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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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JZ 于 2007-12-21, 18:25:05:

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维迎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误解和不信任如果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环境破坏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

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坐标图上,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还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想象一下,我们的祖辈,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和古代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过去的10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

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二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八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0岁。

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有油票,买布有布票。三十年前,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的国家干部工资是5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90斤鸡蛋。现在,北京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1000块左右,可以买300斤鸡蛋。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干一天活赚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我的老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55块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白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只是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两三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人类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市场经济特征之一:

竞争为他人创造价值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你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个信号,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考验,要由买的人说了算。没有人愿意超出你为他服务的价值来付出价格。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既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进一步看,企业如何创造更大剩余价值?靠的是创新。市场竞争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看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说用新的方式生产产品;谁更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组织形态,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在古代,也有不少的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靠灵感想象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市场经济特征之二:

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市场经济的第二特点,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一块做事,比单独做的事加起来更多——也就是说,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分工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工专业化是跟交易相联系的。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别人,我们不敢买他的东西,他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他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诈,无商不奸。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很好的声誉。如果他的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他,就会被淘汰。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

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13亿人分成了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一万个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利润是1个亿,一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员工?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错误,这就叫员工;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员工。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出来的,他在他的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在用的MP3,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重要观点。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从大概念来看,是一样的,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就是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在干什么。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的最好?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的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生产了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市场问题越多。

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做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有政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而是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房子,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的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

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没有企业马上就真正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十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这本书的作者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低层的群体,但农民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买一个四十平米的房,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这样,每个人聪明的脑袋可以提现。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里,而是到了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的老家,某个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慈善事业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没有被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

市场导致不平等
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候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后来追招可能是40万。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19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低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1/5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要比美国高。这一点儿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就比美国多。

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做过一个统计,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机会当兵、招工之类的。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

拒绝“卖拐”

——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市场经济很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己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真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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