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篇讲阿三的,其中谈到印巴之战,请昏上鉴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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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pudding 于 2008-06-11, 19:24:02:

个帖子我谈到了愤愤为什么不去惹印度阿三,有网友对这个问题表示出兴趣。其实,“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好像是周星驰的语言吧,请小青年指正),倒不光是阿三沾了我们多少便宜,“吃亏事小,失节事大”,关键是我们以前吃洋人的亏,都是因为我们武器不行,是因为我们弱;按孙雷网友的说法,就是国人普遍认为 “西方战争讲究武器,中国战争讲究谋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中国文明注重精神”,所以无论西洋先生怎样打中国学生,总还能找点心理安慰。

而和印度较量,硬件我们完全占上风。当今国人谁会看得上那个我们眼中脏兮兮、傻乎乎、穷不拉几的劣等民族?阿三在我们眼中最多也就是小D,连王胡都算不上。但令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和这么个我们眼中的小D较量,我们却还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吃亏,这不能说敌人太狡猾,只能说是因为我们蠢,这真是我们这个以研习《三十六计》为时尚民族的奇耻大辱。更不能容忍的是,我们吃亏还都是毛主席健在的时候,他老人家可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谋略大师,至今还受全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一想到这里,我就死活咽不下这口气。吃亏不要紧,关键是咱丢不起这个人。

感情归感情,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再看着我身边的印度人,开始还自觉高阿三一等,待到这些事情想多了,竟然也有了鲁迅坐黄包车的感觉:“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阿三(原文是“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阿三(原文是“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一件小事》)。再想的多一点,最后也多少明白了些耍小聪明、抖小机灵的“小”和玩大智慧的“大”之间的差别。

为此,我做过点“跟踪研究”,想看看阿三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结果真的发现人家确确实实干了几件漂亮的活计,确确实实能把我们“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还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租界的印度人就让阿拉上海人吃足苦头,特别是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过去中国有句话:东北有棒子,上海有阿三。意思是说在东北,日本人用了不少朝鲜族的人做低级警察,相当于现在的治安联防队员,因为日本人拿他们也不当自己人,所以并不对其进行武装配备,只给每人发一木棒,名曰警棒或警棍。这些朝鲜人助纣为虐,动不动就挥舞着木棒帮敲打俺们那疙瘩东北银,故称高丽棒子。上海英国租界则是雇了不少印度人当打手,主要是当巡捕和看大门,也没少欺负上海人,故上海人送绰号印度阿三。其实法租界在这方面做法与英租界大致相同,他们用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来,其体态、皮肤与广东人相近,所以没送他们什么绰号或代称,也没有人称安南巡捕为越南阿四,只是简称他们为“安捕”。因为越南阿哥实在太像了两广那一带的人了,而且粤语发音听上去和越语差不多,丝毫不比越南话好懂,至少在我听来都跟外语一样。

阿三进入中国,还要追溯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上海开设巡捕房。维护租界的社会治安,起先金发碧眼的西捕还能应付,后来刑案随人口激增而水涨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办案,弊端逐渐突出。按照专家的说法,是由于“西捕有种种局限,比如微服侦察,其相貌特征根本无法掩饰;又比如去公共场所打听,其语言障碍造成的困难也难以克服;再加上租界里有帮会组织,西捕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深入进去,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忧。”所以请来了印度人。

依我看语言障碍、国情不熟根本不是理由,英国人担任巡捕的种种弊端在印度人同样存在。我考虑可能是英国巡捕薪金高,还得有什么失业保险、受伤补偿问题,成本太高。另外就是英国佬以绅士、贵族形象示人,讲究的是文明礼貌。若动粗,一定会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质问“人权的双重标准”。但租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离不开皮靴警棍。现在也是一样,城管虽然凶煞,但不这么动粗根本镇不住小商贩和私搭乱建,这也是实际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英国佬从1870年后改为允许华人充任巡捕,称为华捕。由于这一改变收效明显,也给大量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入行的越来越多,以致渐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减、华捕大增。例如1883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200名,华捕竟占170名之多。以后,华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华捕私下玩猫腻,不易控制,1884年开始从英殖民地“进口”印度籍巡捕,即“红头阿三”。以后越来越多,成了上海滩一景,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蒋光慈在《少年飘泊者》这样写道:“我在街上一见着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总感觉得上面萃集着印度的悲哀与中国的羞辱。”。鲁迅也这样写过:“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伪自由书•王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英国佬这么干也有它的道理,若由华捕管理租界,要么迟早会成为青红帮的天下,成了上海滩藏污纳垢、走私贩毒的“码头”;要么就是我党开创的红色根据地,租界之火可以燎原,迟早会爆发起义暴动。我听过不少桑海宁(上海人)骂印度阿三,也看过写印度阿三的文章,但大都是控诉阿三动粗的、野蛮执法的,揭露阿三走私受贿的很少。另一方面,阿三也让我党的发展工作受阻,即使是最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周恩来,在上海蹲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在阿三中发展什么党员,歌颂阿三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文章我也没看到过。

殖民者从印度向中国“出口”巡捕时,对人员精心挑选,要求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一身横肉,令身材相对矮小的南方人望而生畏。“阿三”大多充当巡警、狱警与交通警。除此之外,还有“看门”也是他们的专业,凡属公共租界内的大公馆、大商号、大栈房、大娱乐场以及各级衙门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红头阿三”站着。大门口有了“红头阿三”便显得威武雄壮,神气活现,能够吓退乡下人和小瘪三,拒绝一切主人所不愿接见的朋友。并且主人认为这是一件高贵装饰品,说明主人用上了进口货。

后来上海人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是缠着红巾的锡克教徒,印度国内还有很多不缠头巾的其它宗教的民族。所以有些上海人就把“红头阿三”改成了“印度阿三”,这个不礼貌的浑号就一直沿用至今,几乎各地区的华人都习惯叫印度人为“印度阿三”,简称阿三。

诸位可能不知道,近几年“红头阿三”像胡汉三一样,又回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乃至温州等中等城市的宾馆、饭店门口,又出现黑面孔、头上裹着大红头巾的印度门童,时间长了、阿三多了,不知是不是又重新成为“上国的文化”。
老上海人都管当年的印度巡捕叫“红头阿三”,上海人念这几个字的发音非常有节奏感,叫人听一遍就忘不了。下面就我所知,说一下上海人为什么称印度人为“红头阿三”。

