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聪明”的犹太人
作者: 修木读史
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犹太人应该算是极为特别的。犹太人散居各地，具有特殊的经商能力，这与在东南亚的华侨很有几分相似之处。在海外，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极为羡慕犹太人在媒体、学界的势力。美国的犹太人常常被视为少数族裔在政治组织上成功的典范，不论是在维护他们的权益上，还是在选举及对对国会的影响力上，与华人那种政治上的无力感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最让人佩服的，是众多的科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是犹太血统出身，比如说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革命导师马克思，心理分析的创造者弗洛伊德，还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据统计，在1901年至2007年所有的奖项之中，父母都是犹太人或至少有一位是犹太人的得奖者，占了总数的23%，其中经济学奖是41%，医学奖28%，物理奖26%，化学奖19%，文学奖13%。在西方读书的同学，都曾经遇到过很多犹太血统的老师与同学。而回国探亲的时候，茶余饭后，也常常被问起一个问题，“犹太人是不是特别聪明？”
犹太人是不是有着特别聪明的遗传基因，在西方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敏感问题。把智力与基因联系起来的论文曾经有过，有的说犹太人因为基因关系，平均智商比常人高出十点。撇开基因不说，近代犹太人的这些特殊成就与地位，其中有一段特殊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却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他们在西方的社会受到极为严重的歧视。这样一种说法，在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受歧视的人之中，竟然出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学者？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西方的传统社会与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一点很关键的不同。在中国社会里，读书人占有特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是儒家文化所特有的传统，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现像。在西方，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读书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如此崇高的社会地位。近在十九世纪，法国革命后的欧洲，社会的最高层，掌握着政治与军事权力的，依旧是因为血统高贵，掌握着土地的王公贵族。他们对政治特权的垄断要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结束。这其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血统的重要性逐渐被金钱所取代，政治权力则落入那些会用嘴蛊惑人心的民主政客手里。这些人，多半是看准了机会，敢于冒险的生意人或是政治投机分子，也不是读书人。
欧洲的贵族子弟会去读书，接受教育，但却不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而只是为了与贵族身份相匹配，染点文化气息而已。家道中落之后，能靠哪位孤儿寡母之家出一位勤奋好学的孩子，金榜提名之时再为家族争得中兴的故事，只有在中国才有听说。在西方，别说听故事，恐怕连想都想不出来。西方历史上，与中国的读书人相似的，只有基督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只有这些牧师、神父、主教是需要经过上学、读书的训练。而即使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也是贵族家中的子弟。欧洲贵族家的爵位与地产，只有长子可以继承。长子之下的其他孩子什么都没有。而这些孩子通常被安排在学校之中，读过几年之后可以混一个比较有油水的神职位置，这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家族的势力，与勤学刻苦、金榜提名没有多大关系。
中世纪中期以后的欧洲，历经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所鼓起的基督教热情，对犹太人的歧视越来越严重。犹太人不但不可以拥有土地，也不可以进入任何一门需要手工技巧的职业里当学徒，甚至连居住的地方都有严格的限制。通常一个欧洲城市里，都会划出一个狭小、拥挤、肮脏的地带，让犹太人居住，成为犹太贫民窟。
当然，同样一件事，观察起来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笔者前不久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历史讨论节目中，听到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声称犹太人是当时基督教统治下唯一被容忍的异教徒。猛听见这样的说法，自然是觉得新鲜。仔细想想，却也不无道理。中世纪的各式基督教会，对付他们自己内部的异端的时候，常常是将人一把火烧死在柴堆上。与这种情形相比，说犹太教得到容忍得以存在，也不算为过。
在谋生上，犹太人受到重重限制。务农是不大可能的，他们不可以拥有土地。中世纪的商业与手工业，都由行会控制，根本就不让犹太人加入。在此之外，犹太人只能做一些小商小贩，或是走村串户收购旧货。这都不是受人尊敬，可以赚得到多少钱财的职业。就这样，还时常惹来路人的辱骂。在家中的犹太妇女，则帮人做一些缝缝补补，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也有一些犹太人，由于特殊原因可以做大买卖。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与中东的贸易，是通过意大利进行的。而祖先来自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往于意大利与中东之间，有一些欧洲人所没有的优势。然而，这样的犹太幸运儿即使在意大利也是为数不多。
