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35年10月19日，“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朱毛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又在直罗镇打了个胜仗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直罗镇一仗尽管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战役，却赢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看来老毛对它的特殊而深远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很看重，简单说就是红军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记得文革的时候看批判高岗的文章，说高岗和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高岗野心膨胀（主要是不服周恩来，尤其是不服刘少奇），口吐狂言说出“没有陕北就没有中央红军，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今天”。而我看这句话对今天的西藏问题也很适用：没有阿三就没有达赖流亡政府，就没有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今天。当年尼赫鲁接纳达赖和流亡藏民，等于是“给达赖把藏独大本营放在达兰萨拉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便可“阿三达赖手携手，走向世界闹独立”（改编自《长征组歌》，虽然现在达赖的主张不再是西藏独立了，而根据政府的观点，这头“披着僧袍的狼”实际上还是“假自治，真独立”）。

从一开始，人家阿三的头脑就很清楚，牢记中国古训“远交近攻”，知道该怎么对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印度政府于1950年4月1日与中国建交，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尼赫鲁当时思路很明确，他说：“印度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入朝参战。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从现在来看，这些都是富有远见的做法。这也是几十年以后老邓才悟出的那个道理：谁也不得罪！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1954初，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这么冷落阿三，不是拿武大郎不当神仙么。但阿三并没有“强烈抗议”、“严重关注”，而是把“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1955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这实际上是给美国脸子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一招果然奏效，为了拉拢尼赫鲁，抗衡苏联，美国随后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印美关系渐渐进入蜜月期。印度目的终于达到，成为游离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香饽饽，从中印边界冲突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世界也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两头凑，赢不够”，以后金家父子在中苏翻脸后也是这么干的，也非常成功。我记得那时候金日成要么是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前往莫斯科，要么是从莫斯科到北京，利用中苏矛盾赚了个盆满钵满。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开始也很好。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世代友好下去”， 但他后来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现在讨论国际问题，人们动不动就说“捏住了XX国的睾丸”。中国手里捏着别国的几个睾丸不知道，依我看目前连根屌毛也没有，将来“海外华人大游行”、“网民抗议”有没有可能起到这一效果还有待观察，反正现在朝野上下都很看重这两招，认为靠这两招就可捏住世界各国的睾丸。而且睾丸捏在群众手里远比捏在政府手里更方便，捏起来也更爽快、更随意，人多力量大，捏起来让对方更疼痛。起码人们现在已经达成共识，用这招收拾个CCN节目主持人、好莱坞明星、世界500强之类的纸老虎很奏效。

中国的两个睾丸确实捏在别人手里。台湾算一个，捏在了美国手里。高兴时就松一松，重申“三不一没有”，顺便多卖几架波音飞机；想牵制中国时就手头紧一紧，让阿扁走走红地毯，逼得中国大搞军事演习，然后老美再趁机倒腾点过时武器，侃个高价，敲阿扁一个冤大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经济上捞了实惠不说，还确实把台湾打造成了美国在中国海域里“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威胁，我认为这才叫“下一盘很大的棋”，称得上是世界外交史上经典之作，投入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中国的另一个睾丸是西藏问题，好像阿三和西方各国都捏着一点。1959年，就在中印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阿三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想办法拿住中国。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和他的追随者辗转经历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终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Dharamsala）安定下来，随后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顿起陆续前来投奔的流亡藏人，于1961年在达兰萨拉宣布成立“岗钦吉雄”（大雪国政府）、国旗为雪山狮子旗，流亡政权的元首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称为“披着僧袍的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现在看来，整个逃亡过程和背景和当年朱毛红军差不多，最后到达达兰萨拉，意义就和红军长征到了吴起镇一样。尼赫鲁实际上就是给达赖提供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

在1959年镇压叛乱时，国际社会除了美国、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象征性地表示了“遗憾”以外，其他国家对于西藏分离运动都持冷漠态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或曰藏独、西藏高度自治），时至今日，这场运动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中国也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巨变，而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像当年的朱毛红军一样，谋生存图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国际化，争取到了各种国际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从默默无闻的一群丧家之犬到今天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达赖本人也成了大多数藏民和西方白领们心中真正的活佛，获得了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支持。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和诺奖得主的特殊身份，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绝对称得上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树。

