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检索到下面的网页,转贴如下,看来杨雄里也是一个搬运工,把国外的文章翻译一下搬运回去,把国内的奖金搬运到国外养家糊口

原文见http://www.93.gov.cn/snyc/lyys1/yangxiongl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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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里(1941年10月14日—)，出生于上海。神经生物学、生理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0年加入九三学社。

杨雄里祖籍浙江省镇海县，1941年10月出生于上海。50年代，还是高中生的杨雄里有过许多幻想，曾想过当文学家、音乐家，还想过当工程师。1955年，中国评出了第一批学部委员，尽管他未曾见过他们，心里却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从事科学研究，当一名学部委员式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少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改变初衷。杨雄里很自豪地说：“我的智商至多也是中等偏上一点，能有今天，得益于少年时的志向始终不曾改变，而且一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1958年，杨雄里考入上海科学大学。由于他被安排从事视觉研究，在大学三年级时又转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学习。在那里的2年，为杨雄里的一生奠定了基础。早起晚睡成了铁定的生活规律。当时大学里学的是俄语，而杨雄里意识到，要从事科学研究还必须掌握更多的语种，特别是英语。于是，他开始自学。东北的夏天亮得早，天还不亮他就起床，当时，他还没有手表，只有教学大楼上的大钟告诉他是凌晨2点30分。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困难时期，平时就吃不饱，早起常饿得头晕，肚子咕咕叫，但他就这样每天坚持着，在两年的时间里，不仅在专业学习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自学了英语和德语。

1963年7月杨雄里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长期在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6年任研究员。文革时期，权威打倒了，许多专家进了牛棚，杨雄里也被列入特务嫌疑对象(尽管上海解放时，他还不到8岁)。那时，他在中科院上海生理所不过是一个研究实习员，与几十人一起被变相地隔离，集体住在会议室里。就在这种情况下，杨雄里的枕头下还放着一本法语书。即使在那个非常时期，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规律，早起晚睡，认真读书，连他的爱人都不解，可杨雄里执着地认为，读书总有一天会有用。在人们忙于“斗争”的时候，他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

1980年—1982年，他在日本进修期间获学术博士学位。1985年—1987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贝勒医学院从事合作研究。1988年—1999年任生理研究所所长。现任《生理学报》主编、《中国神经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亚太地区生理学联合会理事、攀登项目“脑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基础”首席科学家、973项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他还兼任美国贝勒医学院及北大、中国科大、复旦、浙大等20所院校的顾问教授或兼职客座教授。此外，他还是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杨雄里长期从事视觉神经机制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色觉的心理物理、视网膜电图、视网膜信息处理等方面。他应用微电极细胞内记录、染色技术，并与药理、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从不同侧面对视网膜中的信息传递的调控在几个层次上进行了系统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专著5本，译著多部。他在水平细胞所接收的光感受器信号及其相互作用等方面有新的发现，修正了传统观点。此项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9)。他与合作者首先报道视杆—视锥间电耦合因背景光而增强，在国际上被列为20世纪80年代视网膜研究中的突出成果；他率先发现了视觉信号在暗中受压抑的新现象(暗压抑效应)，并对网间细胞及几种神经调质参与的机制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分析。此项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6)。近年来，杨雄里与同事和学生应用多种现代技术，进一步对视网膜中水平细胞和双极细胞上神经传递物质的受体的亚型及其活动的调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国际学术界评论杨的研究成果“对视网膜功能的认识做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贡献”(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对其基金申请评审意见)。此项研究曾获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的高度评价和资助。1991年，他与国外科学家联合向“国际人类前沿科学计划组织”提出的基金申请“视网膜突触机制”再度获准资助。1998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9年、1996年分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二等奖。1989、1991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91年当选为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之一。

面对着今日的荣誉与成功，许多人都想象他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可实际上，由于他的出身、由于他的“白专”，他一直处境不佳，一家4口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没有光线的屋子里，一住就是17年。他没有想过会出国，也没有想过会当院士，无论遇到何种情形，内心深处惟有一个愿望在跳动，那就是排除一个个障碍，一步步逼近自己设定的科学殿堂。他感慨地说：成功与荣耀都是人们向往的，但又不会因为你的向往而拱手相送，机会始终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得与失常常相伴而行。杨雄里爱好文学，以前读过不少文学名著甚至是原著，可是由于科研太忙，如今很少有时间再来欣赏；他也喜欢音乐，特别是交响乐，可是家里的音响与电视机却常常是关着的。他很少有时间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1987年底，当他从美国贝勒医学院回国出任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时，一个女儿已在美国读了两年高中，逐步适应了当地的教育，再回来赶不上国内的进度。于是，夫人与女儿只好留在了美国。在上海，他的起居由他80多岁的母亲照顾。最让他感到歉意的还是对他的母亲。老人最害怕的就是寂寞，而杨雄里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8点以后回家，只有在吃晚饭时与老人谈上几句，然后又开始工作，每当中秋、春节等团圆节日，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他也会顾影自怜，渴望与家人在一起，听孩子叫一声“爸爸”。他尝试着说服自己，做得太苦太累了，也该放松放松了。可是，作为一个所长，作为8名研究生的导师，作为一名科工作者，他桌上一长串的议程又总在打消他的想法，办公室的灯光就一直亮着，而且还要持续下去。

岁月在杨雄里的两鬓染下了花白的印迹，回首往事，他颇感欣慰。他默默地告诫自己：科学没有顶峰，路漫漫其修远，还当继续去求索。这就是他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