红头的说法比较一致,是因为印度人头缠红布。虽然中国人也喜欢红色,但印度人用的红色和我们全球华人的大游行中的红海洋的红色不一样,我们用的那种颜色叫“中国红”,特点是“红得像火焰,灿烂的像朝霞”,和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高度一致。而印度人用来包头的是一种暗红色,配上他们凶神恶煞的面孔和手中的大棒,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害怕甚至战栗。红色容易让人联想起血液,“中国红”像是动脉流出来血,红头阿三的“红”更像是静脉血。

其实到上海的印度人不一定包红头,他们初到上海包头布的颜色,青黄赤白黑,五花八门各色俱全。我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好像以白头为多。但不管平时缠什么,一旦他们吃了巡捕房饭,或者做了门卫,就一律包起红头来,红头乃是他们的“制包”,如果派在外国牢监里服务,就一律包着蓝头,不过“蓝头阿三”总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猫着,平常人们看见的不多,见到的都是那些戳在大门口的门卫,或者是脖子上挂着哨子,手提哭丧棒的巡警,所以“红头阿三”的称呼最为普遍。若当时印度人在中国各行各业就业的话,我们看到的情况可能就不只是“红头阿三”,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阿三头巾神州舞”(改编自《毛主席诗词》),可能看到的就是“彩虹阿三”。

至于为什么称“阿三”,而不称“阿二”、“阿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知道的有下面五种说法:

其一,阿三是洋人的统称,“猢狲”的雅篆。

那时的上海人形容猴子为“阿三”,在国人看来,举凡洋人,形貌举止皆如猴子,尤其以印度人之面貌黧黑更甚,而且民族“优越性”使然,觉得自家进化程度高印度一头(体毛稀疏就是一例),故此特(蔑)称印度人为“阿三”。但据说印度人虽然面孔是黑的,但其实是白种人。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仔细观察一下,就觉得他们虽然皮肤是黑的,手上有饭粒儿,身上有奇怪的香气,说起英语来有咖喱味,但凹眼窝,高鼻子,大胡子,除了皮肤的颜色,构造和形状和金发的白种人都很接近,若身上涂满白灰,和西洋人无二,和前门楼后梆子的厚嘴唇非洲黑人则完全是两回事。

上海人管猴子叫阿三很有历史了,远在印度人到上海之前。婺源王仲贤君《上海俗语图说》,曰“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老上海在其开裆裤时代观赏街头耍猢狲时,但等耍猴人之铜锣一奏,“花果山来水帘洞”一唱,常常会人来疯似地大唤其猴曰:“阿三,屁股头火着哉!”就是“阿三”同训于猢狲之明证也。老上海人说,小时候路上看见玩把戏人手里牵着的猢狲,嘴里就会这样唤出来,因为猢狲屁股是红的,所以要嘲他火烧,“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

据达尔文《原种论》上说:“人类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们都是猢狲的灰子灰孙。”凹眼窝,高鼻子,黄头发,狭面孔的高加索白种人,看来是猢狲的嫡系子孙,因为他们的形态与猢狲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输入我中华以前,我国的小把戏,早就看出这个特点来了,所以对于一切红毛洋人,皆尊称他们为“猢狲”,有时候亦直呼他们的雅篆“阿三”。小朋友们不谙事理,见解有限,把印度巡捕看作是街头猢狲的嫡派,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却不经意地与伟大的达尔文氏暗合。


其二,阿三来源于洋泾浜英语发音。

有一种可信度颇高、已经被列入俚语辞典大百科的说法,就是当时上海租界的民众经常要与这些印度警察沟通,不过中国人的英语不好、印度人的咖喱味的英语也是怪腔怪调,所以当时上海的“警民沟通”、“警民共建”开展不顺畅。不过上海人居然从这种鸡同鸭讲式的沟通上,又找到了新的乐子。因为他们发现印度警察每回遇上了舌尖嘴利的上海民众的时候,总是会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喜欢结结巴巴地反复讲着:“I say.....,I say.....”作为语言停顿。所以上海人就把印度警察的经典结巴名句:“I say.....”用上海话来发音,又变成了“阿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是“I say.....”而是“I see”。由于 I see 的发音和上海话的“阿三”也很接近,因此便有了“阿三”的称呼。

另有一说认为阿三来源于“阿Sir”,Sir沪语音读如“三”,而“三”是单音节词,沪语(包括江南大多数地方方言)一般在单音词前置“阿”(或后置“子”、“头”等)组成词组使用。于是洋径浜英语称“Sir”为“阿Sir”,音读如“阿三”,是市民对巡捕客气的称呼,而“印捕”头缠红巾,于是被叫作“红头阿三”,也就是“缠着红头巾的警察叔叔”。联想起今天的香港人也叫警察为“阿Sir”,所以此说也有道理的。还有一说是这样解释的:印度巡捕每天须在长官的指挥下出操,他们在表示对长官指令理解和执行时常齐声高喊:“Yes Sir!”最初上海人不明白“Yes Sir”是什么意思,就把巡捕叫作“阿三”,也就是说,阿三是“Yes Sir”的沪语表达方式。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印度巡捕作为打工仔的身份对boss唯唯喏喏的模样。

据玩疯狂英语的李阳说,上海人说日语漂亮,说英语不咋地,原因是上海人说话嘴张的小,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是这么回事。他们说“三”,绝不像北方人那样张开大嘴,只是发出类似普通话“塞”的声音来;我仔细听了一下,沪语中“三”的读法介于英语的“see”“say”“sir”之间,上面几种说法都说得过去。而沪语中“阿”的读法与英语的“I”也接近,只是离“Yes”差的远了点,但这儿说的是标准英语,洋泾浜英语“Yes”应该如何发音就不得而知了。


