当他理应获得第三枚勋章时，却突然被捕了。内务部军官在旅部撕下他大尉肩章的时候，旅长特拉夫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兄弟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索尔仁尼琴一下子全明白了。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殃及到他。索尔仁尼琴在胜利前夕被捕，1945年6月7日判处8年强制劳改。8年当中他蹲过各类劳改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和看守。他对劳改营的生活、劳改犯的独特心理和看守的特殊举止都很了解。1953年6月刑满。但又被永远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1955年生了恶性肿瘤，再次面对死亡，被当地难友送入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生还希望极为渺茫，因为肿瘤已发展到后期阶段，但他还是治愈了。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矗立一座纪念碑。1956年2月他正式平反，来到妻子居住的梁赞市，在中学担任数学、天文课教师，同时偷偷写作。1959年完成《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接着利用假期到各地搜集劳改营材料，着手写《古拉格群岛》，9年后完成。他又根据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的经历写了《癌病房》，还写了《马特廖娜小院》《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等短篇小说。索尔仁尼琴虽不停地写作，但在1962年以前并无出版的念头。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生前可能出版，有些则死后才能出版。

1956年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很快传遍全国，人们开始公开议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一向谨慎的前劳改犯索尔仁尼琴也敢同可靠的朋友谈论自己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了。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把《一天》手稿拿给难友科佩列夫看，问他写得是否真实。科佩列夫同《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很熟，便把《一天》手稿拿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特瓦尔多夫斯基看过大为赞赏，兴奋得一夜未眠。但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他自己拍不了板，还需更高一层的领导人首肯。特瓦尔多夫斯基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不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把《一天》捅到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赫鲁晓夫看过很欣赏，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天》能否出版的问题。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赫鲁晓夫便亲自批准发表。《一天》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后，震撼了整个苏联。索尔仁尼琴一夜间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纷纷同苏联国际书店签定合同，把《一天》译成本国文字。因此索尔仁尼琴很快也成为国际知名作家。1962年11月18日《消息报》发表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题名为《为了未来而谈论过去》的评论文章，对《一天》给予极高评价。接着《真理报》等全国大报一致肯定《一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63年《新世界》又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马特廖娜小院》和《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从而确立了索尔仁尼琴在文坛上的地位。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老一辈作家认为，索尔仁尼琴虽初次发表作品，但已经是成熟的作家了。索尔仁尼琴并没陶醉在荣誉中，他要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便离开沸腾的莫斯科，躲进冷清的乡间别墅，全身心投入创作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这对索尔仁尼琴是一次打击。政治风向的转变使负责监督文艺界的克格勃重新活跃起来。1965年9月克格勃查抄了索尔仁尼琴朋友杰乌什的家，没收了索尔仁尼琴存放在那里的《第一圈》和《胜利者的酒宴》的手稿。后者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在脑子里编成的诗剧，反映了生还无望的囚犯的绝望心理。释放后他就否定了这部作品，决定永不发表。但克格勃偏把这篇东西印刷出来，并发给作协领导。《胜利者的酒宴》便成了套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紧箍咒。

这时作家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严重分歧。《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周围的作家开始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像以《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两部小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巴巴耶夫斯基，就指出索尔仁尼琴写的《马特廖娜小院》只是个别农庄，作者为什么不去描写邻近的布尔什维克农庄呢?那里阳光普照。这说明作者只对生活阴暗面感兴趣，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特瓦尔多夫斯基周围的作家支持索尔仁尼琴，并推荐《一天》为1965年列宁文学奖参赛作品。《一天》参赛后，便传出索尔仁尼琴是逃兵、伪警察的流言，并在评审委员会上被正式提出。苏联最高法院出示判决书后，流言才被终止。判决书证明索尔仁尼琴确实是由于在信中怀疑斯大林而被判刑的。但索尔仁尼琴还是以写过反苏诗剧《胜利者的酒宴》而被淘汰。

报刊上不公正的批评，侮辱人格的流言蜚语，再加上《癌病房》未被《新世界》接受，使索尔仁尼琴非常恼火。1966年7月25日，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火气十足的信，陈诉自己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恳请最高领导人批准出版《癌病房》。但勃列日涅夫并未理睬。

