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新”的含义不外乎就是，将外国产品略微更改一下，然后在其上面盖上自己的图章。为此，中国添置了一整套有各种工具的军械库，即使其领导层强调，这一切与敲诈来的技术转让丝毫不相干。但外国企业被逼着这样，如果他们想在重要的领域，如汽车工业，建设一家工厂的话，就得有一个中国的合资企业伙伴；而（中国 ）国家还经常指定这种强迫婚姻中的新娘；
为了在公共订单中根本能有个机会，得保证在中国实现生产的高度本地化.

他们的进口产品须通过一套认证程序，据称是为了保证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标准。最初，中国向19类的132种产品要技术资料，打那以后，这个名单不断地变长。从2008年5月起，认证义务竟也将对农业机械适用.

在技术项目中须向所谓的设计院递交详细的文件资料。据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缩写APA）称，同一个国家设计院也负责中国专业人员的培训。目的是：下一个项目能够独自完成。

在这种灰色地带中，扫描外国专利也属于肮脏的伎俩。中国企业像蜜蜂般勤奋地检索西方的发明；如果有发明尚未在中国登记的话，他们就将这一创新注册在他们的名下。仅在2006年，中国企业就在国家的专利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确保登记了210490个受保护的权利，这比前一年多21.4%。即使在中国也无人相信，所有这些专利都是中国人搞出来的世界创新。

尽管所有这一切对“再创新”来说毫无疑问都非常有用，但有时候所有合法和似乎合法的手段都会无能为力。如，因为外国公司如此小心，只在中国生产其大众化产品，就像德国最大的滚珠轴承制造商——来自亥尔措根瑙拉赫的谢夫勒尔集团那样。那么，如果在中国缺乏基础研究的话怎么办呢？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由情报机构接手了。他们去搜集那些中国经济尽管在研发领域日益加强的努力所仍然干不了的，并且他们自然也在中国自己境内搜集情报：时至今日，西门子和蒂森克虏伯的人们还仍震惊不已，2004年中国工程师们在夜里潜入一个车库，为了了解，更精确地说，为了制作一份在那里停放的磁悬浮列车的测绘报告。现在，一辆中国的磁悬浮列车将在几个月后驶出，她的名字叫：海豚CM1号。

另一家企业由于爱情而失去了其领衔的工程师——并且其尖端技术也流失到中国的竞争对手那里了。那位表面涂层技术的专家接受了去妓院的邀请，这本就是用来实施敲诈的典型模式。中国人却没这么做，而是记下了他特别的性癖好，给他找了个与此相配的女人，结果正是所希望的：那个男人抛弃了他在德国的妻子，与那个中国女人结了婚，而现在，他过去就职的公司的产品也有中国制造的了。

去中国旅行的人私下也经常谈到：晚上入住旅馆的德国代表团的轶事。第二天一早，中国的谈判对手就会以所了解的情况令其惊讶，这只可能有一个来源：前一天晚上当德国经理们去旅馆酒吧泡吧时，留在房间里的手提电脑。对中国的情报机构来说那就更是特别容易的了，如果他们能成功地将外国人拉到对口的旅馆：一些旅馆实际上就等于是属于情报机构自己的。

但是中国的间谍首先应当在那儿偷窃技术诀窍，尽管难以到达，但到处都是（技术诀窍 ）的地方：外国。在美国、日本、欧洲，当然也在德国，在作为老大陆上的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世界出口冠军那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其地缘政治上的地理位置，在欧盟和北约的重要角色，特别是作为大量尖端技术企业的所在地，而成为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一个渴求的情报目标”，联邦宪法保卫局在一份保密的分析报告中警告道。这种黄色的贪婪——情报机构做出的结论是——发展成了“德国经济利益需要严肃对待的威胁”。

于准确来说谁在努力获得德国高价值工作的秘密，对于反间谍机构来说，常常也很难说清。中国的间谍机构网络是五倍、十倍、二十倍地重叠和交织在一起的。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至少五个情报组织，还有非军方的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呈现为一个由间谍小组组成的滋生膨胀的网络。当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控制着 “统战部”和“对外联络部”这两个部门，西方政府机构将它们归为情报机构。并且有一个“电子侦听部门”截获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传播的东西。

另外还有伪装的机构：联邦情报局记录了一份中国机构的黑名单，它们正式作为研究机构出现，但事实上应当是其他的间谍队伍，从“A”如“军事科学院”到“Z”如“郑州工程兵学院”。

