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24岁时，毛泽东得到了一本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 ）中译本。犹如毛一贯的读书习惯，他在阅读中，在书上作了大量笔记和批注。这些读书笔记心得和批注，反映出毛泽东对的道德观和伦理思想基础，非常直言不讳。从毛泽东后来的一贯行为方式和思维定式看，这些早年就已形成的道德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后来的悲剧，不无影响。仔细阅读毛当年在这本书上的笔记和批注，令人心惊令人胆寒，也令人颇有幡然醒悟之感：“原来如此”！
对于道德，一般性的概念认为，其底线是以不损害他人为原则。而毛泽东则不这样认为，他人的利益不在其道德考虑的范畴内。他在书中批注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那么，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不顾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作为道德的评判标准，什么是他的价值评判呢？难以相信，我们当年奉若神明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的道德观核心是“我”的价值观高于一切，这个“我”，是一个小“我”，而非他老人家或者他老人家思想的官方解说者教导我们的那个“人民”大“我”。这个“我”，也就是毛泽东自己。因为他是最伟大领袖和导师，一般性的真理对其不适合，一般人所应遵循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也显得过于迂腐。这从他的批注这段可以看出：“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最后的一句话，与被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狠批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何其相似！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笛卡尔还仅仅是认为，因为我能思索，所以我存在；但毛泽东则认为，你们所有人的存在，均是因为“我”毛泽东的存在而存在，甚至整个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是因为有我在世上而存在。根据这样的思维逻辑产生的行事逻辑，就是我如不存在了，你们所有的生灵和万物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根据林彪语录而谱写的文革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很能替毛泽东的这个光辉哲学命题作注脚：“万物生长靠太阳”，众所周知，太阳就是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哪有我们芸芸众生呢？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已树立的伦理道德观，以毛泽东个人这个“我”为中心，以“我”的好恶为标准。中央苏区的肃反和镇压所谓的ＡＢ团、依靠康生在延安开展的所谓整风运动，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大炼钢铁和大跃进，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无不凸现毛泽东的道德观基础，凡是与其意见不和者，无不在各次运动中被整肃被消灭，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这在当年被称为“路线斗争”。毛主席路线斗争的最后一个受害者，是邓小平。好在当年因为毛的去世，“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并将改革开放的思想付之实践。否则中国的命运很难设想。
权利和义务对等，这是现代社会公认的基本道德和伦理观，也是现代法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记得文革后期，在毛泽支持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们为了达到周恩来和邓小平，假借批林批孔批周公，由毛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批判所谓“治外法权”的概念。其实，毛泽东才是最有治外法权的人。毛拥有一切权利和权力，但却无些微的义务和责任。享有自由和权利的人，对于他人应担的义务与责任，毛泽东概不承认，这种帝王思想，也可以在他的批注中找到答案和早期形成的思想痕迹。他在书上批注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末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者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这些批注，这种对于自我的追求，何等大无畏何等豪放何等气概。或许毛泽东如他自我标榜那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毫不在意他人或后世的评说。因此他还批注说：“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其实，不在意是因为没有人敢于评说，延安整风、57年反右、59年庐山会议上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更是揪出一大批“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党内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甚至不惜将刘少奇、贺龙等等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谁还敢与争锋谁还敢于评说呢？老人家也很清楚，即便身后百年，也不一定有人敢于评说。事实确实如此。
“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固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这是毛泽东后来人定胜天思想的起始。如何展示毛泽东自己对于自然力“不能谓其无影响”而其能够胜天，毛有一个著名的段子“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对于毛的这一思想，毛的拥趸们认为这是大无畏的革命思想，甚至正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但是，以为人的精神和意志力，即能战胜一切乃至自然，难道不是完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调吗？毛泽东作为颇具诗人气质者，挥笔疾书“高峡出平湖……当今世界殊”云云，并以其诗人气质指挥和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决策者们，终于修建了葛洲坝水库，的确“不能谓其无影响”啊。可是，这类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环境的意志工程，是否是我们今天所认识和遵循的科学发展观呢？
关于毛泽东当年在这本并不属于伦理学名著的中译本上的批注，后来有不少论文。不过，这些论文大多流俗，仍然不失毛泽东时代和文革的遗风，甚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有一篇刊发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的文章说：“毛泽东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伦理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一系列独创经验的伦理概括，是马克思伦理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伦理学。因此，学习毛泽东伦理思想有重要意义”。不知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否知悉何谓马克思的伦理学？倘若这样，真是可怕。也有些文章，却是遮遮掩掩，但也说出一些差强人意的见解。如：
“青年毛泽东的自律思想是以‘精神的自利’为核心，以主观之道德律为行为的出发点，通过‘精神之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加以贯彻，达到个体人格的完美。挖掘和研究青年毛泽东的自律思想，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思想的起源，为今天的人格教育提供积极的启示”；
“青年毛泽东对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反映。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其伦理观带有一些唯心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当时的毛泽东正处于思想大变更时期，他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学习，具有强烈的独创精神，因而他的伦理思想具有其独特的看法，尤其是青年毛泽东对善恶的理解更是别具一格。当时的他既能从实际出发，又能用辩证的眼光对待善与恶，他的善恶观具有现实性和辩证性两大特点”。
而北师大历史学院王子今的论文，“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以《〈伦理学原理〉批注》为中心》”，算是较为深入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