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社会，这么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可能正是由穷人创造的，是穷人们想要的社会。是广大的穷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暗中推动着政府，创造了这么样的一个令他们生活很悲惨的，贫富悬殊的社会，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的悲惨，有相当的程度，是他们自找的。

什么是计划经济的社会？照我的观点，就是一个基本上平均，但是“不允许赌”的社会。而什么是市场经济社会呢？就是一个“允许赌”的社会。

那么，一个穷人如果生活在一个“不允许赌”的社会中，他会不会高兴呢？他是不会高兴的，不高兴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不允许赌”。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人均年收入是一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中国政府创造一个制度，使得所有公民的收入一律一万元，谁也不允许多，谁也没有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是会显得挺好的样子的，可以做到人人有工作做，每个人的营养，穿衣，取暖，享受，都一样，就是每年一万元，每月八百元左右的水平，每一个人家里统统都有彩电，冰箱，每一个人都有十几平米的居住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们，当然，这个时候无所谓穷富，但是我还是说穷人们，吧，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会不会高兴呢？是不高兴的，不高兴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不允许赌”。而穷人们则是盼望政府“允许赌”的，当然，每个人之所以盼望“允许赌”，肯定不是希望自己受穷，而是希望自己在赌局中胜出，是别人受穷，自己胜出，是自己成为人上人，万众敬仰。但是，赌的结果，当然是大多数赌徒们一定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大多数人一定是把钱输光的。

比如现在中国的这个福利彩票，是穷人们拥护的制度。如果说，政府宣布福利彩票不再抽奖，而是号召大家购买，购买了之后什么回报都没有，就是为的社会福利，那你就会发现穷人们都不去购买福利彩票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定期抽奖，而且确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低的概率，有胜出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机会，你就会发现穷人们都纷纷去购买彩票了。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大多数人买了白买，买了你也成不了千万富翁。

好了，现在还是假设中国社会人均年收入是一万元人民币，而且我这里假设一个“允许赌”的起点，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之前，政府是“不允许赌”的，是绝对平均的，人人都有一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政府宣布“允许赌”，这个决定会受到广大穷人（其实无所谓穷人）的拥护的，这样广大的穷人就都成了赌徒。当然，赌的结果，必然是极少数人胜出，大多数人赔光。而参加赌博的赌徒中，当然大多数人都希望是自己胜出，别人输光。

好，那么以此为起点开赌，所有的人都拥护“允许赌”的政策，赌到后来的结果，是有一百个人中的九十九个把自己的一万元的年收入，输成只有五千元，生活降低了一半，而有一个人胜出，则年收入就是自己原来的一万元，加上赢得的其它赌徒的九十九个五千元，那就是五十万五千元的年收入，这个人过上了这种日子，想起原来的年收入五千元的日子，当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然是一想就是“往事不堪回首”，还是新的政策好，要不是“允许赌”的政策，哪有我的今天？

那么，这个时候问那九十九个输了的人，回到“不允许赌”的政策之前，大家还是年收入一万元，好不好？那九十九个穷人会回答说“不好”。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想“虽然我现在年收入只有五千元，但是因为允许赌，未见得我明年不会发大财，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回到从前，虽然收入增加一倍，但是就永远没有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了，那我不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穷人过上年收入五千元的日子他难以忍受，但是如果让他过上年收入一万元的日子，但是永远没有机会过上年收入五十万元的日子，没有这种机会了，这对于他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

因此，一个社会最具活力的时刻，是从“不允许赌”的绝对平均状态，到“允许赌”的状态的切换点的时刻，这个时候只听一声发令枪响，大家就开始拼命地竞争了。

而竞争到后来，贫富悬殊的格局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社会反而又开始缺少活力了。

此外，所有那些输得精光的赌徒们，也就是大多数的穷人，对于这个结果当然不高兴，因此他们需要发泄，需要找原因。他们首先要找的原因，就是这个赌博的规则，公平吗？

但是很遗憾，这个赌博的规则，是不公平的，的确是有权有势的人在竞争中获得了优势，的确是他们更具有胜出的机会，的确是有不少的人在赌博的过程中出了老千，作了弊。这成了穷人要闹事的原因，要表达不满的原因。

