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刘备禁酒这个故事还有其它版本，但就王立微的文字来说，“刘备取得成都以后，禁止酿酒，违者治罪受刑”，说的是“禁止酿酒”，却不是禁止拥有酿酒的器具。而执法过程中却以拥有酿酒器具治罪，当然于理不合。

yangli以为“刘备的目的是禁酒，手段之一是禁止酿酒器具”，所以执法无误。却不知法律不可如此引申。也许禁止拥有酿酒器具确实是一个有效而无副作用的方法，但当法律没有禁止时，却不能以此治罪。

yangli还说：“在禁酒的环境下，保留酿酒器具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偷空违法造酒，我想不出还有别的理由。那么在下达禁酒令的目标的同时，通过禁止酿酒器具断绝违法的手段有什么错呢？”

自己想不出其它的理由，不等于人家一定是你想的理由。比方说可以是作为家传古物收藏，作为装饰，不舍得丢掉，希望禁酒令只是暂时的，转作它用，等等。为什么一定是“偷空违法造酒”呢？以主观认定的“目的”为罪名，是非常危险的。国人以诛心为家常便饭，此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