犹太人最为让人诟病的，是他们所从事的放贷，从中收取利息。按《圣经》申命记中，摩西所定下的规矩，放贷收利息是不允许的，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就根据这一条而禁止放贷。这本《圣经》本来就是从犹太教里来的，犹太人对这样一条规矩再清楚不过。但是规定是死的，人却是活的。生活所迫之下，犹太人将这一条规矩来了个灵活解释，变成向犹太同胞放贷是不允许的，向不信犹太教的其他人放贷则不成问题。
进入十六世纪之后的欧洲，放债的并不只是犹太人。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许放贷收利息”的规定只是在技术上成立，在实际上则有许多旁门左道绕开这一规定。西方金融银行业的兴起就开始于这一时期，如果没有信用借贷的支持，别说发展商业或是征服殖民地，许多王室政权都无法维持下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犹太人做的只是小规模的借贷，真正有大利可图的营生轮不到他们来做。收息讨债的人，肯定是不讨人喜欢，用高利贷害人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这其中所产生的敌视与反感，却常常是犹太人来承担，更是被莎士比亚写入他的名剧《威历斯商人》，让犹太人成为大家所最喜欢痛恨一番的对象。
犹太人命运的转变要等到法国大革命时的拿破仑时期，法国军队在他率领之下，所到之处按照革命时期的“平等”诉求，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解放犹太人，取消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马克思的父亲，就是在这一时期内被解放的犹太人，其后更加改宗，离开了犹太教，改信了基督教之中的新教，按马丁。路德名字所命名的路德宗。虽然马克思的祖父、外祖父及由此追溯上去好几代人，都是犹太教士，属于正统的犹太人，出生于1818年的马克思受的却是德国式的教育。然面，马克思所属的家族生活在靠近比利时的德国西部，像他们这种被解放而后转换宗教的情形在整体欧洲来说并不普遍。到十九世纪末，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有差不多一千万，在西欧的只是少数，大部分在东欧，包括奥匈帝国，波兰，俄国等等。对犹太人的解放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通常都要拖到十九世纪末，歧视措施才完全废除。而这一千万犹太人之中，改变宗教信仰的，也只是少数。整个十九世纪，只有约二十万人，按百分比来算只有约2%。
伴随着这个解放过程的，是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为犹太人在经济上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因为以前做小商贩的经历，像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市里，出现了许多犹太商人，做小商品的批发零售。而在奥匈帝国的农村，每个村庄里的小酒店，通常也是犹太人开的，并且顺带还做一些小型的贷款。这其中也有一些得极为成功的例子，特别是在金融与银行业。这些例子数目虽然不大，却格外引人注目，让一般民众产生了犹太人极为富有的印像。然而当时有人做过犹太人经济状况的调查，发现总体来说犹太人在经济上要穷于一般的欧洲民众，只是这些干巴巴的数字反而在普罗大众之中知道的不多。在这一点上，犹太人的确与我们的华侨相似。如果只是听广播看电视，那要说起海外华侨来，不是著名侨商，就是爱国侨领，个个富得流油。至于那些默默无闻辛苦做工的，存不够钱无法回乡的，异国他乡染病身亡的，就算是有统计数字，我们又有多少人知道？
随着教育对犹太人的开放，读书的犹太人也多了起来。他们虽然受歧视，虽然穷，却还一直保存着读经书的习惯，对读书人的尊敬要高于一般的西方民众。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大概很难想到在二十世纪初之前最热门的学科是什么。在当时的哈佛，最难进的科目是神学。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在乡村里找一个牧师或神父的位置，挽救他人的灵魂，既受人尊敬，也享有相当安稳舒适的生活。这是当时许多西方年轻人的理想，只是在犹太人来说，想都不用想。他们所能够也最希望挤进去的是法律与行医。学法律的犹太人毕业后，进不了政府部门，也往往无法自己开业，许多人要在律师行里当低薪助手。学医的犹太人，自己开业同样不容易，更多的是在政府医院里当收入比较低的公共医生。只有在新兴的行业之中，他们才能找到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最为著名是当记者，在当时是人们不大熟悉也不大愿意去的，劳苦奔波的行业。到十九世纪末，维也纳主要的报馆之中，从编辑到记者，犹太人都占了显著的比例。而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些新兴的学业，也是犹太人喜欢选读的专业。
法国革命一方面带来了犹太人的解放，解开了中世纪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及民主化潮流，把反犹情绪推向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高潮。在民主政治之中，国家的根基不再是君权神授与王室的血缘，而变成以宗教、语言、文化联系起来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只是欧洲的“民族”概念，在宗教、语言的分化之下，变得极为狭窄。举例来说，爱尔兰人虽然讲的也是英语，但是他们大多数信的是天主教，不是英格兰所信的新教，因而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歧视与打压。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及穆斯林，都是斯拉夫人，讲一样的语言，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了世世代代，有相似的文化习俗，听着几乎相同的民间传说与故事，但是分别信的东正教、天主教及伊斯兰教。