其三,阿三说得是职业,凡是巡警都叫阿三。原因是巡长制服的袖子上有三道杠标记,上海人又把他们叫作“三道头”、“三条杠”。租界的巡长大多由本国人担任,巡捕则多为印度巡捕。印度巡捕的袖子管上有三条白道道,类似少先队的大队长。不同的是巡长红色的“三条杠”靠近肩膀,而巡捕白色的“三道头”在下边袖口上。阿三是指袖子上“三条杠”,按说安南巡捕和华捕也应该包括在内,但因为印度巡捕数量多、样子特别,给人的印象深,叫来叫去,就成了印度巡捕的专用称呼了。
其四,阿三说的是印度人的肤色。印度巡捕头缠红布,脸如黑炭,在国人看来一定印象很深:“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在东山送过炭,西山剜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摘自:相声《卖布头》)”,故称“红头黑炭”。“炭”与“三”上海话同音,故后来上海讹呼为“红头阿三”;

进口黑炭的壮举不能算英国人首创。据记载,早在唐朝,李家父子搞对外开放,长安就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了,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见怪不怪。当时流传的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等同于今天的菲佣,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且从未发生过拐卖婴儿的事情,声誉胜过今日安徽保姆。而昆仑奴就是黑人奴仆,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干活实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贵族豪门都抢着要。在唐代各类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昆仑”二字甚至作为形容词用来描述脸面乌黑的中国人。

原来都以为昆仑奴是非洲黑人,最近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葛承雍教授提出,在唐代史料中和许多传奇小说中,黑人都是能够飞檐走壁的大侠。他们大都水性非常好,能够钻入水中为主人捞起落入水中的物品,还能像猴子一样快速爬上桅杆。从非洲来的黑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功夫。为了查明唐代黑人来源问题,葛承雍教授遍查了各种史料,并在唐代黑人俑最多的西安几个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库房进行了仔细的辨认,与同行讨论磋商后,提出唐代黑人来源不是非洲而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新解释。这一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上。是不是真的,且姑妄听之。昆仑奴是南亚或东南亚黑人倒可能,只是以那出土的“唐代黑人俑”为依据有些悬乎,不知“唐代黑人俑”是不是又是大写意,和真人到底有几分想像很难说。若按古代人物画考证,上面的人物个个龟背蛇腰不说,很可能还会得出古人都没脖子的结论来。


其五,称阿三是因为印度人地位低下。因为印度是殖民地,所以印度人是亡国奴。中国不管怎么折腾,靠着李鸿章的左拦右挡,以夷制夷,也还捞了个“半殖民地”,地位应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所以印度巡捕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尽管印捕块头大,手持警棍,但也只能是排行老三,故称呼“阿三”。这里的“阿”,也是沪语单音节词前置“阿”的用法,跟阿哥、阿妹、阿信、阿发的用法差不多。开个玩笑,鲁迅写的《伤逝》里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涓生)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上海人对“中国人在中国的位置”定位的也很清楚,自觉了“自己的地位是在英国佬和印度人之间。”

虽然阿二中国人这么认为,可阿大英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发给印捕阿三的薪金比华捕阿二高一倍,还配给住房等,并在当时的戈登路巡捕房内(解放后为江宁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层楼印度教堂。

印度阿三在上海滩的种种劣行我在文革期间就听上海人说过,据说当年上海人最恨的、最怕的、最瞧不起的人就是“红头阿三”。尤其是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们,一提起“红头阿三”,话就会说个没完没了。原因是“红头阿三”狗仗人势,整天警棍乱舞,特别是对社会底层的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警棍与皮靴是家常便饭。

阿三们虽然也是殖民地出身,但狗仗洋势对半殖民地的华人十分凶狠。他们人高马大,腰间挂着一根警棍,胸袋中放一只警笛,见了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只要认为不顺眼,不管你是否违章和所谓犯法,轻者拳打脚踢,重者警棍伺候。大概因为他们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所以特别知道脑袋的重要,犯起狠来,经常是警棍敲头,专门欺负没有包头的华人。估计越南阿四也没少来皮靴踢警棍敲这一套,否则根本管理不了租界,只是身材瘦小,给人的印象不那么凶巴巴就是了。

人力车夫最怕遇到“红头阿三”。阿三也都是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出身,最懂得穷人怕什么。他们最狠的手段是“撬照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收营运执照”,没有了执照人力车就不能上街,那时候也没有办假证、无照黑车这么一说,没有了营运执照这就等于断绝了车夫的生意,只好挨饿,要取回执照就得罚款。而阿三不通人情,软硬不吃,老刀牌烟卷、绍兴花雕酒之类的二十响、手榴弹阿三都不认,非得交罚款才行。

阿三另一教国人痛恨的事情是“抄把子”,也就是搜身。当时中国人在租界里等于亡国奴,见到“红头阿三”只要人家要检查,你就得举起双手,不管男人女人只好全身让他摸个遍。阿三们很多都是单身青年,尽管我没听说,估计吃豆腐的事没少干。因此,当时上海人恨透“红头阿三”,远远超过帝国主义买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人当时的反抗方式是以夷制夷,小孩子见了印度巡捕常常会高喊:“阿三———老鹰(即老英,英国人)来了!”因“红头阿三”最怕英国人,见了英国警官像老鼠见了鹰,因此很紧张,大概会像我们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原地跺脚、立正、挺胸抬头、口喊Yes Sir,旁边的孩子们一定看得很开心。但接下去阿三看见没有老英来就知道受到了捉弄,“阿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就跑来打小孩,孩子们前面跑得快,他们后面追的急,而且还要吹警笛,让四周阿三集体围剿,一时间警笛四起,警棍飞舞,这就大大出了“红头阿三”的洋相,小孩子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些传说比较可信,群众自发的反抗活动,恐怕大都停留在这个水平。我记得有位老教授告诉我说,40年代他在北平上中学的时候,只要有单个的日本学生在公共电车上,他们就仗着人多挤两下日本学生,或者说借着刹车的机会踩一下小鬼子的脚,和上海孩子们逗弄“红头阿三”满街跑的水平差不多。

“阿三——老鹰来了!”给人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印度阿三撤出上海后,上海人在街头看到耍猴戏的还这么叫。耍猴者划地为圈,手敲铜锣把过路行人吸引过来看,于是猴子在耍猴者的指令下作各种表演。在观看猴戏时,经常会有人大呼:“阿三!老鹰来了!”上海人都知道,这喊声是吓唬猴子的。当时来上海耍猴戏者大多来自山东、河南等地,并大多不会讲上海话。而猴子又大多购自云南、贵州一带,肯定听不懂上海话,再讲上海城市里也很少能见到老鹰,所以“阿三!老鹰来了”还是阿三在的时候留下来的流行语言,就跟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多年,静静躺在水晶棺材里,不再管世间凡事,让13亿中国人撒开欢地在小康路上狂奔,可我们在信誓旦旦到激烈处还要来上一句:“向毛主席保证”。
在国人的印象里,阿三是又笨,又懒、又脏、又贱、又怕死、又落后,光是我们的21%的大学入学率和他们的7成文盲一项相比,阿三已经和中国差了半个世纪,只配让中国人嘲笑。

