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ty requires us to honor truth above our friends

单枪匹马的马寅初（下） 杨勤民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200多篇，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老要求会见毛、刘、周三人中的任何人未果，却传来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回京不久，周总理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迸出这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二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l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显然这位好友就是周总理。

毛泽东读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1959年12月5日，康生向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指示:“马寅初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他是在搞右派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指向党中央，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这番话当然不是康生个人意见。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马老的院子里、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小会批也变成了大会斗。“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新人口论》！”、“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些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

1960年1月3日，马老被迫搬出北大燕园，迁到城内东总布胡同32号居住，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朋友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之中，实际上遭到了软禁，被冷藏了20年。

1965年夏，他从报端敏锐觉察到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弥漫全国，如不纠正，将会祸害无穷。他又上书党中央，希望人民领袖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作风，保持客观冷静头脑决不可行“领袖至上”那一套。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神州大地，马老这个“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上门轮流批斗，动嘴加动手，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后周总理发话“马寅初是只死老虎，早就批倒批臭，再批他意思不大吧! ”才幸免于难。

马寅初铮铮铁骨，为坚持真理而威武不屈、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将传世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实践已经证明，他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当初听他一句话，现在人口不是13亿，可能是8―9亿，可减少 4―5亿。这个沉重包袱已经背上，后悔莫及，但愿如胡耀邦所言“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但愿决策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搞 “一言堂”，坚决地、真正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政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会愈辩愈明，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2006年第8 期《炎黄春秋》杨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