他们之间的仇恨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还没有解决，还要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流血冲突。拉丁语系的地区要分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虽然他们基本上信的都是天主教。德语语系要分出德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等，虽然他们信的多半都是新教。斯拉夫人要分得更为细致，尽管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在一起，各自所讲的语言基本上都可以互相听得懂。所谓欧洲的“民族主义”，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典型的“地方主义”，就是柏杨所切齿痛恨的那种不同省藉之间小帮派的内部争斗。按照欧洲“民族主义”的标准，单单是一个广东省就要分成三个“民族国家”，一个讲白话，一个讲潮汕话，还有一个讲客家话，这三种语言之间的区别要大于欧洲不少“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像犹太人这种宗教信仰异于常人的少数族群就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剌。信基督教的欧洲，本来就对犹太人怀有源自《圣经》新约之中的宗教仇恨。而十九世纪的欧洲，又有许多政治与经济上的起伏。股市崩盘，经济衰退，劳工生活凄苦，都该怪到那些“掌握了银行的犹太人”，尽管按比例来说受苦的犹太穷人更多。基督教会的势力衰退，更是要怪那些不信基督的犹太人暗中捣乱。而到了一次大战之后的德国，整个战败的责任都要扣在犹太人的身上。民主政治的发展，更是助长了这种仇犹情绪，因为世世代代所积累下来的偏见，本来就存在于民众的思想之中。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投机政客，正好可以利用这些种族与宗教仇恨，为累积起来的社会矛盾找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激奋起来还可以拳打脚踢、砸窗破门的发泄口，煽动民众的狂热情绪来骗取大量选票。于是，欧洲的“民族主义”，最终通过民主政治，将希特勒这一类懂得操纵民意的投机分子推上权力宝座，之后还要将几百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
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左翼革命团体内犹太人的角色特别突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中，有许多领导人都是犹太人，这其中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女革命家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有与她进行过路线斗争的修正主义创始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中，同样有许多犹太人。十月革命之前，在一次列宁所主持的讨论武装革命的关键会议之中，十二名在场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里，有六名是犹太人，包括后来成为苏维埃重要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虽然他们又都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遭了殃。与列宁作对的孟什维克之中，也有许多犹太人，其中包括领头同列宁争吵以导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分裂的Julius Martov，只是他们在苏维埃建立巩固之后不久，就已经是逃的逃，关的关。这些人的名字，后来却被纳粹拿来作为犹太人统治世界政治阴谋的证据。但是以当时犹太人的处境，会出现这样一批受过教育，也经历过种种歧视与迫害的犹太人，乐于投身改变社会的革命运动之中，一点都不奇怪。而他们在这些带着不小个人风险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显著的领导地位，本身反照的正是当时社会环境对他们的不公，才照成他们愿意挺而走险。
如果说犹太人有什么政治图谋的话，那倒是明摆着的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其公认的创始人是当时生活在维也纳的一位犹太裔记者，Theodor Herzl。从理论上来讲，它并没有多少宗教的意图，而是典型的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既然犹太人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中如此不受欢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在两千年前巴勒斯坦的犹太家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从地域归属感上来说，当时在欧洲的犹太人，大都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有梦想的犹太青年，想往的是巴黎、维也纳、柏林、华沙这样的大城市，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那个传说之中两千多年前的老家，如今只是穷乡僻壤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动力，与其说是犹太人对复国的企图，倒不如说是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三十年代初，到达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总数不过只有十七万，而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害死的犹太人数目就达到约六百万。这一小股犹太人之所以能在那块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土地上站住脚，也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的欧洲人，因而不论在政治组织还是技术水平上都远高于当地的穆斯林。