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后,北京工业大学领导请我去讲课,我当时确实特别忙,但我听说他们请我当即就答应了,他们很高兴。到学校以后,校领导就说特别感谢我。我说,我儿子在你们学校上学,我还要感谢你们呢。他们非常吃惊,校领导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啊,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子女在这里学习我们都知道的。
我坚持到孩子的宿舍里去看看,于是,在校领导的陪同下我们一大帮人就来到儿子的宿舍。我们一进去就把孩子们吓了一跳,儿子当着宿舍同学的面叫我爸爸,别人好吃惊,他们说原来张召忠是你爸爸啊?我儿子说是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同学们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看着他的文章和节目长大的,我们好崇拜他啊。
我儿子不以为然,他一向低调,从来都没有跟老师和同学们说过,我也从来没有为儿子的事情走过后门托过人,我感觉应该教育子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20世纪80年代,那是我学术创新最多、最多产的一个时期,经常发表文章和撰写专著,当时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知识,二是国际战略形势,三是海洋和海战问题。至今我仍然非常留恋那一段时期,那种轻松自由的学术创新氛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英才。我上电视是1992年从央视一频道《军事天地》节目开始的,最早是《三十六计古今谈》。我与七频道的亲密接触很晚,是从2006年开始的,当时创办了《防务新观察》。
2006年我参与创办这档节目并担任嘉宾主持期间,我开始想把它打造成一档中国大陆知名的国防类高端访谈节目,节目的特征有三个:一是聚焦国防和军事;二是高端访谈,也就是嘉宾一定要是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知名人士或专家教授;三是节目中谈话一定要成为主流,要有话场、有氛围、有深度、有创新的观点,决不能是情况综述或网络资料的汇集。节目一开始做得还是不错的,这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后来节目开始转型为访谈类节目,所以我非常遗憾。不过,我欣喜地看到,龙永图秘书长去年在贵州电视台开办了一挡类似的节目《论道》,他的节目特征基本上与我上面讲的三条相符合,所以这个节目立即成为贵州电视台的龙头,拉动了不少收视率,最近龙永图把一年的节目汇总出版了一本书。最近,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不再担任发言人了,他也开创了一档节目,叫做《论教》,节目类型大致相似。由此可见,我认为随着人们对电视节目浮躁浮夸的反感,高端谈话类节目肯定会受到重视和发展,这样的节目能够给人以启发和思考,能够释疑解惑,非常受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欢迎。
这类节目主要是打名人牌,嘉宾主持是一个金字招牌,特约嘉宾也应该是一些大牌专家教授和知名人士,这样才让人感到权威和震撼。我看到龙永图的节目都是聘请的国际和国内一流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个个都是权威人士,这样的人比较难请,如果不是龙永图,贵州电视台根本不可能做到,这就是名人效应,这样就可以带动收视率,嘉宾阵容就说明了节目的层次。如果不是这样,随便找一些嘉宾,就会流入俗套,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直播,同时也与其他媒体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因此香港媒体把我尊崇为“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众矢之的。
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我最喜欢看,他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做得非常好,他们多次盛情邀请我参与节目,由于我的身份特殊,不能如愿,我也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参加了一些电视节目的制作,有很多感受。
与其他专家相比,我感觉我自己在做节目过程当中最深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我做什么节目都是心中装着观众,从来不把自己当作教师爷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我要讲什么观点和事情一定要让普通观众听明白,决不故弄玄虚,不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第二,我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套话,我认为那是欺骗观众,我总是用自己的话语来描述一些很复杂的事情,凡是大家已经知道的我就不会重复,凡是别的专家已经谈论过的观点我也不会拾人牙慧,我认为装腔作势、不懂装懂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第三,我会对自己负责,也会对节目负责,在节目制作方面精益求精。我认为,电视虽然是一个俗媒体,但节目应该成为一流精品,不能俗不可耐,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味和水平。
我多次说过,中国国民最需要的是提高两个素质,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都必须具备这两个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要爱国,要跟党走;二是科技素质,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大话、假话、空话、套话,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工作和实践。中国最需要两个全民教育:一个是全民国防教育,要让每个公民都树立国防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实施;一个是全民防灾抗灾教育,每个公民都要从我做起,了解相关知识,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作好防备,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必须依托电视、广播、影视、展览馆等大众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