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戴帽，给右派戴帽是不是一种治罪？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一种划分阶级阵线的尝试。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导致整个大陆被解放，可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再加上抗美援朝。这样，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日思夜想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军队的掩护下打回来。而且，打回来，即反攻大陆决非幻想，而是确实存在的危险。在台湾的七十万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加上美国的空军掩护，必要时动用核弹，确实蒋介石是有机会反攻大陆的。

因此，在整个敌视共产党政权的盼望着美国军队或者国民党军队打回来的人群经过三十多年渐渐变老变死之前，共产党政权理所当然地要警惕他们。一旦革命政权被推翻，起义者和造反者将受到什么样的杀戮，中国历史上是有经验的。包括蒋介石在占领江西苏区之后的大屠杀，在解放战争期间还乡团的大屠杀，这些史料都是应当反复宣传的，可是右派们总是忘记这些。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将阶级敌人统统执行死刑呢？苏联革命时确实是这么干的，斯大林就下令将所有的地主资本家全部杀光，然后宣布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但毛泽东的观点不同，毛泽东是认为对阶级敌人专政，但不能乱杀，而且，即使杀了旧的阶级敌人，新的阶级仍然会出现，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因此，中国的土地改革，地主富农也是分到了一块地的。

因此，中国的革命并非将阶级敌人治罪，并非在法律上认为阶级敌人都有罪，也并不是说将所有的地主资本家都判多少年徒刑，关进监狱。

但是，虽然不杀阶级敌人，划分清楚阶级阵线，搞清楚什么人是阶级敌人，什么人不是阶级敌人，什么人会在美国军队和蒋介石军队打过来的时候会举着青天白日旗和星条旗去欢迎，什么人会作坚决的抵抗，这是要想办法划分清楚的。在当时的准战争的共和国万分危险的紧急条件下，当时的情况是要比抗洪抢险的危险还要危险一万倍的。

对于知识分子以外的阶层，这种划分是容易的，谁是地主，谁是贫农，谁是工人，谁是资本家，根据经济地位就可以划分清楚。

但是知识分子就很难划分清楚。因为，知识分子按他们的出身来讲，基本上都属于剥削阶级，但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成了革命领袖或者领导人物，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仇视革命。或者即使不仇视革命，也迷信美国的多党制大选的制度。因此，没有办法通过经济地位和家庭出身来将知识分子的阶级阵线划分清楚。

可是知识分子中有确实存在着两个大类，一类是在美国军队打来的时候要举着星条旗去欢迎的，一类则是要作最坚决的抵抗的。我将前者定义成右派，而后者定义为左派。因此，不划分似乎又不行。因为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共和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工业化体系，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被联合国看作是非法政府，是象土匪武装一类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听任右派知识分子在大陆内部作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策应工作也是危险的。

那么，划分的标准就只能是言论。否则的话，谁能告诉我还有别的划分办法吗？而用言论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就势必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

但是，根据言论划分阶级敌人，并不等于因言治罪。因为，我前面说过，几千万被打倒的地主富农，也并不是认为他们都触犯了刑律，他们仍然是自由的，没有人成天拿着大枪看押着他们，在劳动力紧张的年代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劳动力来看押几千万地主富农，因此，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是自由的，是没有被关进监狱里的。因此不能说“因阶级获罪”，当然，如果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是可以被判反革命罪的。那么，将知识分子划分为右派和非右派的两类，并不等于右派有罪，而是让大家看清楚哪些人是属于阶级敌人，要在战争前后提防着他们。你总不能让一个革命政权对阶级敌人毫无提防，在复辟的后果如此残酷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鲁迅先生就指出，一个革命政权过早高唱人道主义最后都很快被残酷镇压的，如巴黎公社就在政权不稳的时候高唱人道主义，没有及时消灭反革命，所以很快被反革命所消灭，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就专门指出了公社的这个错误。

有一些右派如张贤亮，丛维熙，是关进了监狱的，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右派，而是因为反革命罪。当时的说法，地富反坏右，就说明右派并不是反革命，这两个概念不是一回事。而我认识的一些右派是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象王蒙写的小说《狂欢的节日》，他也没有进过监狱。没有进监狱就等于没有罪。只是将其划分为右派而已。我讲过我退伍之后，一个领导我工作的技术员就是右派，他照样领导我工作。

即使在今天，在强国论坛上将一些网友划分为右派，也并不等于将他们治罪。实际上强国论坛上有人是干脆认为自己属于右派的。而在此论坛上也有错将右派划为左派或者错将左派划为右派的，这种冤假错案实际上并无大碍。因此实际上也不构成迫害。

