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领袖“放屁”，百官骂娘，民众“操*”，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这种价值的颠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正是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