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禾子: 三十年前,在那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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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Nixrreg 于 2007-07-10, 11:03:04:

回答: ZT: 巫宁坤: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由 Nixrreg 于 2007-07-10, 10:34:26:

这篇文摘的笔调显得明朗的多。
引用:

  三十年前,我参加了文革十年后的那场高考,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深处,在茫茫戈壁和滔滔瀚海之间,在一条两头无限伸向天边的公路旁,我们七、八个来自幸福公社幸福农场的知青疲惫不堪地依靠在行李卷儿上,望眼欲穿地盯着路的一头,等待着搭乘过路的命运之车。明天就要高考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想法搭上车去县城赶考。

  昨天傍晚,吃过晚饭后,炊事班给我们几个赶考的人每人发了两个白面馍馍,是路上的干粮。这是对我们的照顾。平时不是吃包谷面窝头就是包谷面发糕,再不然就是包谷面糊糊或搅团。和不赶考的人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只需要出半天工,剩下的时间复习功课。

  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送我们。我们的样子很滑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大衣,后背背着行李,两肩一边跨着装满复习材料的书包,另一边跨着馒头和水壶,站都站不稳;在伙伴们羡慕和祝愿的再见声中,上路了。我们要步行去公社,从那里再想法搭便车去县城。农场只有两辆牛车,都已派了其它用场。从农场到公社差不多有二十公里的路程。说是路,实际上只是平时毛驴和牛车压出来的印子。我们顺着这些痕迹,深一脚浅一脚地开始了考大学的跋涉。

  农场在塔克拉玛干西南部的沙漠腹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绿洲上。周围是连绵起伏的沙丘(我们叫沙包)。再往里一点儿,就进入沙漠禁区了。其实没人禁你,但你要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塔克拉玛干”的词义就是“进去出不来”。有一次我们出去砍骆驼刺沤肥(冬天的农活),稀稀落落的的草丛把大家散的远远的,谁都看不见谁。我贪多,不知不觉地砍进了“禁区”,差点儿“塔克拉玛干”了。当我突然感到周围一片异样的寂静时,才发现只剩自己一人了。爬到眼前最高的一个沙包上一看,四面八方竟全是一个模样。我顿时瘫跪下来。不是形容,也不是夸张。我也是到这会儿才知道什么叫“瘫”。我跪在沙包顶上,全身发抖,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不知道真是我发不出声来,还是沙漠大得无极,把喊叫声吞吸了进去。平时听说的“进去出不来”的故事象走马灯似地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川流不息。什么谁谁谁何年何月失踪了,若干年后有人发现了此人的“木乃依”(干尸);什么某某司机晚上停车休息后,头一夜的沙包原封不动地被风挪到了路的另一边,第二天竟毫无察觉地掉转车头走向了另一方向,从此再也没见此人;等等。谁都知道,误在里面不是件好玩儿的事。我在发呆发瘫了一、二十分钟后,终于生的愿望战胜了恐怖。几乎是滚下沙包,趴在地下开始寻找脚印。任何印迹。不知爬了多远、转了多少圈。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刻,突然看见几粒羊粪蛋,我的心差点儿跳出来,紧盯着它们,生怕它们又突然不见了。这是生的希望。又看见几蹶驴粪。很快就又看到了驴蹄子印。就这样,我跟着这些牲畜的蹄印走出了死亡之地,而且还没忘了把比我自己还重的一捆骆驼刺也背了回来。朋友们都说我傻。

  农场的存在全因了一条小小的季节性河流。小河里的水平时用于日常的吃喝和大田里的庄稼,几乎没有剩余种蔬菜。除了种一点耐干旱的恰麻古(蔓菁),我们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家里带来的咸菜。记得刚下乡头几个月,大家都被每天的老三顿-发糕糊糊、锅贴糊糊、搅团窝头(全是包谷面)和一点点舍不得吃的咸菜吃得胃酸胃痛、脸面浮肿的时候,男生们不知怎么地逮住了一条野猪,让我们大大地丰盛了一顿。比过年还过瘾。还有一次,炊事班的同学弄来了一麻袋黄萝卜,用水一煮,给每人发了一大茶缸,有六、七根吧,大家“一吃一个不言传”。我从小挑食,向来不吃炒熟的黄萝卜,更别提煮的了。看大家都吃得很香,就捏着鼻子尝了一口。一尝竟发现天下还有如此好吃的东西。王母娘娘的蟠桃恐怕也不过如此罢。从此以后,再不挑食。