在印度的支持下，达赖流亡政府的活动在全世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流亡政府的影响活动终于在国际社会形成燎原之势。其成功不说是绝后，至少是空前。让西藏问题引起世界舆论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不说，人家还在五、六十年代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三项有关支持西藏自决的决议。八十年代，达赖喇嘛又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后来又提出了有名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宣扬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也就是后来“中间道路”的雏形。九十年代达赖又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决定西藏前途命运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自治道路”和“正义事业运动”。所有这一切的提出，是否和阿三幕后操纵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所有的提案内容都对阿三有利。

过去中央政府对西藏流亡运动的态度异常鲜明，就一个“剿”字。为什么三十六计一招也用不上，还是故意不用，叫人费解。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其境内的西藏流亡运动的军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开始包围进剿木斯塘营地，俘虏了大批西藏流亡运动追随者，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围去印度途中被尼泊尔军队击毙。前几天尼泊尔又逮捕了一批藏独分子，估计和中国有什么利益上的交换。

而印度的尼赫鲁根本不理老毛这一套，不但不“剿”，还专门和老毛对着干，一开始是默认流亡藏民的武装活动，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1962年，尼赫鲁干脆在印度建立起了基本由藏人组成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见小资料：印藏边境特种部队），从此流亡藏民有了自己的武装，也给醉心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藏青会那帮小子们吃了一粒壮阳丸。

小资料：印藏特种边境部队

在印度陆军的编制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是西藏流亡政权可资利用的武装力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后，印度政府开始酝酿组建印藏特种边境部队。1962年11月14日，西藏流亡政权在印度内政部调查分析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西藏流亡政权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和直接指挥。这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以印军“第二十二建制”闻名于世。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隶属印度内政部保安局，现有81个连队，其中藏人连队69个，廓尔喀连队12个，实力约有1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印度陆军师的建制。编为总部(设总监和副总监)、建制司令部(设司令和副司令)、防区和训练中心。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最高编制为营，每个营辖六个连。连为基本战术单位，各战斗连的编制人数一般为120人，多数连队缺编，不足百人。连、排基本上是“四四编制”，即连下辖四个排，排下辖四个班。营长都由军衔相当于印度陆军中校的藏人担任，连长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担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但一般在通信和医疗部门服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监(准将军衔)由印度人担任，副总监及其以下军官多由藏人担任，但部队实权掌握在印度军官手中。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部设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设在距北方邦达拉顿市以北100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镇，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区之一。那里有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大型训练基地，此外，在萨哈兰普尔、加拉顿和加尔各答都有小型的训练基地。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多数部署在印度边境特别是印中边境一线，少数部署在克什米尔锡亚琴冰川地区。部署在印中边境一线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共划分有五个防区，五个防区司令部的驻地相对固定，但所辖连队不固定。防区内各连队每三年和后方基地的连队轮换一次。目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仅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高灵感度的侦察设备监视中国军队动向，而且经常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

这支部队还多次举行以中国边防军和西藏纵深地区交通线等重要设施为袭扰破坏目标的演练，有时还参加印军举行的各种实兵演习。此外，西藏流亡政权还经常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宣传组建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煽动官兵仇华反汉的民族情绪，竭力培养他们的“藏独”意识。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投入战斗。同年10月底，该部队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号为“鹰”的进攻战斗中，藏人副司令(准将)亲自指挥了整个作战过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赞扬。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赋予几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包括破坏卡普台大坝和其它的重要桥梁。在此次战争中，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曾成功狙击了一支企图向缅甸逃窜的东巴基斯坦部队，并且迟滞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击营在奇塔贡山区的作战行动。截止1971年12月17日印巴停火协定签署时，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6人阵亡，190人受伤。由于作战英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580名军人获得了印度政府的“现金奖励”。在1977年印度国内大选期间，印度安全部门领导人派500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突击队员前往萨拉沙瓦应对危安分子可能发起的骚暴乱活动。印度总理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也用来保护印度总理。

阿三对待达赖流亡政府的做法也非常巧妙，阿三并不支持流亡政府在印度境内的活动，而是以达兰萨拉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让达赖走进西方，走向世界。据报道，在印藏人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所以，流亡藏民并没有和阿三发生宗教、文化和民族大的冲突，对印度社会稳定影响不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在08年3月30日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通电话时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印度过去、现在、将来都坚持这一立场，不会改变。”注意，人家只是说了“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阿三这么做，分明是把祸水引向西方，让红海洋对西方世界说不，让中国人有气冲着好莱坞性感明星、CNN主持人撒去，这不能不说是阿三的又一智慧。

