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谎言－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
一段时期以来，有一个谎言一直在传播，这个谎言就是：鲁迅的声望是毛泽东捧起来的。编造并传播这个谎言的人企图借谎言来欺骗世人。贬损鲁迅，这说明他们内心的阴暗和手段的卑污。鲁迅的大量著作和现存的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存在，使这个荒诞不经的谎言不攻自破，早已为有识之士所不屑理会。可最近出版的一部据说可以令鲁研界“汗颜”的书，竟又把这一谎言拾来塞入书中，这本书就是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这回韩“刀客”不单是重复着谎言，而且还以他那编小说的才能，为谎言加进了新“作料”，使本来就已经十分荒诞的东西 变得更加离奇可笑，听听韩“刀客”怎么说：“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这就是说如果毛泽东认为自己“在文化上”能担当起责任，那就不会给鲁迅“这样高的评价”了，鲁迅当然也就不会有如此高的声望了。韩先生为园谎，竟拿自己的揣测当理由，继续编织着“谎言之网”，蒙骗读者。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好多人是不理解的”，唯独韩先生理解，听那说话的语气，韩先生似乎比“亲密战友”还“亲密”，简直就是钻进毛泽东肚皮里的孙悟空。编小说不妨“说谎”，小说本来就是以假当真的虚构的东西，搞学术跟写小是两回事，拿自己的揣测当依据，是不是悬了点？
韩先生和谎言的始作俑者以为常聒不舍地重复和散布这谎言，就可以使谎言化为事实，人们就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了。然而，心造的幻影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谎言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是谎言；它可以蒙蔽人一时，却绝对不会长久。为了戳穿谎言，重新翻一翻历史就显得必要了，历史的真相将会告诉我们鲁迅的声望究竟是怎么获得的。
鲁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声望，是因他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无论当今文学界的狂妄之徒如何贬低鲁迅的作品，都无法抹杀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开山之祖的地位。在中国新文学创建的初期，新旧文学之争相当激烈，那是一场誓不相立的生死之争。新文学阵营如果不能从理论上驳倒复古派坚守旧文学的主张，清除那些陈腐的论调，新文学就无法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开辟新路；而如果新文学仅仅在理论上战胜旧文学，没有在文学创作上做出实际成绩，同样也将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了。陈独秀、胡适等人为提倡新文学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新文学的各项主张，有力地批驳了复古派鼓吹旧文学的荒谬论调，为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而鲁迅则以其文学创作上的实绩，为新文学彻底战胜旧文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石。没有鲁迅的文学创作成果，陈独秀、胡适那些鼓吹新文学的理论不过是一些悬在半空的理论，其实践意义是有限的；而鲁迅小说的问世，恰恰从实践意义上证明了新文学主张的正确及其所具有的全新的价值。鲁迅的声望正是由此而获得的。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1919年2月1 日出版的《新潮》第二号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中称赞《狂人日记》“诚然是我国近年来第一篇好小说”。有的报刊还转载了这篇小说，如《晨报》副刊于1919年3 月11日－14日分四天连载全文。有的人还模仿《狂人日记》手法写小说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新潮》主编傅斯年，更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发扬“疯子精神”，“救救孩子”。他在《一段疯话》（1919．4．1《新潮》）一文中写道：“我们应当敬从疯子，最当亲爱的是疯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由此可见鲁迅的作品在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多么强烈。
《狂人日记》的发表给了那些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当时非常有名的反封建的斗士、著名学者吴虞在《狂人日记》发表后，于1919年11月在《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文章表示对《狂人日记》的赞许，并列举了历史上的大量事例，来支特《狂人日记》的作者。此外，胡适、茅盾等人都曾给予《狂人日记》以很高的评价。
鲁迅的这篇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热烈反响，也引起国外一些学者的注意，1920年，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学者青木正儿看了《狂人日记》后说：这篇小说的发表，表明中国文学“踏进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还尚未达到的境地”。此后他又在三十年代中期所写的《中国文学思想》中说，鲁迅“民国七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而惊动了社会。他和胡适相比，作为文学家具有突出的天才。后来成为新小说方面的文学家的先导”（见1935－1936青木正儿为日本岩波书店编《东洋思潮讲座》撰写的《中国文学思想》）。另一位日本学者清水安三则称鲁迅为中国“当代小说家里的第一号人物”。（1921日本《读卖新闻》）。
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以后，更使他在文学界的声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正如著名学者郑振铎所说，“……《阿Q正传》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地位却是无比的；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郑振铎《呐喊》原载1926．11．21《文学周报》第251期）。实际上当时《阿Q正传》就已经被译成法、俄、英等国的文字，介绍到国外去了。