但有关军备项目的问题都汇总于一个地方：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工委）。从有朝一日也应当能与空中客车和波音相竞争的中国中程客机，到自己的航空母舰，国防科工委在所有重要的项目中都有话语权。: 国防科工委的策略与俄国人和美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传统经济间谍活动不是一回事。至于，根据宪法保卫局估计，在中国驻德使领馆多达250人的工作人员中有 10% 的间谍人员，另外在2006年正式登记报到的中国媒体的16位驻外记者中估计还有5名间谍，那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宪法保卫者们更多地将在德国的一种人民军队视为这（根本性的威胁 ）：在国外的大群中国人 ，他们在科学和经济界中工作，其中部分在领导岗位上。

按照西方的情报组织估计，中国的间谍组织能够动用世界上最大的非正式间谍网：有80万间谍人员。“被允许到国外来的每一名学生、每一位商人都欠党一笔债，”曾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任三等秘书的叛逃者陈永霖证实道，“他则以作为间谍、告密者作为回报。”

单在德国就有超过27000名中国人上大学——是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在2000年时只有近6000人。其中大多数都依赖其祖国的奖学金，他们需要领馆的证件，因此他们也就无力抵御秘密的要求。加上商人、科学家、工程师、实习生。很典型的，他们的间谍活动往往从使馆的一次友好的邀请、参加海外华人社团的一次活动开始。闲聊。谁在哪里工作，做什么，看上去不引人怀疑
。

像这些被报回中国”，巴伐利亚州的宪法保卫局称。并且当所有一切都吻合时——在德国的职位与中国人获取情报的需求（相吻合时）——招募者就在第二次交谈时揭开底牌。他们很少给予金钱的保证，更多是保证给予回国后一份好工作或优惠的创业贷款。但放在首要地位的是，他们号召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对他们故乡的爱国主义责任。

为了不失去任何一位可能的情报员，使馆里的间谍人员精确地记着帐：相信宪法保卫局的保密报告的话，中国早就建立起了一个全世界的科学家数据库。它包含了有关在国外的所有中国研究人员的资讯，包括有关他们过去的和现在的雇主的数据。-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的）留学生、博士生或客座教授都是情报员，可能其中也仅有少数人是（间谍），只是问题在于：反谍机关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间谍）。她只了解中国间谍暴露了的案例，而这种案子有好几起，尽管中国大使馆声称，其政府一直不断地要求其公民“注意遵守外国法律并尊重外国的习俗”。

在一家巴登符腾堡州的军备供应厂商那里，中国女实习生L因其特别投入工作而引起了注意：这位年轻的女士周末也想在公司里工作。所谓因文化精神传统所决定的勤奋却现出了间谍活动那种好奇的原形。在一次住所的搜查中，警察发现了170张含有敏感数据的光碟。尽管刚开始工作，这位年轻工作者却已向另一家军工企业申请职位。宪法保卫局将起因归于，有一个中国的间谍机构领导着这个女人；尽管如此，遭遇此事的企业还是放弃了刑事控告，也许是因其对机密数据的保护如此糟糕而感到羞愧的缘故同样在巴登符腾堡州，同事们对一位中国实习生感到诧异，他——同样的模式——乐意在周末工作并纠缠不休地努力旁听他们的交谈。此人被揭开了其企业间谍的真面目并被解雇了。

好奇、勤奋、兴趣广泛——在德国高校和研究所也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工作，拥有这些特性，他们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员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间谍——或许也可能两者都是。“来自讨论会的内部情况被全神贯注地追踪，经常也被记录下来”，宪法保卫局的中国报告称，他们的“私人手提电脑展现出来自整个研究领域的敏感数据，并且有时去厕所的路会错误地止于一张办公桌的USB接口上”。（中国的情报）搜集遵循沙粒原理：为了发往东方并在众多安全机关中的一个机构里进行分析利用，没有任何信息是太小的，没有任何细节是不重要的。但为了这些情报员不只是发现几颗沙粒，而是最好马上发现一整个游戏沙坑，间谍机关常会帮上一把。

一位科学家特别厚颜无耻，他完成博士工作后来到德国，并对这里的尖端领域研究进行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以每月1100欧元的奖学金装备他，而且同时还有一份为他在2006年打开通向一家斯图加特的研究机构的简历。这份生平简历充斥了科学论文的发表，且吹嘘此人甚至还拥有一家本地大学的教授职位。