但是其实呢，即使赌博的规则是公平的，是极公平的，是没有任何人作弊的，大多数人在一个极为公平的赌局中最后获得悲惨下场的命运，仍然是注定的。

那么还要问，那些胜出的赌徒，是因为他们有本事吗？可以认为他们的赌术要高明一些的。比如说一个赌场通过打麻将来定输赢，那么最后胜出的赌徒，打麻将的本事的确还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呢，那些输掉的大多数赌徒们，有许多人打麻将的本事也是可以的，但仍然是要输掉。而且，如果复原到赌博开始的情况，再重新赌一次，就有可能是另外的同样有本事的赌徒胜出了。

那么，那些胜出的赌徒，会认为“自己的财富是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这里面的“劳动”，如果解释成“剥削”也是可以的，因为有同样辛勤“劳动”的其它的赌徒，是把钱输给了这个胜出的赌徒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劳动”你说是劳动，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剥削。因此把“允许赌”的制度视为剥削制度，是讲得通的。但是，广大的穷人，仍然拥护“允许赌”的制度，反对“不允许赌”的制度。

比如说超女这个节目，就是广大的踊跃参与这个节目的女子们所拥护的节目，她们乐此不疲，虽然她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歌其实唱得不错，表演技术也行，但仍然可能早早被淘汰出局的，最后胜出者仍然是极少数的超女，当然，胜出者歌的确也唱得不错，但是没有胜出者中，也还是有许多人歌也唱得不错的。如果说取消这个节目，势必受到广大想参与这个节目的女子们的反对，虽然她们不反对，胜出的机会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在一个“允许赌”的社会中，报纸上也会专门挑一些胜出的赌徒们，让他们作为社会的榜样，让穷人们学习。比如某某下岗工人，下岗之后自强不息，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有着几千工人规模的私企。这样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但是同时可能有另外一千个下岗工人，也自强不息地努力一通，最后老本赔光，债台高筑的。这和当年号召大家“向雷锋王杰学习”不同，雷锋王杰到死的时候不过是个汽车兵，不过是个班长，这是大多数人如果努力都能够做得到的。如果让你向一个胜出的赌徒学习，你即使采用了和他一样的办法，使用了高明的赌术，最后胜出的机会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拿炒股票这件事情来讲，我是认识几个通过炒股票发大财的人的，也知道一些人最后炒输了。这些人炒股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仍然有人富，有人穷，为什么呢？所谓炒股票就是选择适当的时机买进一些或者卖出一些股票，但是这个“时机”永远不可能是“恰好”的。任何人在卖出他手里的股票的时候，心情都是不愉快的，除非他正好是在这个股票到达某个最高峰的时候卖掉，但是最高峰的出现，只不过是特别短的一个时间，可能就只有几分钟。因此，当他卖股票的时候，如果这支股票昨天的价钱更高，他会后悔“我为什么不昨天卖掉？”，如果明天的价格更高，他会遗憾“我为什么会沉不住气不多放一天”？即使两个人炒股技术完全一样，可能在关键的时候，一个人上了一次厕所，拉肚子了，晚了五分钟，这晚五分钟有可能是祸，有可能是福，那是不知道的。因此当一个炒股的胜出者向大家大谈他炒股的经验的时候，其实是有另外几千个具有同样经验的炒股者赔光的，那些赔光的人，当然就没有资格在电视台上向大家介绍经验了。

其实，炒股票这件事情和钓鱼这件事情差不多，你看那些钓鱼的人，静坐在岸边，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安静地无所事事的，但是最关键的时候，就那么几秒钟，起杆不能够迟也不能够早，抓住机会大鱼就上钓了，但是具有同样技术的人，有的人就是运气不好，大鱼正好就没有游到他身边。

当然，在一个允许赌的社会赌到最后，产生了广大的穷人，这些穷人心里当然不高兴。因此，他们需要发泄。这个时候产生一些发泄的对象是有必要的。比如抓住了一个出老千的人，把他给枪毙了，这能够使穷人的心理获得某种平复，算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治疗办法。但是来说香港社会，香港社会是一个相当公平的赌场，但是大多数人仍然赌输了，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九八年之后，一个外来的大赌徒索罗斯弄走了不少钱。但是香港社会公平，而许多穷人仍然生活困难，香港社会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地区，因此穷人仍然不高兴，几十万失业大军仍然没有出路，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发泄的对象，因此董建华梁锦松就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其实，董建华和梁锦松就是把他们的钱财均分给香港所有的穷人，也不能够使他们的生活待遇有什么明显改善。香港的穷人还拿共产党作发泄对象，因此专门挑在七一举行反共游行。其实他们的穷并不干共产党什么事，共产党就是从政绩考虑也不愿意让香港衰的，那在面子上是不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