若说阿三懒惰,我倒没什么意见,至少他们不像中国人这么勤快。不要说和福建人浙江人比,恐怕连中国北方人都比不了。我在国外曾经遇到一阿三同事,动不动就要盘腿静坐祷告,他们的祷告远不像我们拜佛那么简单,我们最多也就是三柱香敬拜佛法僧:第一柱香供养佛——觉而不迷;第二柱香供养法——正而不邪;第三柱香供养僧——净而不染。虔诚一点的,无非就是再配上三个响头,以后就可得到菩萨如来的保佑,无论是炒股、经商、生孩子,样样都可以顺心如意。他们仪式要麻烦得多,动不动就要坐上半个时辰,还外加很多清规戒律。远不像我们认为的,“早晚一柱香、晨昏三磕头”,便是宗教信仰。

至于说阿三脏,恐怕也不是没有根据,从印度旅游后来的人,提起阿三的卫生状况就皱眉头。不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光是那用手抓饭的习惯就让人觉得“各拧”(北方方言,意思是“别扭”、“不舒服”)。据阿三说不用刀叉筷子,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食物本来的香味。这我倒也同意,有时候用手抓着吃东西确实过瘾。但若是光用手抓饭也就算了,可看印度人吃饭的时候还要把各种汤或菜和进米饭,捏来捏去,辅以搓攥捻揉,十八般武艺比划一番,然后再塞进嘴里吞下去,看得人胃肠翻江倒海,食欲全无。尽管人家一再给我解释是左手出恭,右手进食,左右分工明确,但心里还是接受不了。据说印度人上厕所不用手纸,用水洗,整个过程全用左手操作,所以就有“干净的右手,不洁的左手”的说法。据他们说这样可以每年节省很多钱,又环保,而且痔疮发生率极低。在印度,从来就没有流行过“十男九痔”、“十女十痔”之类的说法,马应龙痔疮膏没什么市场,倒是痢特灵之类的抗菌止泻的药物需要常备。

阿三贱和怕死是从中印边界自慰反击战得来的印象。我原来有个领导,号称参加过中印边界自慰反击战,说当时参战的中国军人大多为川人,因身材矮小人称川耗子,作战异常勇猛,把大块头的阿三打得望风而逃。据他说,阿三欺软怕硬、欠打,原来我们忍让的时候他们趾高气昂,后来一动真格的,就老实了。印度人都是雇佣兵,不管方向如何,放够一定枪数就可抱头鼠窜,和中国军队“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语录)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还忿忿地说,NND,如果不是中央军委有令回撤,三天之内军队会师德里饮马恒河绝无问题。

惟独说阿三笨我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我曾经问过别人,为什么说阿三傻,他的回答是印巴人的目光都很呆滞、阴沉,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思维很迟钝。远不像中国人看上去那么精明,双眼有神,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我按照他说的观察了一下,确实是这样,而且中国还有句俗语,“贼眼闪金光”,说明人在思维的时候眼睛会有所表现。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曾流行的一句诗:总理回眸应笑慰,10亿人擒妖打鬼凯旋归。总理会不会“笑慰”我看难说,但“回眸”一词用的很传神,就是总理头部轻摆再加上眼球运动,利用点余光就可知道身后发生的事情了(九大和林彪比坐下起立就是一例)。若用在尼赫鲁身上,至少要180度大转身才行,绝不会这么轻盈。

虽然阿三目光呆滞了些,但人家在处理国际事物上,可是“大块头有大智慧”,令我们这个盛产谋略家的国度蒙羞,这20年(1959-1979)人家可是实实在在干了几手漂亮的活儿。远不是咱们的“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谋略大师们可以望其项背的。看看印度的外交成果,我们也多少知道一点什么叫远交近攻,什么叫夹缝中求生存,什么叫“谁也不得罪”,什么叫“两头凑,赢不够”,什么叫“攻心为上”,什么叫“有多大肚就喝多少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真应该跟阿三学学怎样搞外交。


1、不战而屈人之兵,将锡金纳入版图。

这次看“海外华人爱国大游行”的图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三条标语:“拖死达赖”、“同化藏人”和“Free all mankind(解放全人类)”,前两条无疑是当局处理西藏问题的重要政策方针,奇怪的是这种事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怎么能做成标语在全世界游行。可是站在游行者的立场想一想,老子就是这么写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西方国家不是有言论自由吗?我说中国的事情,违反你们国家那条法律了?

后面这“Free all mankind”则引起我的驰思遐想,回到了年轻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Free all mankind”是我们每个青年人的革命理想,和现在这些彻夜攻读鸡阿姨、钻美国大使馆拿签证的年轻人不同,他们完全是调侃,我们那时候可是确实想着“Free all mankind”,而且也有真这么干成了的,像插队到云南的知青就有人越境参加了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后来革命理想破灭,成了金三角的大毒枭。现在云南边界走私贩毒的不少就是这些知青过去的前缅共分子。

我当时也有过“Free all mankind”到他国去干革命的想法,但仅停留在看世界地图、弄清敌我友,然后抒发一番革命感情的阶段。十几年以后出国,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首先解放自己。当时我最拿手的事情就是能够背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它的首都。背着背着就有了想法,就觉得西方国家和首都的名字都特别浪漫、动听、上口,好像就要醉了一样:法兰西、英格兰、爱尔兰、美利坚、德意志、荷兰,巴黎、米兰、雅典,一看就是纸醉金迷的世界,还没有解放人家,就已经叛变了。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名字一个比一个怪异、生僻、难听:阿富汗、坎大哈、加尔各答、耶路撒冷、大马士革,这些地方给人的感觉人们不是拿锄把子就是操枪杆子。有些还可以让人望文生义从而望而生畏,埃及使人想到黄沙漫天、尘埃及顶,而秘鲁(我念了二十几年的mi鲁)很容易让人想到大便不通畅。