过了几个月，直到他的德国老板发现，这个中国人在他的专业领域是个彻头彻尾的饭桶，且连井井有条地展示科学成果都不行。而他对与其毫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却更感兴趣，不断地拍摄技术设施，周末乐于留在工作岗位上并发送电子邮件直到发出老茧来。2 当研究所领导质问他时，他申辩道，那都是“家庭事务”。奇怪的只是，那些有关“家庭事务”的电子邮件经常带有超过十兆字节的附件。宪法保卫局监视这位好奇的工作人员——直到今年三月份合同终于到期为止；（因为中国的 ）领馆拒绝提前撤回其国人。

高技术企业也总是一再经历中国人以100%符合招聘启事的简历申请职位。同样的，中国代表团来访，他们声称欲与德国人做大生意，因此想先尽可能多看看。 2006年初，一家设备制造厂商欢迎中国合资企业的一个20人的代表团来德国参观工厂——当人们与中国人告别时，只剩下18位了。缺少的那两个人从此连同工厂的证件一起失踪了。

也已经发生过：在一次公司访问中，正值喝咖啡休息的时候，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潜回大家离开了的会议室，并将一根记忆棒插入摆在那里的手提电脑中。恰恰在德国中型企业，对企业间谍不只是在喝咖啡休息时丧失警惕，这正中数据盗窃者的下怀：“对许多公司来说，安全问题依旧局限于工厂入口的门卫那里”，经济安全工作同盟的贝尔托尔德.施道普尔康普很恼火，“这个状况须亟待改善。”

在一个经济安全工作同盟的问卷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他们那里有值得保护的技术诀窍，但也有一个保护方案的却不到三分之一。德国经理们仍总会为旅行而往他们手提电脑的硬盘中装满具有当前技术水平的资料，恰恰德国工程师们仍总会充满自豪地闲谈他们最新的“宝贝们”。然后这被实习生拐到中国去，对他们的打击就犹如晴天霹雳.不过并非只是德国人经历了这些遭遇。如在法国，汽车配件供应商法雷奥的一位中国的模范工作人员在她的住处藏匿了众多汽车样车的严格保密的计算机数据；在美国，一份为众议院所做的调查报告列出了16项中国只可能通过经济间谍活动而获得成功的技术突破。联邦调查局2005年总结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间谍威胁”。

对美国政府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一项明确的工作任务，而且不只是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掠夺行径列入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政治议事日程。但多年来，即使是美国人也缺乏胆量进行有力的回击。1996年，他们曾以价值2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对那个远方的国家进行过威胁，在30分钟内中国人就以一个相应的高额的反威胁作出了回应。美国人从此知道，其他国家也都知道了：通过宣战他们什么都达不到。问题只是：他们到底如何才能达到些什么呢？当去年十一月好些自由民主党的议员们想从联邦政府那里知道，政府在对付中国泛滥的产品仿冒问题上采取什么措施时，柏林也隐晦地认同了缩头乌龟的策略：如果采取行动，那么只可“在欧盟层面联合行动”。除此之外则适用“以合作代替冲突”的策略。且精神财富权利的贯彻根本“首先就是被侵害企业的任务”。内欧普兰公司，你向前进。有些地方也还谈到过什么“持续的对话”。

B这（持续的对话）盖尔哈德.施罗德总理就已进行过了。如果不是面对中国人的话，足球迷施罗德可能就会埋怨道：“事实就摆在面前。”但他将其要求——中国人不仅应当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而且也应当按其行动——在假做客套的措辞中如此掩饰：“只有实践才能造就国际贸易中必要的信赖基础。”

安杰拉.默克尔2006 年5月在北京国事访问时明显更为果断地、且同时多次地谈及这一议题。她宣布，德国将“强硬而明确地”对产品仿冒采取措施。为此，今年三月她从前驻德国大使和北京的政府顾问梅兆荣那里得到了回应：他称赞了所有自赫尔穆特.施密特以来的德国总理，只有关于默克尔他才冷淡地说道：“也许她对中国还不太了解。”

但是，更好地了解它于事无助。中国人很礼貌，他们总是一再保证他们的良好意愿，允诺一切将会得到改善。他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允诺，不，温家宝总理在安杰拉.默克尔面前许下如此一个保护精神财富权利的“郑重的诺言”。他只是请求谅解、理解，这没有如西方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快实现。同样的话，在2004年，专利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当时的局长王景川就已经说过。

