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乃是我的一大幸运!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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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田牛 于 2005-12-05, 16:44:35:

回答: 没有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当然注定要失败 由 Enlighten 于 2005-12-05, 15:51:47:

大约是八十年代初期,我才恍然省悟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道理: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乃是我的一大幸运!

不然,在我面前便有三种可能:一、我幸免于难,而且真正悔过自新,太太平平地度过二十几个年头养尊处优的岁月,作一个御用文人。最终是一事无成。我也许还会作为一个记者去采写“大跃进”,或作为一个笔杆子参加反谬文章的撰写。那样,我便将是制造中国人另一场大灾难的帮凶,而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将无令人再读的价值。这并不是一种猜想,而是中国作家、记者中很多人的现实经历。二、我接受一点处分,然后收敛一时,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我必定会再一次、两次跳出来,被记录在案,然后到文革一来,“新帐老帐一起算”,被活活整死。三、在文革热潮推动下,我会兴高采烈地投入(那气氛多象一九五七年!),和张春桥站到一起(我们有过一点交往),十年后锒铛入狱。那时我将已五十一岁,而不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十二岁,尚有翻身的机会。

正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后二十二年与社会、与官场的隔离,由于我已被剥夺了一切因而对自己重获特权地位不抱任何幻想,从而在同农民长期相处中增强了平民意识——正是被普遍认为大不幸的这两点,使我在一九七九年以后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在黑龙江省和全国,比我更熟悉王守信那一类案件及其背景的作家和记者,当数以千计,而他们的笔力也比我高强。为什么偏偏是我去采写了“人妖之间”呢?简单得很:中国官场的道德状态,正是从一九五八——一九六零之后江河日下。倘继续生活其中,便会习以为常,甚至难免有所感染,并会觉得一切都十分自然,只能如此,无法改变。只有一个在政治冰箱中度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感到惊愕和难以容忍,才会有一种冲动。
-----------摘自刘宾雁《走出幻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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