对待中国政府，阿三的态度和李铁梅差不多，不怕你抓，不怕你放，不怕你打，不怕你谈，整个就是一个滚刀肉。什么王顾左右而言他、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掺沙子扔石头、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当面喊万岁背后捅刀子这些人家都会。我就纳闷儿，老毛收拾老蒋、少奇、林彪那么多花样，怎么在这里一招也用不上。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人家阿三始终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死死捏住西藏这颗睾丸，50年来没有过任何动摇。看看下面这段印度总理辛格今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讲话，人家说得多好，好像达兰萨拉不是在印度、流亡政府跟阿三没什么关系一样。

“我们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是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包括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或借口清算历史的。最近在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再次说明我们有必要一起行动，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我们两国的社会大而多元，我们恰好有条件能够向人们展示温和不极端以及和平共处的好处。非国家实体的出现通常是建立在不宽容和对身份的狭隘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对所有的文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藏民的宗教意识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早晚一炷香，晨昏三磕头”，即使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情节最浓的美国，虽然人们在公开场合愿意显示自己信奉宗教，但是很多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教徒。他们可能认同某些宗教的道德理念，但并不见得接受其他信条，而藏人的宗教几乎是原教旨主义。在西藏中共现在陷入了这样的怪圈，如果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就一定会产生宗教领袖，当宗教领袖与北京意见不一致时候藏民一定会与北京决裂。要解决西藏问题，最见效的办法取消或限制西藏的宗教自由，而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这般时分，这样做恐怕不太可能。

再一个方法就是“拖死达赖”，将来再找到一个听北京话的或者根本不参与政治的、只管开光摸顶的宗教领袖。还有一招就是这次全球爱国大游行时打出的标语“同化藏人”，实际上就是把藏人拖入世俗主义的泥潭，最后佛教对于藏人也就跟今天基督教对于欧洲人一样了，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18世纪欧洲的哲学家曾经预言，随着自由意识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宗教情结会逐渐淡化，宗教对于人们的麻醉作用也会逐渐减弱。今天的欧洲就是这样的结果，但美国却是个相反的例子，科技比谁都发达，但宗教情结却是西方国家里面最重的。从流亡藏人的表现来看，短期内被同化的可能性不大。

流亡藏民从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只要生命与肉体依然存在，他们就会自发自觉地弘扬自己的坚贞信仰，而且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他们干得最绝的是，你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在接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就认同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好像西方还没有出现过当年戴季陶的那种情况：举起你的左手接受藏传佛教文化，举起你的右手反对西藏高度自治。

藏传佛教原本仅局限于西藏、蒙古以及南亚各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很有限。随着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僧俗统治阶层的流亡海外，现在藏传佛教已经散播到西方世界各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和民间投资几百个亿在海外建的那些刻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其实也不奇怪，就凭《论语》开篇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能吸引什么人？都是些毫无智力含量的大白话，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吸引人的内容。

在国人眼里，达赖无疑是一只“披着僧袍的狼”，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但流亡政府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无疑是未来佛教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随着藏传佛教在海外传播的成功，达兰萨拉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在国际社会眼中，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达兰萨拉在当今藏传佛教领域的地位恐怕比拉萨更加尊贵正统，其散布的教义也更能代表藏传佛教供奉的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

我现在吃惊的是达赖怎样征服西方世界的。我印象里达赖喇嘛没什么时间静坐沉思，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每次演说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比网上那些佛学大师的小册子未必能高明到哪里去，做为佛教启蒙知识，起码我认为印光大师的东西就丝毫不逊色。但实际上达赖根本不是其他宗教领袖和职业政治家能够望其项背的。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不说，光是洋鬼子提起达赖那份兴奋，眼睛里放出的光彩，“我们见到了达赖”，就让人怀疑达赖究竟是人还是佛。

佛教与其它宗教不同，认为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像基督教，神是耶和华、耶稣、玛利亚，宗教领袖们再怎么折腾也就是个打杂的工作人员。伊斯兰教我一点不懂，只是在电影里看到教徒反复重复“主是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忠实使徒”，估计也差不多。而佛教则认为众生是未来的佛，佛是过去的众生。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成为觉悟者，也就是成佛。众生和佛的区别，是在于迷悟之分，迷则佛是众生，悟则众生即佛。所以将来达赖喇嘛是否算已经成佛，还有他在藏传佛教中的历史地位，还很难估计。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阿三那块“陕北根据地”的功劳。达赖和其他佛学大师的区别，一个是他的悲情色彩，不在乎达赖说什么，他的处境、经历、他的那张脸就可以解释轮回和解脱的真谛；佛教有所谓“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众生要达到成佛的境界，关键在于明心见性，而达赖的经历可以说就是这种明、见的认识活动。禅宗二祖慧可的立雪断臂，六祖慧能被四处追杀和今天达赖流亡的经历都是明心见性的资本；再有就是他对尘间浊世的关怀备至，什么环保、人权、反核都有达赖的声音，所以他享有许多佛学大师、宗教领袖和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威望。

