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化》引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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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刮着风的海滩上，在少于一百秒的时间里，莱特(Wright)兄弟证明了一个比空气重、自行推动的交通工具能够飞得起来。这一刻激动人心，它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几乎在立刻之间，对这项载人飞行的新技术的兴趣爆炸性地涌现出来；一群喧嚣的发明者开始在此之上施工创建。
当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美国法律认为一块地产的主人预设性地拥有不仅土地的表面，而且下面的一切土地，直到地心，还有上面的一切空间，直到“无极”。多年以来，学者们为如何来诠释这个土地所有权延伸到天堂的观点而困扰。难道这意味着你拥有天上的星辰么？您能诉讼大雁故意的、定期的侵入么？
然后飞机出现了，这条美国法律的原则——深植在我们传统的基石里，并被我们之前最重要的法学家们所认可的——第一次有了干系。如果我的土地所有权上达天堂，当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过我的领土该作何讲？我有权把它赶出去吗？我可以和德尔塔航空公司签一份专用授权吗？我们能搞一场拍卖来决定这些权利值多少钱吗？
1945年，这些问题被提上了联邦法院。当北卡罗来纳的农场主托马斯·李和蒂尼·考斯比因为低飞的军用飞机而开始损失鸡只时（吓坏了的鸡们显然撞向禽舍的墙并死去），考斯比家发起了讼案指控政府非法侵入他们的领地。那些飞机，当然，从来没有触及考斯比家的地面。但是如果，像布莱斯通、肯特和考克所说的，他们的领土上至“无极”，那么政府就侵入了他们的领地，考斯比们想阻止它。
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考斯比一案。国会之前已经宣布了空中航线是公有的，但如果个人产权真的延伸到天上，那么国会的声明就真成了一种不给补偿的违宪“侵占”财产。最高法院承认“习惯法的土地产权延伸到太空之际是一个古老的信条”。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对古老的信条没有耐心。一条数百年来的产权法消除于几行判词。他给法院写道：
“这个信条在现代世界没有存身之处。正如国会所宣称的，天空是一个公共的通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每一个国际航班都会把运营商置于无数的侵越诉讼之下。这个观点违反常理。承认这种对天空的私人占有会堵塞这些通道，严重干扰对它们的出于公共利益的控制和开发，把只有公共可以公平承受的所有权交与私人之手。”
“这个观点违反常理。”
法律通常就是这么运作的。不是经常这么突兀或不耐烦，但最终就是这么运作的。道格拉斯的作风是毫不犹豫。其他的大法官也许会写上几页纸来达到道格拉斯用一句话就得出的结论： “这个观点违反常理。”但是不管是需要几页纸还是几个字，法律为当代的技术而调整正是像我们的这种习惯法体系的天才之处。它在调整中转变。在一个时期坚如磐石的观念在另一个时期化为齑粉。
或者至少，当变化的对立面没有权势的时候事情是这样发展的。考斯比们不过是农夫。而且尽管有很多无疑像他们一样对增长中的空中交通不满的人（当然我们不希望有太多鸡往墙上撞），全世界的考斯比们会发现要团结起来阻止这个莱特兄弟所肇始的想法和技术是很难的。莱特兄弟把“飞机”吐进了技术文化的基因库；这个概念于是像鸡笼里的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像考斯比们这样的农夫们发现自己处在——在莱特们推出的技术条件下——“似乎合理的事情”的包围中。他们可以站在自己的农场上，拎着死鸡，尽其所能的朝这些新潮科技挥舞拳头。他们可以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或甚而发起讼案。但是最终，对其他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事情的力量——“常理”的力量——会全面获胜。他们的“私人利益”不会被允许来抹杀一份明显的公共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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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温·霍华德·阿姆斯特朗（Edwin Howard Armstrong）是美国被遗忘的发明天才之一。他