鲁迅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在当时是得到普遍的赞扬和肯定的。茅盾在评论《呐喊》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他感叹地说，“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茅盾《读＜呐喊＞》1923．10．8《时事新报．文学》第91期）。
鲁迅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他的作品所具有艺术震憾力，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的大胆追求和创新，都给了新文学初创时期的青年作者以深远的影响，使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楷模，同时也从创作思想上受到了启发，开拓了思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茅盾对《呐喊》所做的上述评论，十分清楚地证明了鲁迅的作品所具有的开拓意义：正是鲁迅引领中国新文学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没有鲁迅的初期开拓，就没有后来者的文学成就。
今天在文坛上驰骋的青年作家们，应该对鲁迅为首的文学前辈们的开拓之功心怀感激，应该以敬畏的态度尊崇他们。今天每一个获得成功的文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取得的，后来者超越前人是应该的，是文学发展进步的必然现象。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任何后来者以藐视前辈的资格和权力。当今文坛上那些以“痞子”般的恶毒言语辱骂鲁迅、嘲讽鲁迅、抹杀鲁迅的狂妄之徒，应该感到羞愧。他们的行为所显示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的浅薄无知和令人惊讶的轻狂，于鲁迅则毫无损伤；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声望是历史铸就的，不是几个可悲的狂妄之徒所可以动摇的。
鲁迅的文学成就，使他吸引了外国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他的关注。最早研究鲁迅的是日本学者和苏联学者，此后随着鲁迅作品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在日、俄、朝、韩、越、蒙、美、法、捷、加、德、意、英、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冰岛、芬兰、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前南斯拉夫、古巴、智利、阿根廷以及埃及等国家都有鲁迅作品的译本。国外研究鲁迅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一些国外学者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及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份量的研究成果。
著名翻译家、学者戈宝权先生曾于1981年8月赴美参加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举办的《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做了题为《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该报告后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戈宝权先生在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学者对鲁迅的著作、生平及思想的研究状况及重要成果。戈先生在报告的最后指出，“伟大的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属于全世界的人民”。
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在其所著的《国外研究鲁迅论集》一书的前言中说：“（1960－1980）近20年来国外对于鲁迅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果说20年前各国鲁迅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止于对鲁迅思想、业绩和著作的复述、评介，那么近20年来，重点已转移到把鲁迅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艺术巨匠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剖析。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情况更是如此。”
鲁迅是最早为世界关注的中国作家。而且是在他初踏文坛之时，就立即引起了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的注意，这不仅显示了鲁迅作品的起点之高，同时也说明中国新文学因鲁迅而在其诞生之初被即纳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这是鲁迅的光荣，也是中国新文学之幸。令人不解的倒是数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却不择手段地贬低鲁迅，抹杀鲁迅。这真是让国人悲哀的怪现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珍惜和爱护自己国家的杰出人物，唯独在中国有那么一帮人在专门制造着与世不同的怪现象：恨不得把所有有骨气的中国杰出人物，都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肯罢手。莫非让中国变成文化沙漠，只剩下几滩狗屎堆，他们才满意？
鲁迅给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是中国文学的荣光，我们应该因中国有鲁迅而感到骄傲。鲁迅因自己的文学成就而获得声望，享誉中外；他的声望同时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声望。当我们呼着喊着要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珍惜一位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呢？
