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现代以来无与伦比的西学巨人，无论从其理论及其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而也正是实践暴露了马克思的理论的错误，然而，其理论错误在那里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从何而来的，马克思他是如何思考他的问题的。

一般的说法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三个来源，那其实只是其近代来源，而在其理论深处，却是整个西学的源头，追溯到个人的话，那就是柏拉图。

自然与人，是马克思思考的问题，也是柏拉图思考的问题。对于自然，柏拉图给出了自己的理念世界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正是导致西方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因而热烈拥抱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吊诡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根基处，却正深刻揭示他是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最好的学生。

在柏拉图的对话里，有一个关于两个城邦的叙述，对于城邦的统治者来说，一个理想的城邦需要极力避免出现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的分裂。然而，一个城邦为什么会分裂以及如何分裂，柏拉图却是语焉不详。而正是从这里，马克思开始了他的思想征程。

马克思最终提出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完美解释了城邦的分裂，而其奠基性的概念则是其对劳动的分析，也就是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别，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图理念说的深刻印记。

而劳动这一概念与其他形而上学的概念不同，内在的具有了运动的特性，也就是必然走向劳动的辩证运动，而最终结果正是城邦的分裂。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哲学/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形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让人不禁沉醉其中，感叹其思想的魅力。

然而，正如柏拉图的哲学为基督教所吸收，马克思的理论导致的实践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世俗化，两者其实有相通性，按照中国儒家的说法，前者为道的层面，后者为器的层面，的确是最好的表达。

施特劳斯由此极力挖掘西学深处，一生研究柏拉图，却是要给出一个新的苏格拉底，以从柏拉图处返航，令人掩卷而叹。

因此，走出马克思的失误之处，也就必然地走出西学的迷惘。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以此与诸君共勉。

（朱喜注：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愚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