H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3月12日在柏林的（联邦 ）经济部所做的报告也应当是很精彩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她在“德中交流论坛——知识产权保护”上发言，而即使德国贸易反伪冒机构的负责人多丽丝.米勒尔也想道：他们所打算干的，真太棒了。4 如果他们真会那么做的话。

o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改善法规，以保护外国的技术诀窍。目前这些法规已达到了德国的水平，即使联邦司法部长布里吉特.齐普里斯的法律专家们也这么说，自 2000年以来，他们每年与他们的（中国）同事会面，进行德中司法国家对话。如果仅凭法律法规的数量来看——仅2007年就应会有14部新法规——在中国估计连一件仿制的体恤衫都不会再有了。

^而且专利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有4000名工作人员——对此中国可真没有省钱。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平易近人的 50岁的副秘书长马恩中，很乐意报道所有那些行动，打击光碟和录像侵权盗版者的“阳光行动”，打击展销会上的专利侵权者的“蓝天（会展）行动”，打击各种产品仿冒的“山鹰行动”，等等。7
只是，尽管所有的法律、对话和部长讲话，尽管阳光和蓝天，实践中的改善太少了。并且，在中国的地方上经常几乎是毫无改观。而在北京，一旦国家间谍活动参与到技术诀窍的盗窃中来，那就什么都不会改变。

国家黑客对联邦政府实施了攻击这件事，对驻柏林的中国大使馆来说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不负责任的投机猜测”。中国尽管对有关黑客的所有投诉“总是抱负责的态度”并立刻开展调查，不过当然只是“当有确凿的证据时”——那么这里是没有（证据的 ）。

{而被黑客攻击的政府电脑中的信息“根本只有国家机构才会感兴趣”，正如宪法保卫局在其秘密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出于这个理由那就必须假定，中国国家参与了这些电子攻击”，那里的（报告）称。（这是）一个对中国大使馆完全“难以理解的”假设，特别是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对‘黑客’和‘国家’概念之间巨大差异的混淆”。不仅为了中国的而且也为了德国的利益，与其在这样的误读中喋喋不休，还不如将“中德两国互惠的合作”进行下去。

g那就是说，为此给联邦政府剩下的只有中国甜酸滋味的一丝微笑。“中国在追求世界上的技术领先地位”，经济部国务秘书哈特穆特.肖厄特说——最迟当中国人自己会失去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出于自己的利益而遵守国际规则了。不过到那时，对一些德国的中型企业来说就太晚了.

在由国家松绑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德国企业家的机会事实上是多么小，几乎每次都可以从他们针对产品伪冒所进行的费力、绝望、常常是无望的斗争中体现出来。0 例如，来自巴登地区伊斯普灵恩的眼镜架关节生产商欧贝在中国起诉了康华眼镜（有限）公司。德国人指控康华自2002年起就已延用了一种有专利的弹簧关节制造流程。康华用一个针对德国人的宣传攻势进行反驳——他们只不过想阻挠中国的崛起。

在如此自信而敏感的中国人那里，这样一个理由事实上能很快将外国人踢出市场。尽管如此，欧贝仍继续诉讼——并一审败诉。法院的理由如此奇怪，说德国人的专利还包含了另一个受保护的特征，因此与康华的重叠忽然非常小了，而专利侵权是所谓不存在的。

来自巴伐利亚州施若本豪森的保尔集团也撞上了中国人强词夺理的界限。当保尔的工作人员2006年在上海建筑机械展销会上溜达的时候，他们在相距几个展台的中国公司三一重工那里发现了一个挖掘机的铲斗臂，保尔称那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并已经登记了专利。尽管如此，德国人直到展销会结束也没能成功使那只铲斗臂从三一重工展台上清除掉，即使在匆匆赶来的专利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陆先生的帮助下也没成。业务总经理塞巴斯蒂安.保尔说，那人真是显示了最佳的诚意，但未能获得成功。

特别是在地方上，远离北京，德国企业就等于是毫无机会的了，机械与装备制造协会“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业务总经理汉纳斯.海色的经验就是这样。法律秩序在这里经常只停留在纸上，所管用的，是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关系”。

关系——它描写了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帮与要求被帮的网络。谁付出了，就有权利要求给予他回报。谁获得了，就有义务及时地展示其报答。在带着薄弱的社保网络的中国社会中，关系仍常常提供着防止潦倒败落的最佳保护。因此，关系的义务优先，紧急情况下也会凌驾于来自首都的法律与命令之上。

