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对我有很多影响的另一位老师是泰勒(E．Teller)。他比费米年轻六七岁，是与费米同时在战后到芝加哥大学去做教授的。泰勒的物理与费米的物理有很相近的地方，也有不相近的地方。相近的地方是他的物理也是从现象出发的。他的基本兴趣反映在对物理现象的好奇心。他的见解非常之多，一天之内就有好多不同的见解。他有很多研究生。他常常是当第二个礼拜看到某个研究生时，就已经不记得上一个礼拜给这个研究生的题目是什么了。

泰勒与费米不同的地方是，费米讲出来的见解通常对的很多，而泰勒所讲出来的见解多半是不对的，这一点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你要是对某个问题没有完全懂，就不要乱讲话。人们认为乱讲话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乱讲话的人一定是不可靠的。泰勒的见解非常之多，而且总是要讲出来的。不过如果你指出他是错的，他就立刻接受，立刻向正确的方向走。在他的周围，这一类事情多极了，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气氛。所以，他可以有许多研究生。

我到芝加哥大学本来是想做实验物理方面的论文，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实验。假如你们今天觉得跟实验的接触很少的话，那么我那时在昆明念大学和研究院时跟实验的接触，可以说等于是零。我自己认为我必须弥补这个缺陷，因为我深深地了解，物理的基础是实验。我一到芝加哥大学就去找费米，说我很想跟他做实验。他那时既做理论，又做实验。不过他说我不能跟他做实验，因为他是在阿贡国立实验室，而那时的阿贡实验室是保密的，我不是美国人，不能在那里做实验。他说：“你先跟泰勒做一些理论工作好了。”

过了一个多月，泰勒来了，我去找他。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泰勒年轻时有一只脚不幸被电车压了，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他的办公室门口有卫兵，我不能进去。在门口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说，费米跟他讲过了，有一个学生要来找他。然后，我就听到了嘭、嘭、嘭的声音，他从楼上走下来了。他说：“我们先散散步吧。”于是，我们就一起散步。散步时，他问我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因为我在国内时已经念过量子力学了。我马上答出来了。他说：“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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