正好在巨星托马斯·爱迪生和亚历山大· 格雷厄姆·贝尔之后加入了伟大的美国发明家的行列。但是在无线电发明后的头五十年里，他在无线电技术领域里的工作大概是所有个人发明家里最重要的。他比迈克尔·法拉第受过更好的教育；后者在1831年当装订商学徒的时候发现了电流感应。但阿姆斯特朗在无线电世界如何运转上有着同样的直觉，而且他至少有三次发明了推进我们对无线电理解的重大技术。
在1933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四项专利被授予了阿姆斯特朗最重要的发明——无线调频广播。直到那时，大众广播都是调幅的。当时的理论家认为调频的无线电是不可能的。对于窄频的调频无线电，他们是对的。但是阿姆斯特朗发现在宽频上的无线调频广播能够提供惊人的声音清晰度，而传输功率和静电干扰都少很多。
1935年11月5日，他在纽约帝国大厦举行的无线电工程师学院会议上演示了这一技术。他调整着收音机的转盘，转过一系列调幅广播台，最后锁定在他事先安排的一个十七英里之外的广播上。收音机先是完全没有了声音，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以一种在场所有人在电器设备上都从未听到过的清晰度，发出了广播员的声音： “这里是纽约扬克斯的业余广播电台W2AG在二点五米调频上的广播。”
在场的观众听到了从来没人认为可能的事情：
水倒入位于扬克斯的麦克风前的杯子；听起来就像水被倒入杯子...... 一张纸被揉起来后撕掉，听起来就像纸而不像噼啪作响的森林大火……所萨进行曲从唱片里播放出来，一段钢琴独奏和吉他曲上了节目。......这音乐以一种无线电“音乐盒”里几所未闻的现场感呈现出来。
常识告诉我们，阿姆斯特朗发现了一项卓越领先的无线电技术。但在阿姆斯特朗发明它的时候，他在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RCA是当时占统领地位的调幅广播市场的老大。到1935年，全美国有一千家无线电台，但是大城市里的电台都被少数几家广播网络所拥有。
RCA的主席大卫·萨诺夫是阿姆斯特朗的朋友；他渴望阿姆斯特朗能发现消除调幅广播上的静电干扰的办法。所以当阿姆斯特朗告诉他自己有了个能消除“广播”静电干扰的设备时，萨诺夫非常兴奋。但是当阿姆斯特朗演示了他的发明时，萨诺夫并不高兴。
“我以为阿姆斯特朗会发明一个过滤器什么的东西，来除掉我们调幅广播的静电干扰。我没想到他会开始一场革命——开始一个他妈的全新产业来和RCA竞争。”
阿姆斯特朗的发明威胁到了RCA的调幅广播帝国，所以该公司发动了一场压制调频广播的运动。调频广播或许是个更出色的技术，然而萨诺夫是个更出色的战术家。正如一位作者所描述的：
“支持调频的力量，大多来自技术部门；销售、专利和法律部门编织好了迫使这个威胁屈服于公司利益的战略——前者无法克服后者的权重。因为调频，如果不受限制的发展，会造成……广播业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并最终把RCA赖以起家的、精心把持的调幅系统推翻。”
RCA起初把这项技术束之高阁，坚称需要更多的测试。当测试了两年阿姆斯特朗开始不耐烦的时候，RCA开始利用它在政府中的力量来阻滞调频广播的全面使用。1936年，RCA雇用了美国通讯委员会(FCC)的前头目，委派给他确保FCC通过波段分配来阉割调频广播（基本就是把调频广播挪到另一个波段）的任务。刚开始，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但是当阿姆斯特朗和整个国家都为二战所分心的时候，RCA的手段开始奏效。战争结束后不多久，FCC宣布了一套政策，都指向一个明显的后果：调频广播将被致残。如劳伦斯·莱辛所描述的：
“战争刚结束后，大广播公司利益集团操纵FCC所做的一系列裁定，给了调频广播一系列的重击， 其力量和狡猾程度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为了在波段分配上给RCA的最新赌注——电视——腾地方，调频广播的用户被移到全新的波段。调频广播站的功率也被下调，意味着调频广播再也不能把节目从国土的一处传送到另一处。（这个改变受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大力支持，因为调频中继站的损失意味着广播站们将不得不购买AT&T的有线连接。）调频广播的推广由此受阻，至少暂时性地。
阿姆斯特朗对RCA的行为进行了抵制。对应地，RCA对阿姆斯特朗的专利进行了抵制。在将调频技术纳入到新兴的电视标准后，RCA——毫无根据地，在专利颁发了几乎十五年后——宣布那些专利无效。以此，RCA拒绝支付阿姆斯特朗专利费。为了捍卫他的专利，阿姆斯特朗打了六年费用高昂的法律官司。终于，就在专利过期后， RCA提出了一个低廉得甚至不够支付阿姆斯特朗的律师费用的和解方案。一败涂地，精疲力尽，如今一文不名，阿姆斯特朗在1945年写了一张给妻子的便条后，迈出一个十三层楼的窗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法律有时就是这么运作的。不是经常这么悲哀，更鲜有这样悲壮，但有时候，它就是这么运作的。政府和政府部门从来就是被驾驭的目标。当一个强大的利益方因为法律或者技术上的变化而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更可能被驾驭。