可以说，在巴勒斯坦，他们其实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只是这些殖民者身上都背着的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即使是这样，他们的建国进程也并不顺利。一次大战之前，巴勒斯坦是奥托曼帝国的领地。一次大战后，则归英国人接管。在这两个帝国的管治期间，犹太人都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是到二战之后的1947年，精疲力竭的英国再也无法维持那个横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的时候，犹太人才找到一个建立以色列的机会。而在美苏之间的冷战开始后，以色列变成美国人在中东的势力据点，对抗由苏联人扶持的阿拉伯民族解放力量，这才得以站稳脚跟。只是巴以的冲突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而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一淹没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海洋之中的以色列到底能存在多久，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人比起来，在军事与经济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他们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碰到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死结。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是贫穷，但是生育率却很高。而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却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形相似，人口老化，生育率降低。根据现在的统计数据来推算，再过三四十年，犹太人口在以色列境内恐怕都不能维持多数。
科技是另一个犹太人特别突出的领域。要理解这一点，这里要先讲一段与犹太人没有关系的故事。九十年代初，在北美学理科的学生，其中包括许多中国留学生，曾经经历过一次大收缩。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基础研究原本很大一块为的是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到美苏冷战结束，苏联垮台，这一部分资助大为削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日本、欧洲公司的竞争冲击之下，原本慷慨支持基础研究的美国大公司，开始转型，将旗下的研究中心关停并转。这一来，苦了刚从学校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们，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当时有人还成立了一个“青年物理学者联合会”，向美国物理学会发出呼吁，请老一辈物理学家关注青年学子的就业问题。
没想到，物理学会当时的一位副主席，不但不同情这些学生，还把他们训斥了一通。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六十年代初，他高中毕业，考进了大学物理系之后的往事。全班的同学都为他感到悲哀，都跑来安慰他。因为那时在美国，只要高中毕业，很容易找到工作。当一个修水管子的师傅，也要比当一个物理教授的收入强。他的高中同学们实在想不通他是吃错了什么药，会跑进大学去学物理。所以他训斥这些牢骚满腹的青年物理学者，你既然来学物理，为的就不是钱，也不是舒适的工作。为的应该是你自己的兴趣，没理由为找不到工作而来发牢骚。
对中国学生来说，这当然是文化震憾的一部分。文革后刚恢复高考的那几个年头，物理曾经是最难考进的学科，聚集了大量成绩最为优秀的学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流行过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却不曾想走到美国，栽了个大跟斗。这与出国之前，读《第二次握手》那种小说里写的什么专家、洋楼、小汽车、佣人的气派，完全是不同的感觉。虽然在美国小汽车、小洋楼看多了，算不得稀罕，但是把物理学家跟修水管师傅拿在一起做比较，还真是让人震憾。
其实，自然科学在大学里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在欧洲也没有很长的历史，只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事。那时候的科学家，为数很少。二十世纪初，全世界绝大部分物理学家都在当时的欧洲，还有少部分在北美，总的人数算起来，也就只有百十号人。数理化，还有其他的新兴社会科学，都属于冷门学科。出来之后，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找到的工作，也多半是教书。爱恩斯坦当年大学毕业后，想的就是去中学教物理，一边教书，一边思考他所喜爱的物理问题。他找了两年，找不到位置，最后还是通过熟人帮忙，才在瑞士专利局里找到一个小职员的工作，审理专利申请的技术细节。
这也是为什么，学科学的犹太人特别多的道理，因为一般人不愿意进的学科，正是受歧视的犹太人愿意选的。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也更愿意去学法律或是医科。可是那两门学科已经挤了太多的犹太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佛大学法学院鉴于申请入学的优秀犹太学生人数太多，专门订立过一个犹太限额。犹太学生达到一定数目之后，再优秀的成绩也不予考虑。顺带说一句，这个现在号称是“全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学”，在当时与欧洲的学校比起来，不过是二流而已。但是在美国，却是贵族学校，是权贵子弟用不着特别好的成绩就可以进得去的学校。毕业出来之后，他们不但可以进入美国的领导阶层，还出过许多美国总统。如果真的按照择优录取的标准来算，像罗斯福、肯尼迪这样虽然出身权贵家但却成绩平平的学生，当时都进不了哈佛。这样的状况要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才完全实行择优录取，关上了为权贵子弟大开的后门。而赶上最后一班车的权贵子弟之中，就有这位现任总统，小布什。这位总统讲话时闹笑话，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他自己也很有风度的承认过，他的成绩只是达到“绅士的及格水准”(A gentleman’s C)。