不仅产品仿冒者是结成网络的，他们在有些省里带来了大部分的经济业绩，而且管理部门的公务员们直到省长、警察和法官也是（结成网络的 ）。相反的，在中国的德国人一般没有关系——从而他们在中国实际上完全处于下风。

针对非法复制的诉讼程序经常也更像是中国的国家马戏表演而不像中国的法律追究：为了使剽窃者真的伏法，通常得向相当于一种专利警察的当地行政机关“工商行政管理局”交手续费——有时甚至（还得交 ）一笔拘捕费。: 而对伪冒者的罚款低得可笑。法尔茨地区工商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雷阿斯.布鲁默称，2003年每件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理的）案件平均为900欧元（罚款）。在欧洲人的眼中，赔偿也同样太少了——假如外国公司真能成功贯彻其权利要求的话。抗争来的钱如果够支付私人侦探和律师的费用的话，就属于幸运的事了。并且有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人员也还将被没收的用来生产盗版商品的机器拍卖给最高竞价者——那人也可能是伪冒者自己。

“从前适用简易公式，人们必须在中国的产品仿冒者那里实施三次没收，以便他无法再恢复元气，今天则需要五次”，滚珠轴承制造商谢夫勒尔负责产品和商标伪冒追踪诉讼的协调员英格丽特.比谢尔美伊尔-比恩黯然叹道。

在中国令人失望的案例中，揭阳市健通汽车玻璃厂的案件属于经典了，它令世界上六家大汽车品牌反对它，其中有戴姆勒-克莱斯勒、宝马和奥迪。在1999年至 2001年，这些康采恩三次派警察去搜查：第一次，侦缉人员没收了362块伪造的挡风玻璃，第二次3877块，第三次7081块。

揭东县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先拒绝、然后揭阳市的（行政管理部门 ）启动了早已该启动的程序。最后，此事传遍了国际新闻界，一位该公司的代表最终还是坐上了被告席，但惩罚只有90000欧元，仅相当于伪造玻璃在交易中的价值的一部分.

“与我们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对赔偿金额有另一种衡量关系”，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业务总经理海色无可奈何。但问题却是：他们对罪行有另一种衡量关系。什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是不可能如此有罪的。法尔茨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默也看到了暗示，中国人允许“有意的漏洞”或“有利于违法者的操纵空间”的存在。而且，面对中国政府的诉苦，他们的手臂不可能一直够得着这个巨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海色要问：“谁说那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呢？”

四月份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美国因此还是向世贸组织递交了针对中国的诉讼，指控是侵犯知识产权。

与此相反，欧盟仍继续限于只作出一个威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将西方列强分而治之的邀请。美国人以其诉讼所做出的，令一位中国政府发言人很气愤，这不只是对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良好的相处有害。这当然根本不利于共同的贸易。对于位于哈瑙的海拉埃乌斯的监事会主席、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中国事务发言人于尔根.海拉埃乌斯来说，（这只是 ）一个可预计到的反应：“谁带着他对中国的批评前进的，总是要承担中国人转向别人的风险。”

就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天必须放弃其不雅的情报搜集手段，不过对此在西方无人真的相信并且在中国也无人真的想过，她还有一个替代的办法：收购企业。没有任何国家有更多的外汇储备，13300亿欧元为投资准备着。并且多年来资源贫乏的帝国参股赞比亚的铜矿或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之后，专家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领域的收购。如同2004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那样。

新近一段时间里，在德国也应当已经发生过一种收购尝试。由于候选对象并非公司，而是一家研究所，他应当是又典型地上演了一次：敌意地，以间谍机构的手段。

在一家斯图加特的研究所，有一位是耐温金属专家的中国科学家获得了领导位置；期间，他补招了越来越多的同胞。相反德国人却在这个部门遇到麻烦并离开了。这位研究人员造就了“一个几乎封闭的中国人的作用范围”，在宪法保卫局的中国问题报告中称，监督几乎已不可能了。

但看来是有必要的：这位中国人不断地与其大使馆接触，同时还在中国任教，并且如果他不在家的话，他的妻子接过招募同胞的任务并定期要求同事交工作报告——而这位女士在研究所里连个职位都没有。是还是不是间谍活动？最后此事令德国的研究所领导害怕了，他们压缩了这位研究人员取得的自由空间。此人辞去了他的职位 ——并搬走了。这个人现在接受了一家美国大学的教学职位。

（作者）于尔根.达尔康普，马尔塞尔.若森巴赫，约尔克.施密特，霍尔格尔.史达尔科，维兰德.瓦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