这种利益方太经常地施加它在政府内部的影响，来得到政府的保护。这种保护的托词当然总是造福于民；事实则有所不同。一个时期坚如磐石的观念，如果放任自流、在另一个时期就会化为齑粉，却通过我们的政治程序中这个微妙的腐败而存活。RCA不是考斯比们：他们有阻遏技术变革的影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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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没有一个单独的发明者。也没有一个标志它诞生的黄道吉日。然而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互联网成为了普通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根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a]的报告，连接互联网的美国人口从2000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58％。到2004年底,这个数字会远在全美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随着互联网融入日常生活，它改变了一些事情。有些改变是技术上的——使得通讯更快捷，降低了收集数据的成本，等等。这些技术上的变化不是本书的重点。它们是重要的。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它们。但是它们属于那种只要我们都把网络掐掉就会消失的问题。它们不影响那些不使用互联网的人，或者至少不直接影响到他们。它们会适合一本写互联网的书。但这不是一本写互联网的书。
其实，这本书是写互联网的一种超越了互联网本身的影响：对于文化如何形成的影响。我的论断是，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引进了一种重要的、未被意识到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快速改变与美利坚合众国同样古老的传统。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个变化，会拒绝它。但是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看到互联网引进的这个变化。
通过区别商业和非商业文化、和各自对应的法律管理，我们可以来粗略感觉一下这个变化。我说的“商业文化”是指我们的文化中那些用来生产出售的部分； “非商业文化”指其它的部分。当老人在公园或街角闲坐，为孩子们和其他人讲述故事，那是非商业文化。当诺亚·钱斯特出版他的《读者》或乔尔·巴洛出版他的诗歌，那是商业文化。
在我们历史的初期，和几乎贯穿我们传统的全部，非商业文化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当然，如果你的故事太下流或者你的歌曲干扰和平，那么法律也许会介入。但是法律从来没有直接操心过这种形式的文化创造和传播，放任其“自由”。普通人分享和转变他们的文化的普通方式——讲述故事、重排剧院或者电视上的节目、参加爱好者俱乐部、交流音乐、录制磁带——都不受法律干预。
法律专注的是商业性的创作。开始只是一点点，后来大幅度的——法律通过授予创作者对其作品的专有权来保护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他们就能在商业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专有权。这当然也是创造力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成为美国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传统中它绝不占统治地位。它仅仅是一部分，一个控制下的部分，与自由部分相平衡。
自由部分和控制部分之间的粗略界线现在已经被清除掉了。互联网给这个清除设置了舞台；法律，在强势媒体的推动下，现在介入了。在我们的传统中第一次，个人创造和分享文化的普通方式落入了法律管理的范围之内；后者扩张所及把从它未涉及的海量的文化和创造力置于了它的控制之下。保持了我们历史上的平衡 ——位于自由文化的使用和只有取得许可才能使用的文化之间的平衡——的技术被消解了。结果是我们越来越不是自由文化，越来越变成了一个许可文化。
这个变化据说是保护商业创造力的必需而被合理化。的确，保护主义正是它的动机。但是这种为我在下面要描述的变化来辩护的保护主义并不是在以往法律骨子里的节制、平衡的那一种。这不是保护艺术家的保护主义。相反，它是保护某些商业体形式的保护主义。互联网拥有改变商业和非商业文化生成和交流方式的潜力，那些受到威胁的大公司们联手引导立法者来使用法律保护他们。这是一个RCA和阿姆斯特朗的故事；这是考斯比们的那个梦想。