  光冲吃和到县城闲逛逛,借口出来考大学也都值了。还别说其它诸多诸多的原因了。我们象一群刚被放出笼的小鸟,兴奋地又唱又叫。可没唱两、三首就开始气喘吁吁了。你想,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走在走一步来退半步的沙子里,如果不是仗着年轻,一句歌可能都唱不出来。不知是哪一个聪明的男生,干脆把行李扔到地上,拖着走,一下省了好多劲儿。大家自然全部仿效。拖,也并非是件轻松事。我们把绳子一会儿拉在手上,一会儿跨在肩上,一会儿又套在脖子上,反正是越拖越重,越走越累。当我们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之后,就再也唱不动了。行李角已经磨破。而我们的路走了二十分之一还不到。

  沙漠中的夜晚,天永远是绽蓝的,月亮永远是明亮的,星星永远是铺天盖地、笼盖四野的。置身于其中,你永远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大家默默地走着,被充满诗意的夜空感动着,被恒寂远宏的沙漠感动着,被自己坚韧不拔的跋涉感动着。有人低声哼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没有其它歌曲可以替代的年代,这首歌恐怕是最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你不觉得吗?北斗星永远标志着希望。我们脚下正在一步步走向希望。

  整整走了一夜。凌晨五、六点钟,精疲力尽的我们终于到了公社。事先有人已经给我们留了一间会议室。进去借着月光一看,空荡荡的只有三、四把椅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已经没有打开行李的力气。靠墙一坐,枕着行李卷就睡过去了。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又分头去找进县城的便车。没车。只剩一条路:到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去档车。这意味着我们还要走一天。如果天黑之前能走到公路,还有可能挡到车、半夜到达县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又打起精神出发了。算我们幸运,走出去一里路的样子,有辆手扶拖拉机经过。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哄而上。没等人家答应就把行李扔上了拖斗,人也跳了上去。不到中午,我们便到了公路旁。手扶拖拉机去了相反的方向。

  这会儿,已经下午了。我们还在等。男生们躺在路基下,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啃冻得硬棒棒的馍馍。女生们轮流坐在公路当中挡车。戈壁滩上冬天的太阳很是暖洋洋地,也照得我们懒洋洋地。虽然风沙不留情地割划着我们的脸面。过来过去的车都很少。偶尔来一辆,不是装满东西的货车,就是没用的小车。四处望去,一片沙黄,连一颗小草都没有。坐在路面上的女生目不转睛地盯着路的尽头。看着看着眼就花了。想要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吗?到这儿来看看就知道了。不知是气化作用还是幻觉,总之,我们总看到远处有个黑点儿向我们移近,越来越大,可是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终于,又看到了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还听到了声音。所有人都支愣起来,全部冲上了路面。车到了跟前才看出原来是个胶轮拖拉机,带着个敞篷车斗。空的!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大伙儿一涌而上。司机一再说他不去县城,我们说拉哪儿算哪儿。后来达成协议,他把我们拉到去县城的路口上。谢天谢地,我们有希望了。从路口再到县城只剩三公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在话下。

  上车后,大家总算放下了心。一个挤着一个,靠着行李卷,在呼啸的风沙中睡过去了。三、四个小时后,司机叫醒了我们。我们却动不了了。原来都冻僵了。我们硬挣扎着伸展四肢,连滚带翻地把行李滚下去,再把自己滚下去。反正僵得已经没有了知觉。好在棉衣棉裤外加大衣还起了点儿保护作用。

