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功用与“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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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eng 于 2007-11-12, 21:56:46:

哲学有用还是无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清楚两件事。一是什么是哲学,二是哲学本来应该作什么用处。如果连什么是哲学都没有共识,唇枪舌战得再精彩也只能是“忽悠”。如果不明白哲学本来是作什么用的,争论有用无用岂非枉然?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哲学是什么),恐怕不可能有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答案。一般上来说,我想可以认为哲学是一种思考方法,是一种用来解答某些问题的思考方法。这其实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即哲学是作什么用的)。随着要解答问题的不同,各人所理解的哲学也就不同。在西方哲学中,这些问题中通常包括对哲学方法本身的思考,即要回答“为什么要如此思考”的问题。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点通常是不够明确的。《道德经》开篇即称“道可道非常道”,无论如何断句,总是一个“佛曰不可说”的意思。都不能说了,自然也就不能讨论诸如“为什么会有道”、“为什么道是像这样的“这样的问题了。要说老庄的“忽悠”,这就是忽悠的源头。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主旨,暂且放下不提。

真正的哲学家通常都是极为聪明的人。聪明人通常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知道,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当先秦哲人仰望星空时,也会和普通人一样感叹造物的奇妙。不过和普通人不同的是,这些智商180的古人就会琢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能是拍脑瓜决定了。脑瓜拍的轻重不同,这得到的答案就不一样。具体到先秦道家,这答案就是 “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至于这如何“生”法,那可是“不可道”,天机不可泄漏,只能告诉你这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但是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就小看了古人。在没有现代科学的情况下,能琢磨出这么个自洽的“道”还真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先秦哲学家对于“世界运行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话题可能根本就没什么太大兴趣。为什么?因为是乱世。如果希腊城邦之间动不动就打一仗,坑个几十万的,有一百个亚里士多德也不够用。在这种乱世里,哲学家们就更加注重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儒家说要“仁”,墨家说要“兼爱”,道家就要向“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是多么重要。不过,道既然“不可道”,怎么个悟法?老子就说了,“道法自然”。一切事顺其自然就好了。具体到实际生活中,这些哲学家们要回答的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看待生死。在儒者和墨者看来,这世上都有一些超越生命本身的价值存在。儒家称为“仁”、“义”,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了“仁义”,生命也不重要。墨家则讲“天”、“鬼”,和金庸小说里的赏善罚恶使差不多,如果一个人不能兼爱,就会有鬼神来惩罚。从这点也可看出,墨家最近宗教。

至于道家,对于生死也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要“自然”。生老病死,在道家看来都是生命的自然过程,既然都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真正得道的人就不会为生而喜,不会为死而悲。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真人”,比如吕洞宾,曹国舅相对来说可能就差点。对于墨家的“天”,庄子就说了,如果把天都可以当成父亲一样地去爱,那更何况是无所不在、玄之又玄的道呢?对于儒家的“仁义”,庄子也说了,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国君是超越自己的,可以为之而死,那么对于超越一切的“道”又该如何呢?庄子接下来又说,泉水干了,鱼儿在陆地上,“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还不如让它们自然地“相忘于江湖”,与其赞誉尧而非议桀,还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很显然,庄子对于儒家的仁义道德那一套是很不以为然的。与其假模假样地以仁义论高下,还不如自然而然地对待人生。

庄子还说了,《大宗师》这一篇讲的就是生死,和“专制制度”没什么关系,六国还没统一呢。哦,不对,这是我说的,不是庄子说的。

那么决定以仁义为人生准则,还是以自然为人生准则,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比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要来得容易。但是,无论是哪个问题,只要你还觉得它是个问题,就必然要思考,这一思考,人就成了哲学的人。哲学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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