因为在建设和培育一种远远超出地域界限的文化的过程中，互联网已经打开了一扇许多人可能参与的非凡之门。这个力量在总体上改变了生产培养文化的市场，这种改变继而威胁到现有的内容提供商。所以互联网对于这个在二十世纪里生产和发行内容的产业，就像是调频广播之对于调幅广播，或者货运卡车[b]之对于十九世纪的铁路产业：（是它们）末日的开始，或至少一场实质性的变革。数码技术与互联网绑结到一起，可以产生一个在文化生产培养上远远更有竞争力和活力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包涵远为广泛和多样的一群创作者；这些创作者可以产生和传播远远更活跃的一股创造力；而且取决于几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创作者可以从这个体系中平均比今天的创造者收入更多——所有这些，只要我们今天的RCA们不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阻碍竞争。
是的，像我在下面的篇幅里论证的，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所发生的。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广播和十九世纪的铁路在当代的“转世投胎”，正在使用他们的势力让法律来保护它们，阻碍这个文化建设中更有效的、更活跃的新技术。他们在互联网改造他们之前改造互联网的计划已经奏效。
事情对很多人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关于版权和互联网的战斗们对很多人看起来很遥远。对少数关注了的人们，它们看起来主要是围绕一串简单的多的问题 ————“盗版” 是否该被允许，和“产权”是否该被保护。这场对抗互联网技术而发起的“战争”——美国电影协会(MPAA) 主席杰克·瓦仑蒂所称的他“自己的反恐战争”——被定格为一场关于法律准则和尊重财产权的战斗。要知道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哪一边，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只需要决定我们是支持财产权还是反对它。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些选择，那么我会站在杰克·瓦仑蒂和内容提供商一边。我也是一个财产权的信仰者，尤其是对瓦仑蒂先生很恰当的称为“创造性财产”的重要性。我认为“盗版”是不对的，而且法律，恰当设制的法律，应该惩罚“盗版”，不论是网上网下。
但是这些简单的信仰掩盖住了一个远为深刻的问题和一个远为显著的变化。我担心的是，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变化，清除世间“网络盗版”的战争也会把我们文化中那些亘古以来就融入我们传统当中的价值清除掉。
这些价值观铸就了一个传统，至少在我们和众国的前180年中，保证了创作者在过去的基础上自由建设的权利，保护了创作者和发明者不受国家或者私人的控制。第一修正案保护创作者们不受国家控制。并且如尼尔·内塔内尔教授有力的论证，适当平衡的版权法保护了创作者不受私人的控制。所以我们的传统既不是苏联式的也不是门客式[c]的；它而是开创了一个开阔港湾让创作者们能够抚育和扩展我们的文化。
然而法律对互联网的反应，当和互联网技术自身的变化绑结到一起，大规模的增加了对美国的创造力的有效管理。要对我们周围的文化再加工或加以批评，人们必须像奥里弗·兌斯特[d]一样首先征求许可。许可，当然经常是给的——但不那么经常给那些批评者或个体户。我们建立了一种文化贵族体；那些在贵族阶层之内的人们过的很安逸；之外那些人则不然。但是任何形式的贵族都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
接下来的故事是关于这场战争的。这不是关于技术之对普通生活的“中心论”。我不信神，不管是数码的还是其它的。这也不是要努力来妖魔化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因为我也不信仰妖魔，不管是企业化的还是其它的。这不是一个道德故事。这也不是对某个产业的圣战的号召。
这其实是努力来理解一场绝望的破坏性的战争，它引发自互联网技术然而远远超出了互联网的准则。通过理解这场战斗，这是寻找和平的努力。现在围绕互联网技术的争斗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持续下去。如果它不受制约的持续下去，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将受到巨大损害。我们必须去理解这战争的根源。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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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考斯比们的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是部分关于“产权”的。