  还是老办法:拖着行李走。等进了县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我们又饥又渴。找到县招生办时,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很大的包谷囊(nang,一种当地维族老乡烤的饼)。没有喝的水,也没有洗漱的水。我们被领到住宿的地方,是一个小学校,总共有两排土坯盖的教室,每排有三、四间。所有的教室都只有一个简陋的木板门和两个有洞没有玻璃的窗户。里面空荡荡。看来孩子们都是坐在地上上课的。当然就不要提电灯了。我们曾经为修建水利工程在戈壁沙漠中风餐露宿过,这儿毕竟有几面挡风的墙,已经相当不错了。啃着干囊,和衣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大家抓紧最后一、两个小时背复习题。

  第二天一清早,有人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囊,还有一杯开水,然后带我们去考场。考场在小学旁边的一所中学里。考生不老少。本县的,各知青点来的。我找到自己的教室和座位。教室里弥漫着青烟。教室中间的铁皮洋炉点着火,两根粗大的、将近一米半长的、半湿不干的红柳根直戳戳地插在炉子中间,一小截在里面,大半截在外面。炉子摇摇晃晃不说,里面只见冒烟,不见有火。有人试着把炉子里两根长的换成短的,不但没成,反而把烟筒捅倒了。这一下,浓烟滚滚,只好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

  时间到了。连熏带冻,每个人都鼻涕眼泪唏哩哗啦地开始了答卷。大家穿着大衣、戴着手套,手指冻得僵硬,歪歪扭扭地在考卷上划拉着。课桌是老苏联式的:桌椅连在一起。没有油漆。我的桌面由两大块木板拼成,中间的缝隙可以漏下去一只铅笔。椅子是一长条木板,边角上的树皮还在。

  现在只记得作文了。题目是:“每当我想起周总理”。内容都写了些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不断地提醒自己:文章的主角是你自己,而不是周总理,千万别跑远了。后来才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果然是跑了题,全去写周总理了。

  三天后,我们坐上长途公共汽车直接回城里家中了。我的感觉不错。这一年规定不公布分数。但总有小道消息传出来。很快,听说我考了地区文科第一名。但也很快有了不祥之兆。有朋友从农场捎信来,非常隐晦地说了几句话。我完全没在意。爸爸妈妈却隐约感觉到什么事。当他俩从地委回来说话吞吞吐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爸爸妈妈去地区招生办了解到,公社有人作梗,我的政审没过关,材料根本就没有报到地区来。

  理由:此考生是知青干部,为准备高考装病回家复习功课;如果放走,将会引起知青军心浮动、扰乱上山下乡的国家大计。意见:不予推荐。

  我回到了幸福农场。

  得知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去大学报到的消息那天晚上,我躺在土炕上,捂在被窝里……没有哭,打着手电读了一夜的书,直到电池耗尽,直到天亮。

  哥哥也没过。他在沙漠更深处的一个小小气象站工作,一心想学天体物理,考试成绩不错,政审没过。理由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爸爸妈妈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们为建设边疆奉献了一生,多次遭受不公仍无怨无悔。现在为了下一代,为了公正,要说说话了。批卷的老师们也不干了。不光是我和我哥哥,理科的第一、二名也没走成。第二名的女孩是因为她妈妈的前夫解放时去了台湾。小小的边城考出了如此好成绩,却不放人走,与理不容。在舆论的压力下,地委通告批评了这种“极左”做法,同意让我们几个还是知青的考生(我哥哥除外)在自治区内的大学走读。开学两个月后,我进了自治区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

  三十年后的今天,坐在美国全国考试中心的一所大学里批改着美国学生的高考试卷,回想自己的经历,心情难以描述。在那遥远的地方,我那些曾经教过一段时间的农民孩子是否还在幸福农场?有一幕情景常常在脑海里出现:一次在乘他们做习题的空档,我为自己高考在黑板边缘练习着写了几个英文单词,一回身才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停下笔来好奇地盯着那些字母。我给他们解释那是英文;世界很大,有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叫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美国…… 他们个个眼睛都睁得大大地。今天,他们的模样都已经非常遥远模糊了,但是那些渴望求知的眼睛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他们的孩子也该高考了。是否还在那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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