但是在准战争年代，如果将一些知识分子错划成了右派，当然就是相信他们会协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但其实他们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无非也就是划分成右派而已，工作还是照样做。当然，既然是阶级敌人，一些涉及到国家机密的事情，一些重要的领导工作，就不敢让他们做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在是不敢。共产党会让一个准备帮助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来搞核弹？或者升为共产党的师长或者市长？当然不可能。而这就被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看作是迫害了。

既然不敢让他们从事重要工作，当然还要分派他们从事不太重要的工作，比如下乡务农。右派知识分子会说，凭什么强迫我们干事？这就又要说到准战争状态，就好象大洪水来了荆江大堤上站着守候的几万抗洪大军一样，在危险到来的时候谁都要分配工作。

在那种情况下不仅右派要被分配工作，什么人都要被分配工作，以准备迎接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不也还是被派到了海南岛当兵？一些我的战友还派到了越南打仗，牺牲在那里。我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比一些右派要艰苦。全国人民都分配了工作，右派为什么就要不服从分配呢？实际上给右派分配的工作也都还是很轻松的，比起现在的打工妹，他们每星期也还是有星期天，而且每个星期两天政治学习，就可以趁机休息。现在的深圳的许多工厂，如果你对那些打工妹说每个星期两天政治学习，她们一定高兴坏了，才不管你要给她们灌输什么呢，总算有了休息的机会。所以统计表明右派都长寿。

而且，有技术特长的右派也可以当技术领导。比如我退伍后当我领导的那个技术员。顺便再多说一下那个技术员，在我们建设工地，他是一个多病的人，而且身兼三病，糖尿病，肝炎，肺结核，因此是经常请病假的。他的肝炎和肺结核都在医院里治好了。就我在那里工作期间他就住过半年多的院。但糖尿病就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注射一针胰岛素，他自己给自己打。我和他住在一个工棚里，即是办公室又是卧室, 他指着地图让我到什么地方去测一下，我就得扛着经纬仪和水平仪到那里去测一下，他动嘴，我跑腿。他的病全部公费医疗。在毛泽东逝世后，大家开小组讨论会纪念毛泽东，他的发言中就说：“象我这样的身体，如果要是在旧社会，资本家早就把我踢出门外了，而在新社会我犯了那么大的罪，党和国家还给我公费医疗，还有工作。”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是有泪花的。从现在看我认为他说的对，现在有没有什么私营企业肯养一个三天两头病假，而且集糖尿病，肺结核和肝炎于一身的人？

我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右派摘帽，定义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一个右派从反革命思想转变为革命思想，能够站在工农阶级一边，就不再属于右派了，当然就不需要特别提防他了，可以安排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了。

而后来的平反一词，就是说再清理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其实观点并非右派的知识分子被错定为右派了，平反之后就不再是右派，因此也就不需要再提防他们。而且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共和国的危险基本上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阶级斗争转化为次要矛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既然右派的名字不好听，就干脆都平反得了。

但其实来讲，我觉得平反的意思不大。因为，当你要给他们平反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右派思想，如果美国军队能够打来他们还是要举星条旗欢迎，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了。既然如此，不如不宣布平反，而是宣布不管今后什么派，分配工作都一样，政治待遇都一样，不再多提防他们，反而更好。

因为，右派又不是一个难听的词儿，现在在这论坛上多少人以自己是右派而自豪，努力宣传美国的制度，多党制大选如何如何好。我提出的通便器理论和舍钱机的建议都属于右派理论。瞧，我自己就给自己右派帽子戴上了，这有什么呀。

如果一个右派在1957年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宣布，以前给他搞错了，其实他不是右派，他确实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可是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右派说，不，我不需要平反，你们当初说的对，我到现在也还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不打算放弃我的观点，这个时候政府应当怎么办呢？我想只好由他去，该当教授，也还应当让他当，许多外国的教授肯定也是右派，不照样来中国讲学？许多香港的歌星都是右派，不是照样来大陆唱歌？那光碟不也照样卖得到处都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什么平反不平反都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比如说吧，台湾的一些学者也都没有被平反一说。柏杨先生因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被关进监狱十几年，后来被放出来，也就是放出来了，并没有一个国民党官员对他说：“哦，其实你是拥护国民党统治的，我们当初搞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如果这时候柏杨先生说：“不，我当然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那你还怎么个平反法？

因此，没有什么平反不平反的，无非是，不打了，局势稳定了，人与人相互停火了，战争的危险过去了，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