这场战争涉及的产权不像考斯比们的那么看得见摸的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无辜的鸡只丧命。然而围绕着这个“产权”的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就像自己的农场是不可侵犯的观点对考斯比们一样的显而易见。我们就是考斯比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知识产权”拥有者们今天过于强权的要求当作理所当然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像考斯比们一样，把这些要求当作显而易见。所以我们，像考斯比们一样，当新技术干预了这个“产权”的时候会反对。这对我们就像当初对他们一样清楚，互联网的新技术在“侵犯”对“产权”的合法要求。这对我们就像当初对他们一样清楚，法律应该介入来阻止这种“侵犯”。
因此，当技客[e]和技术主义者保卫他们的阿姆斯特朗式或莱特兄弟式的技术时，我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予以同情。这没有违反常理。不像倒霉的考斯比们，常理在这场战争里站在了产权拥有者一边。不像幸运的莱特兄弟，互联网没有带动起一场支持者的革命。
我的希望是把这个常理推进来。这个知识产权的观念的力量，和更重要的、它阻止决策者和民众批判思维的力量，越来越使我惊奇。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文化”是“私有”的。而且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对文化使用的集权控制被不加置疑的接受。
问题在于，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绝对产权的价值和重要性居于观念和文化之上的真理吗？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拒绝这等绝对要求的传统错了吗？
还是因为绝对产权居于观念和文化之上的观念有利于对我们时代的RCA们，而且符合我们自己不加反思的直觉？
这个从我们自由文化传统的急剧转变是美国纠正以往过失的例子吗？就像我们在血腥的内战后对奴隶制所做的、和我们现在缓慢的纠正岐视？还是这个从我们自由文化传统的急剧转变成为了又一个政治系统被少数强权利益集团所驾驭的例子？
常理在这个问题上走入极端是因为常理确实相信这些极端呢？还是常理在这些极端面前保持沉默，因为如同阿姆斯特朗对RCA一案，更强大的一方确保了它有更强大的舆论？
我不想故弄玄虚。我的心志已决。我相信常理对抗考斯比们的极端主义是正确的。我相信常理来对抗今天以“知识产权”为名的极端要求也将是正确的。今天的法律所要求的，越来越像警长以非法侵入而逮捕飞 机一样的愚蠢。但是这场蠢剧的后果会至关深远。
刚刚爆发的这场斗争集中在两个概念上：“盗版”和“产权”。本书下两个部分的目的就是去探究这两个概念。
我不使用那种常见的学究气的手法。我不想把您跩入一场复杂的、引证着过气的法国理论家的争论——不管那对我们这些变成了怪物的学究们多么顺手。相反，我在每一部分都用一些故事来开头，这样在铺好的语境里，那些显然简单的概念可以讲得更透彻。
这两个部分支撑起本书的核心主张：虽然互联网的确产生了一些美好的新东西，但是我们的政府，在大媒体的驱使下来回应这些“新东西”，正在破坏一些很古老的东西。不来理解互联网可能容许的变化，不来花时间让“常理”决定最好的回应办法，我们却在允许那些最受到变化的威胁的人来使用他们的权势改变法律 ——而且更重要的，使用他们的权势改变一些关系我等本色的根本东西。
我相信，我们允许它不是因为它是对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多数人真的认同这种改变。我们允许它是因为在我们灰色得让人灰心的立法过程中，这些最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权势熏天。这本书讲述的是这种形式的腐败的又一后果——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曾正视的后果。
[a]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是著名的皮尤基金会资助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中心）之一。
[b] 美国地多人少，货运卡车是物流的主要工具。
[c] the tradition of patrons. 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常见的由贵族豪门资助出版的做法。
[d] Oliver Twist，狄更斯笔下可怜的雾都孤儿。
[e] geeks。
原译：Yining，校对：bxy。修订：hab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