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LS30 于 2005-1-31, 12:24:46:
原：今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众多学者签名，发表了一个'申文化宣言'，您对这个宣言怎么看？
蒋：这个宣言对我没有震动，因为它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既没有凸现中国文化的理想，也没有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既然是宣言，就不是学者个人的研究论文，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代表中国向世界发表对文化问题的总看法。可是，它不仅没有向人们说明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意义和目标，而且还把西方文化的价值、目标普世化，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并且使用西方的一些文化符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哪里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呢？它既没有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一个方向，也没有回答现在的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被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殖民”这个最大、最紧迫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现状是“礼崩乐坏，学绝道丧”，是“以夷变夏，不绝如线”，遭遇到6500年来最全面最深刻的危机，但是，我从这个宣言中看不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感。中国文化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需要我们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积极抢救，而不是四平八稳地表态。
原：可是，有人把这个宣言与1935年的十教授宣言和1958年新儒家宣言相提并论，认为是近代以来第三个中国文化宣言。
蒋：这个宣言内容上不如前两个宣言，意义上更是不可比。就拿1958年新儒家宣言来说，它是在西方世界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歪曲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文化的立场与价值，说明我们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哪里，以及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这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里面，也是一种中国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今年的这个宣言我看不出这种中国文化的强烈危机感，也看不出中国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
原：有批评者认为这个宣言有官方背景，所以不值得重视。
蒋：有没有官方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宣言的实质内容。凡是官方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民间拥护的就支持，这是一种狭隘僵化的立场，不足为训，我们不能用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官方如果能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能够实质性地接受中国文化，官方与民间又有什么区别？中国文化的性质是积极入世的，它肯定要进入权力体制用其道德理想转化政治，不可能永远在政治之外挂空飘荡。孔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话表明不能把官方与民间截然对立。比如说，孔子、董仲舒、朱熹和王阳明，你说他们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既是官方的也是民间的。如果官方承认并接受儒家价值，儒家当然应该进入体制去改变体制；如果官方不承认不接受儒家价值，儒家当然就要离开体制，采取政治不合作的态度。这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只从是否有官方背景这个角度来批评某种文化活动，是一种狭隘僵化的看法。不能因为官方承认并接受了儒学，你就认为儒学是为官方统治服务的。话又说回来，为官方统治服务是不是就一定是坏事？儒学在古代是“王官学”，“王官学”就是要确立政治的基本指导原则，即确立公羊家所说的“治世义法”，用现在的话说叫“宪法性原则”，用“王官学”指导政治就是用儒家理想规范、转化、提升政治，使政治能体现“天道性理”的价值。因此，儒家的入世性格决定，儒家就是要进入官方体制改变不合理的、有缺陷的、不道德的政治。政治领域充满了权力争夺和道德腐败，非常可怕，你如果不用道德理想去改变它，它就会更可怕，就会变为人间鬼域。如果儒家把官方与民间截然对立开来，害怕进入政治，自绝于政治，那儒家的政治理想就会挂空，儒学就会被彻底虚无化。这不符合儒家“以道转世”的性格，我们应当反省与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