在这一点上，上帝总算是眷顾了犹太人一回。二次大战之末在日本投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让冷战双方都意识到科学研究不只是重要，简直就是生死攸关。于是双方都投入大量的金钱做研究，科技人员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战后经济复苏，产生了婴儿潮，也直接推动了对各级教育的需求。美国的大学，就是在这一波浪潮之中，通过大量的金钱投入，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登上了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当然还得益于二战前后，大批逃往美国躲避战乱的一流欧洲学者，其中也有不少犹太人。而那些原本是选了冷门学科的犹太学生们，正好赶上了时代。于是在各个学科之中，都出现了一大批的犹太裔专家教授，从比例上来说，远高于犹太人在总人口之中比例。而这一社会现象，最终也反应在这一节开头，犹太人得诺贝尔奖特别多的数字之上。
但是科学家，在美国大众文化之中，从来就没有中国人心目之中那种崇高的位置。科学家的形像，是天才与疯子的混合体。在好莱坞电影里，“科学家”前边所最常加上的形容词，是“疯狂”，也就是所谓“mad scientist”，一不小心就搞错了时光机器，或是弄出了到处乱跑的恐龙，甚至爆炸了地球。接下来，好莱坞会编出一位英雄，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收拾这种疯狂科学家所留下的烂滩子。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学生愿意学理工科的，还是很少。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最后在学校里拿一个工资算不上太高，也不是很受人尊重的教授位置，完全不划算。成绩好的学生，文科的跑去读法律，理科的跑去学医，或是学些金融、管理之类的，要远比学理工强。所以，美国的大学才愿意出奖学金到中国、印度等等国家招收研究生，来填补这一人才赤字。这在美国的学界，是公开的秘密。据说九十年代后期，有一次克林顿去中国访问之前，助手们给他做简报，说许多中国学生想去美国读科技，而中国在法律方面还很缺乏专才。克林顿忍不住插嘴道，还有这么好的事？让那些中国学生都来学科技，我们负责给中国提供律师！
美国大学里，出现大量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早些年，李政道先生曾经预言，二十一世纪的物理，将是中国人的物理，因为美国各大学物理系，读得最好的前三名学生，都是中国人。笔者也曾经听过一位美国教授说，在他读书的六十年代，班上读得好的，都是犹太孩子。到了九十年代，都变成了中国孩子。只是这些中国学生们，却生不逢时。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时期在八十年代已经结束。接踵而来的是冷战终结、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基础研究的收缩。到了九十年代，理科系别一个招人广告，往往可能引来几百份申请，其中中国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进得了一个系的前三名，在六十年代，几乎可以保证得到一个教职。到了九十年代，连边都不一定沾得到。再加上文化上的隔阂，语言上的困难，众多在学术上相当优秀的中国学生，最终都忍痛放弃自己所学专业，转到其他行业上去谋取机会。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问题，犹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是“聪明”二字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其中还有社会的因素与历史的机遇。
二十世纪，逃避欧洲政治动乱的犹太人，也有跑到中国来的。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算不上顺利，因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本身也是内忧外患，灾难深重。这其中最为不幸的，是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而跑到上海的犹太人，却正好赶上日本侵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英法的犹太人被当着敌国侨民被送入集中营。而来自德奥的犹太人，则被送入虹口区的一个贫民窟式的难民营里。很多犹太人迫于生计，又重新操起他们祖先所做过的小商小贩生意。然而，按照犹太人自己的说法，与欧洲的纳粹集中营相比，虹口的贫民窟简直就是夏令营。日子虽然艰苦，绝大部分犹太人却得以渡过这一段艰难的岁月。直到二战结束，中国又进入新一轮内战的时候，他们才又卷起行李，逃往当时已经独立的以色列及西方其他国家。
而最让他们感恩不已的是中国人对他们完全没有种族歧视。在现在还保存的信件里，一位犹太人对他的朋友写到，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地球上竟然还有这种地方，这里的民众别说排犹，他们连“排犹”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对他们其实是有偏见的，但却是一种正面的偏见。犹太人在欧洲的不幸经历，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凌镜，在对学者、教育的尊重与对欧洲历史缺乏了解的双重折射之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一幅令人感觉神秘与羡慕的图像，变成“犹太人特别聪明”。这其中虽然有不少误解，也有几分势利，却倒是给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留下一个不那么心酸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