虽然我说的现象存在,但也有不少例外。我们的邻国锡金就是一个,起码让人想到矿藏丰富,联想再丰富些,还可以看到珠光宝气。这个国家后来就没怎么听说了,按现在说就是蒸发,再后来才知道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仔细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49年印度独立时英国曾把锡金交给印度托管,就像相声里说得那样,后来就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一块和阿三过起了小日子。

有个传统的相声段子《托妻献子》,最近郭德刚又把它翻新后演出,狠狠火了一把。这个段子的基本情节就是某人出差五年,把妻子托付给了自己的一个铁哥们,结果铁哥们和妻子过到了一起,还折腾出来两个孩子,等到某人出差回来的时候看到妻子正给老二喂奶。不光印度,越南也玩过这一手,不过挨涮的是中国。广西人都知道,原来越南海防白龙尾岛是属于广西省的一个岛屿,后来越南战争的需要,老毛给了越南人当基地,也没说清是“借”是“租”还是赠。谁料想越南小霸可不知道什么“勤借勤还,再借不难”的中国古训,只记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不懂得“亲兄弟、明算帐”,只认“中越情意深,同志加兄弟”,一来二去,白尾岛就成了越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面是官方说法(来源于百度):

“白龙尾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朝与法国签订边界条约,划分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以商务利益换得钦州附近的江坪、黄竹两处越南飞地。对于海上边界的划分,法国提出以北仑河河口所在的东经108度03分向南延伸,作为海上岛屿及北部湾的划分界线。根据这一划法,白龙尾岛将归法国所有。但这一分界方法没有被中国接受,1952年中国方面将其收回,越战期间,该岛曾作为防城至海防的海运物资中转站交予越南方面,2000年12月25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白龙尾岛正式确定为越南领土。”

阿三这一手玩得更漂亮。下面的官方材料是阿三吞并锡金的全过程:

“锡金建国于13世纪,居民原是东南亚亚参山脉(Hills of Assam)一带的勒嘉人(the Lepchas)。15世纪之后,西藏的藏民开始移居锡金,并带来影响至今的西藏喇嘛宗教。锡金立国后,曾不断地被尼泊尔、不丹、西藏侵犯。19世纪,被英国强行占领;1949年6月初,印度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接管了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政府,并委任印度人拉尔为锡金首相。1950年12月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锡金从此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印度政府于1973年4月对锡实行军事占领,5月8日印锡签订《锡金协定》,规定锡内政、外交、国防、经济均由印度政府负责。1974年6月20日,锡议会通过了由印度拟定的锡金宪法,规定印度政府派驻的首席行政官为政府首脑和议会议长。同年9月《印度宪法修正案》规定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在印度两院各为锡金设一个议席。1975年4月,印度军队效法当年英国人的做法软禁了锡金国王。1975年4月10日, 锡金议会在印度的操纵下通过决议废黜前国王纳姆加尔,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印度议会也通过决议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锡金邦”,完成了吞并锡金的步骤。2005年4月以后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上锡金已被剔除国家, 这说明中国政府已正式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

真不敢相信,在二十世纪70年代,吞并一个主权国家,居然还可以这么简单。

先不说锡金纳入自己的版图有什么实际好处,光是这种漂亮的大手笔就令人震惊!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悄无声息,锡金国政府和人民未见什么什么激烈的反抗,基本上是和李勇奇听说要攻打威虎山后的反应差不多,“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阿三占领后对锡金管理的也很成功,时至今日,也没怎么听说局势有什么动荡,三十年来锡金人基本上是“经照念,头照磕,香照烧”,要知道,锡金人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和印度人信奉的印度教可是两回事。这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就算把锡金白送给中国,恐怕也是烫手的山药。况且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印度绝无可能像我们对待西藏和香港一样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恐怕就是白给我们一个锡金,我们也对付不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主席语录》)。

更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也没见什么动静,无论是两个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对动作。而且很快锡金邦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硬撑到底的还就是中国。当时中国认为印度的侵略行为完全违背了中印两国当初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上当时中印边境战争的阴云未散,双方尚未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中国一直拒绝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仍旧把锡金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看待。锡金人民不急中国人民急,一直为锡金人民死撑了28年,所以若有人说中国不讲原则完全可以拿这件事噎他回去。

直到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中国在锡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才开始松动。瓦杰帕伊访华时双方签署的一份边贸协定中悄悄使用了“锡金邦”这个术语。国外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间接承认了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在同年10月8日,瓦杰帕伊总理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巴厘岛会晤之前的30分钟,中国将锡金从外交部网站上亚洲国家的名单中拿掉了。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还承认锡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
  
不光是吞并锡金国际社会没反应,阿三在国内打击分离主义,也不见国际社会(含西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说三道四,从来都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2003年甚至为消灭分离主义组织“阿萨姆解放阵线”还打到了邻国不丹,最后这个分离主义组织就是在不丹给消灭掉的。在美英西方国家眼里,阿三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对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人家又代表着不结盟运动,象征着新兴力量,是团结争取利用改造的对象。1950年代初,尼赫鲁执政时候,印度还干过点准社会主义,并仿照苏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就这样一来二去,阿三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当年中印边界冲突也是一样,人家是“得道多助”、我们是“失道寡助”,在冲突中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只有越南、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反对中国的行动,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共有75个国家。据说中国撤兵还与此有关。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认为认为,中国人进攻的是不结盟运动,而不是印度。苏共领导人还明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进攻,是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巨大争论的突出表现,即对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的不同认识。

就是今天也一样,像印度国内打击分离主义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就会引起“国际反应”,西方各国国会都要通过决议,说三道四,指责中国没有人权。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亚非拉小兄弟也不含糊,要借此机会狠狠敲诈点“无偿援助”,给的少就给你摔脸子,不给就和你撕破脸皮干,绝无商量的余地。而阿三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人家终于实现了我们当初的梦想:阿三的朋友遍天下!