《新世界》未接受《癌病房》，并非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改变了态度，而是不喜欢这部作品。况且《癌病房》里并没有犯忌讳的地方，不过描写癌病房里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几个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同表现而已。发表这样的作品并不担风险。不久，鉴于《癌病房》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协分会散文组专门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30名作家一致肯定了《癌病房》，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打字稿流到国外，先在国外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采纳了莫斯科作协分会的建议，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癌病房》。但这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特瓦尔多夫斯基忙于大会筹备工作，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没同他通上气。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协分会肯定了这本书，并要求尽快出版，但并未听说哪一家刊物肯于发表。他认为苏联作协故意同他作对，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打印了250份，分别寄给他认为能引起共鸣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不是代表，无权出席代表大会。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捍卫作家的权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这笔旧账都算在作协领导头上是不公平的。20～30年代克格勃要迫害哪个作家，作协是无力违抗的。这也许正是1956年原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自杀的原因之一。公开信引起很多作家的共鸣，但也激怒了作协主席费定及其他领导成员。公开信既没宣读也没发表，只在作协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过。尽管书记处谴责公开信，但仍然作出有利于索尔仁尼琴的决定：《文学报》发表《癌病房》片断，《新世界》刊登全文，同时刊登索尔仁尼琴自传。作协虽然公开谴责了索尔仁尼琴，而实际上却又满足了他的要求。如果索尔仁尼琴不刚愎自用、疑神疑鬼的话，发表《癌病房》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索尔仁尼琴却认为，书记处决定发表《癌病房》而不先发表公开信是作协迫害他的前奏，他必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他把三位绝对信任的女士请到别墅，让他们日夜兼程地替他打印《古拉格群岛》手稿。打印稿除分别藏在几个地方外，还拍成底片，准备带出国境。一旦作协对他进一步迫害，他便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

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便播发了他的公开信，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作出反应：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公开信已触犯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发表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发表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发表的东西发表声明便成为无的放矢了。先发表声明后发表公开信，还是先发表公开信后发表声明，成为索尔仁尼琴同作协书记处争论的焦点。索尔仁尼琴不肯让步，书记处只好改变对他的态度。已经排好版的《癌病房》拆版了。作协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改变态度，以后不再发表他的作品。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俄文版的《癌病房》，本来能在本国出版的书却在国外出版了。不久，苏黎世又出版了《第一圈》，索尔仁尼琴同作协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始终是宽容的，并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行动自由，还可以到敢于邀请他的单位演讲。1969年秋天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昔日的朋友们并未疏远他，反而更亲近了。同他关系破裂的只有25年与他风雨同舟的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而责任并不在列舍托夫斯卡娅，而是索尔仁尼琴同后来的妻子斯维特洛娃同居，因而提出离婚的。从70年代起他同斯维特洛娃一直住在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波维奇别墅里。1970年9月索尔仁尼琴得知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反应，同12年前帕斯捷尔纳克大不相同。报刊的调门不高，当局也没对他组织围攻或把他驱逐出境，甚至准许他出国受奖。毕竟是70年代了。

从1970年至1974年被驱逐出境前的三年多时间，索尔仁尼琴很多精力都花在同列舍托夫斯卡娅办理离婚手续上了。1973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查获了索尔仁尼琴称之为“他的头”的《古拉格群岛》打字稿，但打字稿底片连同索尔仁尼琴遗嘱已送至国外。索尔仁尼琴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如果他被害或失去自由，出版《古拉格群岛》的遗嘱便自动生效。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并未被害也没失去自由，1973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却在巴黎出版了。《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苏联当局改变了先前的宽容态度。报刊猛烈抨击索尔仁尼琴，把他称为叛徒、变节分子。1974年2月13日最高苏维埃褫夺了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一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先住在苏黎世，1976年移居美国，住在佛蒙特州一座小城里。在国外曾出版《红轮》《小牛顶橡树》等书。

索尔仁尼琴因《一天》而一举成名，但《一天》是苏共政治局通过、第一书记批准发表的。

索尔仁尼琴同作协吵翻、同当局对立自己的责任更大。1956年苏联文艺界开始分化，形成不同流派。《新世界》和《十月》属于不同流派。《新世界》多发表离经叛道作品，《十月》则更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索尔仁尼琴是《新世界》推崇的作家，自然得不到《十月》派作家的欢心。一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索尔仁尼琴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贝利亚虽被枪决，但克格勃的职能并未丝毫减弱。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索尔仁尼琴却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迫害。《癌病房》不能发表是因为他的公开信被西方传播媒介所利用，作协要求他发表的声明特瓦尔多夫斯基已替他拟好：“我对信中的每个字都不否认，也不后悔。但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不该收到信的人当中所引起的反应。”就连这种双方都能下台阶的声明索尔仁尼琴也不肯发表。他宁愿对抗，不肯调和。索尔仁尼琴自己越过了宽容的限度。

