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被沉重的地租把血汗榨得所剩无几.落后的土地政策，实际上是阻碍中国迅速发展的桎梏。这是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的头号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没有出路。国父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包含土地改革主张,已勾勒耕者有其田之理想,抗战时,陈诚主政湖北,着手土地改革,推行”二五”减租方案,后惜战乱而无法贯彻.
台湾素有海上粮仓之称。但经过日本人的占领之后，台湾的农业萎缩到可怕的境地。原因是由于少数地主掌握了大部份土地，大多数佃农和雇农完全没有土地，且租金高得惊人，新竹一带佃租高达70%，日本人投降后到1949年，粮食产量也只121万吨。这对增加了二百多万大陆撤退的军政人员的台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
1949年1月，陈诚就职台湾省主席，旋即拉开了中国土地改革序幕。

第一步，就是实行在鄂西抗战时的”二五”减租的翻版”三五七”减租政策。政策还未出台，地主们反对声浪逐波高涨。大有淹没台岛之势。但陈诚有鄂西“二五减租”的成功经验。他亲自前往台湾各县市，向县市长和各界人士阐明“三五七减租”的利弊，另一方面成立“三五七减租”的推行机构，培训4000多名干部，进行引导宣传、调处纠纷、评定产特收获标准、决定租约期限等等。
经过一番工作“三五七减租”迅速推行，从1949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的20天时间里，台湾全省订立30万户的租约，并且租约中规定：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订。以保障租权的相对稳定。佃农如积欠地租达两年者，地主才有权单方面撤租。这年的夏天，台湾地主们出租的25。7万公顷土地，全部实行了“三五七减租”，这对安抚农民，刺激生产，缓和农村的阶级矛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51年5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三五七点五减租法》，用法律的形式将这一改革巩固下来。
陈诚紧接着在台湾实施第二个措施——“公地放领”。公地，顾名思义就是国有或省有的耕地。“公地放领”就是将所有权移为农民所有。承接的对象首先是承租土地的佃农、其次为雇农及承耕土地不足的佃农。当然并非无偿转移，地价是按该地的年收获量的2。5倍确定。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承接者在10年内偿清。不负担任何利息。1951年6月，台湾”行政院”正式核定《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根据实施办法，每农户可按耕作能力和耕地等级承领“公地”。据统计，从1951年开始到1976年先后九批出售13。9万公顷“公地”给台湾28。6万农户。而台湾的经济，由此开始了高速发展。
在这之中，也有波折，在“公地放领”不久，台南地区农村忽然发生了退耕事件——即佃农自愿将耕地退还给地主，开始几十起，不到三个月，聚增至5000多起。这样发展下去，土地革命就会在无形中夭折。中国的农民又要回到封建体制的老路上去。”行政院”派人追查，原来是“佃农被地主威胁利诱，被迫放弃耕地”。于是陈诚通告台湾全省：“凡是地主威迫佃农退耕，一经查出，即以重罪惩处，毫不宽谅”。此令一下，如天雷震耳。地主莫不悚然:为了土地掉自己的脑袋是件不合算的事。于是没有人胆敢继续顶风作案。“公地放领”遂顺利进行。
第三步，陈诚决心实施自己的宏大目标——实现“耕者有其田”。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陈诚又培训了2000多名干部，动员了三万多辅助人员，采用实地复查、按图索地、就地问人等方式，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摸清了台湾全省的地籍情况。做好了准备工作后，身为“行政院长”的陈诚，于1951年1月以台湾向人民宣布耕者有其田的计划。并亲手改订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同时拟定了三大原则：
一、 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之情况下，使其取得土地。
二、 兼顾地主利益。
三、 转移地主土地资金入工业。
根据陈诚拟定的原则，台湾省政府于1953年4月23日正式颁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其主要内容为：一是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三甲（一甲相当于0。97公顷）的面积，超过部份一律由政府征收后转放给农民；二是当局补偿地主被征土地的地价，地价标准为该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以实物土地债券七成、公营事业股票三成搭配分配；三是农民有偿受领耕地，在原定地价基础上如算年息的4%，在十年内分20期偿付。这样一来，又使相当一部分佃农因购得土地而变为“自耕农”。据统计，至1953年底，台湾政府从地主手中共征了13。9万公顷土地，约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承领农户19。5万。
此外，从1949年到1977年底，台湾地主陆续将保留的“三七五减租”的7。3万公顷土地直接售予14。3万农户，使大部分农民成为自耕农，客观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台湾农村的经济，由此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并使台湾日后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至此，国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及和平赎买的土地改革政策终于由陈诚在台湾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