要说阿三没有和别的国家结下梁子也不对,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怎么办?分裂它!这么大个事情,人家阿三还真就干成了。

有事外出,休息几天,周末再接着聊。

先说几句闲话。坛子里现在都是和64有关的贴子,我这系列内容太过陈旧,谁让咱们写得慢尼。当初写样板戏系列就是这样,别人都早已经换了若干话题,我还在那没完没了地念叨样板戏,好在当时老芦提出“散伙、散伙,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坛子里没什么太多的文章,让我这个老纺车慢慢地摇。以后争取跟上诸位前进的步伐,不过六四的事情我是不想谈,想说说这些年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哪些进步,因为堕落的事情已经被你们都说完了。之所以想说这个话题,还是看到老芦在凯迪博客中一位读者的跟帖(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ludi.showtopic.167115.html ):我在北京天天做地铁上下班,几乎就看不到有老人站着。年轻人给他们让座已经成了习惯,社会进步毋庸置疑,老卢大可对此放心。

这个读者说的不错,“社会进步毋庸置疑”,在文章里我要表达的大概意思是,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kind, one giant leap for Chinese. 这是我年轻时学英语记下的句子,是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时说的一句话,原话是: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咱们翻译成“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话说阿三(6):阿三确有大智慧(下1)


金唢呐


2、成功分裂了巴基斯坦,将来自敌对邻国的威胁彻底解除。

翻开现代史,好像当今世界没有谁能像阿三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干净利落将自己的对手一分为二,永久地解除了敌对邻国巴基斯坦对自己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阿三很聪明,“知彼知己”,知道自己的实力,更知道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的软肋在哪里:苏联有求于阿三——印度历来是苏联在南亚的一颗棋子;中国不敢惹阿三——中苏边境大军压境,我们的政策是北紧南松,根本无力再打什么“自慰反击战”;美国不愿得罪阿三——西方国家与印度关系良好,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只是为了抗衡苏联,而且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扩大在南亚的影响。所以看起来支持巴基斯坦的国家不少,又是美国又是中国,可都是有一搭无一搭,而且根本做不到“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结果证明阿三的判断完全正确,后来基辛格回忆说,战争发生后,美国认为,无论东巴留在一个巴基斯坦内还是通过政治途径独立出去,美国都可以接受。据巴基斯坦的外交官说,当时美国军方以各种名义拖延、暂扣了应该迅速交给巴基斯坦的武器装备,而印度采购了大批前苏联的先进战斗机,彻底把巴基斯坦击败,取得了制空权。此时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世界孤儿”,巴国一个政府资深人士对总统说:“我们已经被世界所抛弃”。

第三次印巴战争发生后,苏联全力支持阿三,美国只是坚持保障西巴的独立与完整,最担心的是苏联和中国,并没有针对阿三的任何行动。所以美国只是最后在西巴面临危险时,派出一支舰队做出姿态,表明对西巴独立和完整的关切。而中国,从头到尾就是瞎咋呼,胡搅和,乱开空头支票,整个一个大忽悠,结果是乱了自己,毁了巴基斯坦。

先说一下巴基斯坦的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中国的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先后主动或被迫放弃了旧殖民主义政策,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1947年,英国准许印度独立,答应将印度移交给印度人管理。印度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印度教徒最多,其次是伊斯兰教徒。英国统治的时候,虽然也有不少乱子,但还能镇得住,“阿三——老鹰来了”就是证明。一旦要独立,印度的穆斯林就没有人镇得住了,必须分而治之。当蒙巴顿将有可能使印度分为几个独立国家的方案交给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时,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愤怒的尼赫鲁甚至不顾礼节,把方案副本使劲地扔在地上,忿忿地说道:“不行!”穆斯林领袖真纳则坚持要将东西两个穆斯林聚居区置于一个统一国家的领导之下。

真纳将1946年的8月16日定为建立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的直接行动日。回回不同于咱们的愤愤,从来就是说干就干,说句翻译体的中文,就是有“很强的行动力”。到了那一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仇杀,从加尔各答到达卡,3天之中有5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10万人无家可归。蒙巴顿无奈按照他们的意愿修改了方案,这块次大陆最终被分成以印度教为主的“世俗”印度以及较小的伊斯兰教国家巴基斯坦。因为真纳的坚持,巴基斯坦拥有了少见的“双头版图”——巴基斯坦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印度被夹在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这个方案被后人称为蒙巴顿方案。其实蒙巴顿本人很不情愿,属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以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干了些违心的事”。蒙巴顿还放出话来:不出25年,东孟加拉一定会脱离巴基斯坦,真纳的双头巴基斯坦注定要消失。1971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独立,蒙巴顿的预言果然应验。

巴基斯坦建国后,东西巴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不光是地理上的相互隔绝,东西巴之间民族、文化和语言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东巴人绝大部分属孟加拉族,操孟加拉语;西巴人分属信德、旁遮普、俾路支和巴丹等几个民族,两地居民的文化和民族都不尽相同。还有就是存在着我们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东巴感到虽然自己的人口占多数(1971年占54%),但在政府中居次要地位,有影响的政府职务不让东巴人担任,而且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不拔付给东巴发展经济,东巴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倾向。总起来说,东、西巴合为一体的基础仅仅是伊斯兰教,这种基础十分脆弱,阿三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由于一些宗教、领土、民族问题,印巴也长期相互敌对。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信仰、法律、道德标准、习俗、服饰、语言等方面都有不同,甚至有截然对立之处。如印度教崇拜以三大神为主的众神,伊斯兰教崇拜安拉。印度教徒宣扬轮回转世和解脱,伊斯兰教宣扬“末日审判”。这些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成了教派冲突的重要原因。就生活习惯来说,印度教把牛看的很神圣,而穆斯林就好这一口,看见印度大街上牛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就咽口水,如果能够达到鲁迅所说的那样丰富的想象力的话(看见大腿,则想到性交),则还可以想到牛百叶牛蹄帮甚至牛鞭。

从地理位置来看,当时的巴基斯坦是东巴西巴两大块,一左一右把印度夹在了中间。而且由于历史、宗教和边界领土的原因,巴基斯坦总是和阿三别苗头,始终尿不到一壶里去。谁都知道回回好勇斗狠,“行动力”极强,当年收拾百战百胜红四方面军的就是西北的回回。一旦开战,阿三必将腹背受敌。

独立后第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由于克什米尔争端干了一仗,以后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巴基斯坦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是极少数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很是令阿三不痛快,一直耿耿于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1963年3月2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由此中国改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国的一贯做法,和你好的时候,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中共领导人还多次表示,如果阿三向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不会置之不理。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激怒了阿三。