当年各国革命党闹革命时“唤起工农千百万”主要是靠利益，也就是“打到地主分田地”，承诺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供人们享受。而藏传佛教秘术有些简直就是巫术，也就是前几天五骆驼网友说的密宗那些事，和我知道的情况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夸张。封闭、野蛮、原始的传统藏族社会统治习俗更是和西方社会的德先生赛先生格格不入，是怎么“唤起鬼子千百万”的，确实是个谜。西方社会崇尚竞争、思辨求真、积极入世、博爱共济的社会理念，和藏传佛教几乎毫无共同点，以基督教文明为绝对主导核心的西方社会和流亡政府更不是一回事，放在一起不死掐就不错了。

而实际情况却是西方人对这种我们认为是愚昧、落后、野蛮、反动的文明不但不反感，还个个露出难以名状的痴迷情节，听达赖一两次演讲便可成为终身的幸福。经典的解释是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西方民众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已久的和谐、宁静、甜美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西方生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

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如同伊甸园一般神秘诱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对那些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产生莫名的同情与认同。人们所说的西藏是最后一块“西天净土”，追求反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界。一是说自然环境，二是说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很多欧洲国家也都差不多，只是云彩没有西藏这么低，太阳没有这么近。而更吸引西方的，还是藏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现在很多内地成功人士去拉萨暂住，说白了就是那里的污染轻，人单纯，欲望少，可以傻傻地闲呆着，不干活不消费而没人嘲笑；可以不理什么金梭银梭，就这么鬼混一辈子，“当他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在藏人眼里，芸芸众生的光阴只配这么虚度，青春只配这么蹉跎。

关于达赖对于藏传佛教，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达赖喇嘛对藏传佛教进行了改革，而且整个过程“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去粗取精”，向藏传佛教融入了很多现代文明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因为靠阴阳合体、剥皮点天灯、大便制蜜丸这一套是绝不会征服西方世界的，我甚至想，会不会将来达赖也将成为藏传佛教的马丁路德。

说印度捏住了西藏问题这个睾丸，不是没有根据。前边我说到的中国在锡金问题上的妥协，就是一个人家捏睾丸的例子。据官方的报道，中国在锡金立场的松动不是没有原因的，“在锡金问题上让步，凸显中国务实外交”。西藏问题和边界纠纷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两大障碍。印度政府长期以来纵容达赖等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活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边界问题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长期搁置，双方立场相距甚远。为了使中印关系有所突破，中印双方都做出了努力。印度方面在2003年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印度长期暧昧的问题上第一次表明了立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峰君教授认为，默认锡金为印度一部分就是对印度对这一表态的回报。

不过现在我对台湾和西藏问题的“捏睾丸学说”也感到不解，被人家捏睾丸本来应该疼痛才对，可现在一捏起来，全国上下都很亢奋，实事求是地讲，政府有时候还希望对手捏一下，可以转移注意力，增强凝聚力，加强党的领导，使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暂时缓解，特别是可以证明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堵住民主派的嘴。有时候愤青们提到台湾、西藏问题就不是“愤”而是莫名其妙的“奋”，按说我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南北韩毕竟彼此承认，国际社会也作为两个国家考虑），动武没有实力，和平解决缺乏智慧，应该感到羞耻，至少应该不好意思才对。可我最近听了两次形势报告，都有台海形势的内容，都是大牌讲的，旁征博引，语言生动，最后的结论都是“在四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阴谋，使台独不能得逞”，“我们又赢了一回”，此时便台下掌声雷动，与会者集体亢奋。

捏睾丸不但不疼痛，居然还捏出快感来了，有时明明人家还没动手这边就尖叫起来，这恐怕是西方社会绝对没有想到的。这可能就是老河说的“彼非其人何以知其思？”或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莫非这里面也有个“你们的睾丸和我们的睾丸”的问题，彼此间结构不同，我们的睾丸上还有G点？到底有没有兴奋点不可能用白箱的方法，而根据黑箱理论，通过输入刺激后看到的反应，只能得出肯定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