如果用“贵难而轻易”的逆反心理来解释索尔仁尼琴作品在俄国引起广泛兴趣的话，那就未免简单可笑了。读者喜爱他的作品首先是因为他触及到50年来尽人皆知却又无人敢谈的禁区。苏联有过多少监狱和劳改营，关押和流放过多少人，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没人不知道苏联有大量劳改营和大批劳改犯这一事实。索尔仁尼琴所写的恰恰是人们多年所关心的事，自然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索尔仁尼琴对所描绘的现象经常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更增加了作品耐人寻味的哲理性，他在突出人物、人物语言性格化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他不大规范的语言却能酝酿出浓郁的气氛，感染并包围读者。他的《一天》和《癌病房》曾受到西蒙诺夫、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波列伏依、卡维林、马尔夏克和丘科夫斯基等人的激赏，这些文学大师们决不会分不清“意识形态武器”和真正艺术品的。千万名俄国作家当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过寥寥五位，索尔仁尼琴是第四位，他前面的第三位是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用评审委员、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要求，主要看作品的文学价值。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国后沉默了很长时间，90年代初才会见过几个苏联官方人士。1991年末他在美国佛蒙特州接见过俄罗斯导演戈沃鲁欣，同他谈了两天。戈沃鲁欣根据这次谈话和其他资料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索尔仁尼琴》，该片1992年9月初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一星期后，9月9日《消息报》发表了以《俄罗斯与索尔仁尼琴》为标题的整版文章。从纪录片和《消息报》的文章中，可以大致了解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点以及俄国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已没有众望所归的引路人了。叶利钦虽是民选的第一位总统，但仍充当不了精神上引路人的角色。《消息报》坦率地说俄国人成了迷茫的孤儿。于是他们拼命寻求精神支柱，一种把他们团结起来、创建富裕生活的思想，不少人把眼光转向索尔仁尼琴，希望他能为他们引路。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形成不了体系，但他的一些观点却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索尔仁尼琴认为泛斯拉夫主义毁灭了俄罗斯。俄罗斯帝国一直以斯拉夫人天然盟主自居，为此多次发动战争。自18世纪的7年战争以来，帝俄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都是皮洛士的胜利，即伤亡惨重而又一无所获的胜利。原因是统治者把帝国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索尔仁尼琴多次提到赫尔岑举过的一个例子。赫尔岑在赴欧途中看到一个不带烟筒的俄国农舍，多少次战争从农舍旁边经过，但农舍依然如故，仍然没有烟筒，住在农舍里的人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善。赫尔岑认为这就是俄国同西欧的根本区别。在西欧，战争的胜利、改革和革命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某种好处，而在俄国呢，人民的生活同那个不带烟筒的农舍一样，不会因战争胜利、改革和革命而发生任何变化。索尔仁尼琴呼吁今天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看清俄国现实，不可重蹈覆辙。俄国人不需要大型军工企业以及其他重型工业企业。它们已经够多的了。俄国人需要黄油和面包，带院子的住宅、菜园和公园。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带给人民的是灾难，领导人应把人民的切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索尔仁尼琴看不上俄罗斯今天的民主派，认为他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不加入任何反对派，尽管他对盖达尔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俄罗斯民主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危险的游戏。俄罗斯已经经受不了第二次十月革命了。俄罗斯现在需要权威主义，这是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必由之路。他强调如果不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不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人民就不会有富裕的生活，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用他的原话说，“如果人的良知不觉醒，任何经济也拯救不了我们。”

索尔仁尼琴把首都看成沸腾的政客锅炉，省市则是残存的中央任命的官员、地下财政的鲨鱼和黑心的企业家的“肮脏杂种”。而市场经济又发展了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因此必须对良心大声疾呼。

接触过俄罗斯现实的人不难理解索尔仁尼琴的这些看法必然会在俄国人当中引起反响。我1989年秋季初次到苏联时，商品虽已显得匮乏，但基本供应仍有保障。如吃食堂的话，每月100卢布绰绰有余。 1993年秋季我最后一次离开俄罗斯时，吃食堂每月五万卢布都不够，乳制品已很难见到了，物价像脱缰的野马，谁也控制不住。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是望不见尽头的困苦。人民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只关心自家温饱。日利诺夫斯基在杜马中的胜利是选民们恶作剧的结果。人民在这种心态下焦急地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声望影响政局，把国家引出困境便不足为奇了。至于他能否不负众望，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我所说的人们思念他、盼望他早日回国指的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并不是指在西方或中国。在西方不存在跌落不跌落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不存在索尔仁尼琴跌落的问题，因为他从未升起过。

责任编辑：关圣力

作者简介：蓝英年，江苏吴江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历任北京俄语学院助教，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外语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译协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译著。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随笔集《青山遮不住》《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蓝英年随笔》，译著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录《同时代人回忆果戈理》等。长篇小说《亚玛街》获《花城》首届翻译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