据老上海人说,阿三有个特点,记仇。当初孩子们玩以夷制夷,用“老鹰来了”捉弄猴子阿三,阿三记性极好,一旦让阿三看到了你的“米库(上海话,面孔)”,下次阿三再见到你的时候,一定要“手持警棒将你打”。从阿三对巴基斯坦的态度来看,是这么回事(当然还有边界问题等利益冲突,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存在着长期的领土争端)。“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到了时机成熟的70年代,到了1971,印度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人道主义为由,派兵入侵东巴,把巴基斯坦成功地分裂成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腹背受敌之患彻底解除。那个时期的倒霉蛋就是总理布托和总统叶海亚•汗。

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70年代的时候民间私下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谁跟中国好谁倒霉。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这档子事。其他人还包括尼克松、田中角荣、波尔布特等。

70年代电影院演电影,先要放几集“新闻简报”,所以就有了“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罗马尼亚搂搂抱抱”的说法。托“新闻简报”的福,至今还记得当时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新闻片中的模样:正宗的武夫军棍做派,身材敦实,论扛木头和贾庆林有一拼;而总理兼外长布托(也就是前几天死的那个铁蝴蝶他爹),个子不高,带着眼镜,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当时老布托曾在联合国发表了“金色的巴基斯坦”的演说,说到动情处,老布托还流下了眼泪,泪洒联合国大厅,很让亿万中国人民感动了一场。

巴基斯坦独立后60年的历史,简单说就是25年的文官统治,35年的军政府管理。给我的感觉是只要一实行民主,国家就动乱,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谁也不服谁,什么都乱糟糟,经济也停滞,政府既腐败又无能。然后出来个陆军总参谋长或总司令之类军人上台,废除宪法,实行军事管制,“以独暴制群暴”,国家就安定几年,发展几年,然后权力逐渐减弱,发生全国骚乱,军人政权被民主浪潮掀翻。

1958年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发动了不流血政变,把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遣送出国,自任总统,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开始了他对巴基斯坦长达十年多的统治。到了1968年,席卷巴基斯坦全国的骚乱迫使阿尤布•汗将军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新总统再次下令实行军事管制,并中止执行1962年的宪法,宣布国内形势未稳定之前,禁止政治活动。

巴基斯坦的军事管制最终于1970年取消,叶海亚•汗举行了巴基斯坦建国23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叶海亚•汗差点就成了“巴基斯坦民主之父”,但实际上这个重归民主道路的举动却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长期以来,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时,以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仰仗东巴基斯坦在人口上的优势,以地方自治为旗帜,主张加强省的权力,得到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的拥护。选举的结果,要求高度自治的东巴政党——东巴人民联盟赢得国民议会313席位中的167席,一跃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而西巴政党——人民党则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但人民联盟在西巴却未能取得一个席位;同样人民党在东巴也未获得一席之地。鉴于拉赫曼在国民议会拥有多数,能够将其高度自治的竞选政纲变为现实,使东巴人看到了希望。

我常常在想这么个问题,是不是中国“有一天”要实行民主一开始也必须是个伪民主,而且也需要有个小前提,就是在共产党处于绝对优势下进行,而且第一次民主的结果一定是党所希望的结果,至少出入别太大,哪怕以后等我们已经进入了民主程序,习惯了妥协和让步再出现变化。如果一开始就和重权在握的掌门人所期望的差距过大,会怎么样?看看巴基斯坦的结果吧。

独裁军棍搞民主,最希望的就是走走样子,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民主是形式,而不是目的,甚至连手段方法都不是。巴基斯坦选举的结果令西巴不能接受,遭到了叶海亚•汗和布托的联合抵制。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要求拉赫曼的人民联盟和布托的人民党进行磋商,在四个月内制定宪法,否则,便要解散议会,实行大选。布托从西巴飞到东巴的达卡,与拉赫曼谈判,希望能制定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宪法,并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拉赫曼民主的诉求却是坚持实行东巴基斯坦全面自治。

正当布托在达卡与拉赫曼磋商之际,军人出身的叶海亚•汗等不及了,出动军队对拉赫曼的东巴人民联盟实行军事镇压。士兵和坦克包围了电台、报社,开始了屠杀,600万孟加拉难民逃向邻国印度,拉赫曼成了叶海亚•汗的阶下囚。许多东巴政界人物逃往印度避难并组建临时流亡政府,1971年3月26日,东巴宣布独立,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最初美国采取了不介入政策。但随着东巴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政府的不介入政策遭到了国务院、国会、媒体的质疑和反对。4月6日,美国驻东巴首府达卡总领事馆的20名馆员联名致电国务院,表示不能支持政府接受巴基斯坦政府在东巴的行为的政策,要求重新制定美国的政策。驻印度大使基廷(Kenneth Keating)主张立即公开对这种“野蛮的行径”表示遗憾,私下对叶海亚施加压力,立即暂停向巴基斯坦交付任何军用物资。 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也认为“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对巴基斯坦的基本立场了”。

西巴军队在东巴的疯狂行动,给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一个借口,她抓住时机,打起“建立共同秩序,使不断逃亡到印度的难民能回家园”的旗号,于1971年12月3日,以制止屠杀和流入该国的难民潮为借口,在苏联的支持下于派遣30万地面部队入侵东巴。尽管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苏联插手南亚事物,可阿三是“正义之师”、“人道之师”,符合西方的普世价值。

叶海亚•汗总统虽是军人,此时也慌了手脚,难以招架,急忙去向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布托求救,希望他立即前往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制止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

12月9日,布托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率巴基斯坦代表团飞往美国纽约。在安理会大厅中,布托慷慨陈词,向参加会议的100多个国家的代表揭露印度的侵略行径,要求联合国立即制止印度的侵略行为,布托还与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皮埃尔饭店紧急磋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华信誓旦旦地向布托承诺:“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巴基斯坦。”

12月11日,东巴基斯坦军队面临着数倍于自己的强敌,岌岌可危。布托接到报告:“军队最多还能坚持36小时。”布托一面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接触,希望中国出面干预印度的进攻;一面要求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同时紧急致电叶海亚• 汗总统,要求军队坚持抵抗,并要求叶海亚•汗在西巴开辟西部战场,以减轻东巴部队的巨大压力。

