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李继宏 于 2005-11-30, 06:39:58:
动物保护是个后现代的、或者至少是个现代的话题。按照历史学家的考证，远古时代，人类以狩猎为生，人为刀殂，动物为鱼肉，当然谈不上什么保护的问题。及至转入农牧社会，人类不再以动物为主食，转而饲养动物，以为助手（如猎犬）或备不时之用（比如用来做牺牲家禽家畜）。此时动物是人类的财产，其受保护，并非出于它们自身的权利，而是因为饲养者的对物权。比如邻居偷偷把你家的狗宰来吃掉，你要控告他，总不能以残害动物为理由，而是他侵犯了你的财产权，这是一个法律上必须厘清的概念。
及至现代科技昌明，且人口膨胀；一方面拥有对动物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方面对动物的需求深壑无底，导致了动物减少超乎自然规律，乃至引起所谓动物保护的浪潮。以捕鲸为例。捕鲸在北欧乃是一古老的行当，1864年以前，凡出海捕鲸成功者，必为同人目之以英雄，如吾国之打虎武松。但1864年，挪威的斯文德•福恩发明了捕鲸枪，能轻而易举地杀伤碧海中那庞然大物于50余米之外。他自身因此成为其时的北欧首富，也使捕鲸业的历史进入了所谓现代时期。此后，一度是海洋霸主的鲸鱼每况愈下，人们梭巡波罗的海，再也见不到那种海上喷泉的奇观，于是慢慢意识到必须静止捕鲸。然而时至今日，尽管诸多协会无时无刻不在呼吁，禁止捕鲸仍未成为共识。如我国东洋的倭国日本，便置诸多国际协议不顾，依然在西太平洋海域搜猎不误。
动物保护的合法性在于其生命伦理的底线，也就是佛家所言的众生平等。人类社会乃是世俗世界，众生平等固然可以是一种理想，却不能是行为准则。因而关于动物保护，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先予澄清的。
首先是保护动物有个基本前提，即人权大于动物权。保护动物，必须是以不损害人的权利为前提。《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盐铁论•刑德篇》：“文学曰：‘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人以及物，治近以及远。’”爱人及物，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东北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当它危机人类性命的时候，也只好杀了再说，而不能因为它受保护而任其伤害人。同样道理，如果用小白鼠做实验有益于增进人类医疗技术的进展，那么该行为便不应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被禁止。
其次是应该保护什么样的动物。如果非要赋予动物以权利，那么我们便回到自然法的论域，在同一逻辑下，什么样的动物应该受到保护的问题就不辨自明了：如果该动物种群的繁殖因人为因素遭遇危机，那么应该受到保护。这其实是个生态学的命题，即是出于维持自然的生物多样性考虑的动物保护，早已深入民心，毋庸赘言。如果全世界的肥猪和熊猫一样罕见，大家的饮食习惯只好向穆斯林靠近了；而如果熊猫和跳蚤一样多，熊猫皮衣服想来必如尼龙服装一样流行。
最后一个问题是，何种对待动物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禁止。人类之有别于禽兽者，在于其举止的文明。别说茹毛饮血早已被排斥成野蛮人的行为，甚至就连广东人因为喜欢吃野生动物，也遭到不少妖魔化的不公对待。恶意、乃至变态虐待动物，当然要受到禁止；此时，所谓动物保护便已成为人类的自我规范和标榜，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面论证的人类理性化如出一辙。
那些反对用动物进行医学实验、或者建议在杀猪之前先给猪洗桑拿的人，如同将父母逐出门外、却对非洲难民表示同情的不孝子。只有理解清楚其原则和界定，动物保护才不至于成为一种令人作呕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