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直接打电话给布托:“美国十分担心中国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进行军事干预。”基辛格还直接越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与中国代表团交换意见。

12月12日,布托又紧急呼吁安理会通过决议,向巴基斯坦派遣联合国部队,英、法等国投了弃权票,苏联投了否决票。布托焦急与悲愤的心清溢于言表,他激动地对英、法代表说:“你们或站在正义的一边,或站在非正义的一边;或站在侵略者一边,或站在被侵略者一边。根本不存在中立,你们应该表明立场。”

12月16日,联合国大厅的讲坛上,最后一次响起布托愤怒的声音:“你们想强行做出决定,制定一个比凡尔赛协议更糟的协议,使侵略合法化。我不想参与这一切。好了,你们要你们的安理会吧,我告辞了。”说完,他率巴基斯坦代表团退场。他说:“即使我们在军事上在达卡失败,我们也不能成为政治上投降的一方,我要通过退出联大会场表明:尽管我们的物质被摧毁,但我们的意志和自尊却不能被毁灭。”

1971年12月中旬,印度彻底击败9万西巴军队,抓获大量俘虏,占领东巴大片领土。被包围在东巴达卡的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军投降,这实际上结束了西巴对东巴的控制。真纳的双头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了,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国从此诞生。消息传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便欣喜若狂地赶到新德里的议会大厅宣布:“现在达卡已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首都了。”随即,印度宣布承认孟加拉国独立。阿三就是会来事,直到最后,人家也不忘把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西方国家最爱听的话挂在嘴边。

尤其不能让我们理解的是,当时的形势对阿三极为有利,只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拿下西巴指日可待。而人家阿三却“沽名学霸王”,就此打住。一方面可能是阿三认为没有必要,分裂后的巴基斯坦根本不再有和印度抗衡的能力,这已经被日后的事实所证明;二是这样也给足了美国和联合国面子,即“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被迫停火”,避免了和苏联结盟而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尴尬。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如果我们垮下去(指西巴垮掉),苏联人不会尊敬我们,中国人会看不起我们,其他国家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最后的结果,让美国人和国际社会都认为,美国在南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稳定世界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在这之后,与印度的关系进一步改善。

老家伙大概都记得,当时中国政府的表现很有意思,整个一个“皇上不急太监急”,在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承认孟加拉国独立的情况下,我们还在亢奋,在那里独抗大旗,拒不承认孟加拉国,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印度反动派分裂巴基斯坦的阴谋,弄得整个国际社会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记得当时和几个哥们也私下揣摩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直到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也没琢磨出个名堂来。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印度总理是被后世阿三称为“印度的老祖母”的英迪拉•甘地夫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坛三女杰之一,另外两人是以色列的梅厄、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条披着莎丽的印度雌狼”(莎丽Sari,印度传统服装)。21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英国广播公司(BBC)举行的“千禧最伟大的女性”评选,千禧女性十杰里面,拔得头筹的就是这位阿三的女总理。后面几位分别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修女特里萨、科学家玛丽•居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女权主义者埃米琳•潘克赫斯、缅甸的昂山素姬、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娜•罗斯福。

印巴建国以来,双方进行了三次印巴战争,每一次都是印度占了便宜,最后还分裂了巴基斯坦。从阿三肢解敌对邻国的全过程来看,完全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收拾老蒋时的做法,“有理有利有节”,阿三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乱了敌人,锻炼了队伍,总统还能永垂史册,称得上“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克什米尔争端也在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让步后基本得到了解决,其中阿三又占尽了便宜(后边我总结了个小资料,诸位可以看看)。

横看竖看,实在看不出阿三蠢在哪里,更看不出来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人家。

小资料:印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怎样解决的

克什米尔争端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主权纷争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是查谟-克什米尔的简称,包括克什米尔谷和查谟平地。这本来是两个独立的邦国。查谟居民主要信奉印度教,克什米尔居民却基本上信奉伊斯兰教。1846年查谟首领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被占领的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人口数倍于查谟。这就种下了后来争端的根源。独立前的印度,行政上由两大部分组成:英属印度和土邦。英属印度包括11个省,而在这些省中间,夹杂着大约550个的土邦,克什米尔就是最大的土邦之一。蒙巴顿方案规定让克什米尔人自由选择归并印、巴一方或宣布独立。土邦地区归属则由当地的王公来决定,但是土邦必须考虑所在地区的地理因素。

克什米尔情况很特殊,它处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地理因素”的考虑在这里不起作用。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当时,克什米尔地区77%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倾向加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土邦王是印度教徒,他先是既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但最后又倾向加入印度。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第一次印巴战争: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于1947年10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1947年12月,印度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均表示接受。1949年1月双方正式停火,7月划定了停火线。克什米尔分为印控区和巴控区,印巴分别在各自控制区内建立了地方政府。印度方面控制了克什米尔地区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四分之三的人口,其余为巴方控制。

第二次印巴战争:1965年6月,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爆发第二次战争,后来在美国约翰逊政府和联合国的干预下停火。

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年12月,在因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而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又占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土地。

1972年7月,印巴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克什米尔地区尊重1971年双方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数次举行会谈,但一直没能达成协议。1989年后,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交火,两国均蒙受巨大损失。

2003年11月23日,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宣布,巴军队将从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开斋节(26日)开始,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巴方一侧实现单方面停火。24日,印度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并于25日作出了积极回应。两国军方25日经磋商决定,自当天午夜起在克什米尔“国际边境”、“实际控制线”和“锡亚琴实际接触线”(印方称为“实际地面位置线”)一带实现停火。双方同时表示,希望停火永久持续下去。

2004年1月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市西北30公里靠近印巴实际控制线的杰纳布河上,民间团体“印度青年之声”的一名成员在向河中投放装有糖果的盒子,希望这个盒子能漂到下游的巴基斯坦,把他们支持印巴对话和解的美好愿望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2005年4月7日,载满乘客的公交车分别从克什米尔的印控区和巴控区双向对开,这是近60年来印巴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首次通车,开启了印巴和平进程的新篇章。

2005年10月地震后,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巴印双方在伊斯兰堡达成协议,同意暂时开放克什米尔实控线5个检查站,以允许两边的居民共同展开震后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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