鲁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声望，是因为他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爱戴和拥护。
鲁迅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为了中国的未来，老一代应该爱护青年一代，并为他们做出自己的牺牲，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我们怎样做父亲》）。基于这一思想，鲁迅对青年人一向呵护有加，甘心情愿地为青年朋友打杂。已故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李霁野1923年在北京崇实中学上高中时，利用暑假翻译了一部外国剧本《往星中》（俄．安特莱夫），托朋友送给鲁迅，希望得到鲁迅的指教。鲁迅接到后认真地阅读了书稿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李霁野又写了小说《生活！》请鲁迅修改。鲁迅非常谦虚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在给李霁野的回信中写道：“这一点（指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李霁野在京学习期间经济上有困难，鲁迅还给予帮助。
著名诗人、德语文学翻译家冯至教授，年青时的诗作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许，称他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在北大读书期间，和同学们一起先后组织了《浅草》《沉钟》诗社，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一觉》中就记载着这件事。
鲁迅的学生任国桢在1923年左右编译了一本《苏俄的文艺论战》，请鲁迅帮助校订。鲁迅看后称任国桢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事”。鲁迅不但认真校订了书稿，而且帮他联系出版。并在书出版后自己购买了十本分送给他人。
1922年青年诗人汪静之的爱情诗集《蕙的风》出版后，受到一些卫道者的批评，有一位先生还虚伪说什么，他含泪肯求青年们不要再写这样的有伤风化的东西。鲁迅看后随即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予以批评，热情支持年青诗人的大胆创新，为新诗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鲁迅对从日本占领的东北流浪到内地的青年作家萧军、萧红倍加关心，多方给支持，亲自校对他们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并张罗出版。鲁迅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青年诗人白莽，他为白莽遗作《孩儿塔》写下了一篇饱含深情的序文。
鲁迅在病重期间也还在关心着青年作家成长。1936年，鲁迅在逝世前几天还为蒙古族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修改他的小说《大地的海》，并推荐给《作家》杂志。在端木蕻良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几天鲁迅先生就去世了。鲁迅对青年作者的关心、扶持和帮助真是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曾得到鲁迅帮助的青年人中，不仅有大陆的青年，还有当时已被日本占领的台湾的爱国青年。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在北京翻译日人竣山川均的《弱小民族的悲哀》后，心中悲痛异常，他曾写信给鲁迅先生，倾诉自己内心无尽的悲愤，他觉得中国人似乎把台湾都忘记了。鲁迅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沉痛。这是鲁迅第一次接触台湾青年。
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当时在广州学习的一些台湾进步青年，成立了“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后又改组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积极支持北伐战争。这些台湾学生经常结伴去拜访鲁迅，向鲁迅求教。请鲁迅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办的《台湾先锋》写稿。台湾作家张深切在他晚年所著《里程碑》一书中，亲切回忆了在广州与鲁迅交往的事。
当时在广州学习的台湾学生中与鲁迅来往最多的是张月澄。张月澄将自己的译作《国际劳动问题》一书拿给鲁迅先生，请先生帮助校订并希望先生能给该书作序。鲁迅在1927 年4月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对台湾青年爱国行为表示由衷的赞许，“张君月澄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国际劳动问题》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中国和台湾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示我个人的感激”。他称赞台湾青年在困境中“却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鲁迅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他曾专门召开教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台湾学生免交学费等多项照顾。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为青年打杂从来不计得失，心甘情愿，甚至因为青年作者校改稿子而累得吐了血。鲁迅奉献给青年的是一种至高至大的“无我的爱”，正是这种爱，博得了青年朋友对他的至亲至爱的尊重和信任。
鲁迅不仅在事业上给青年以帮助，在精神上他同时也给青年以鼓励，希望青年人勇敢地追求光明，不畏艰险，不断奋进。他对青年说，“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荒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他满怀深情地说：“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与幼者”》）同时又嘱咐他们要学会保护自己，提防鬼蜮的伤害，避免坠入黑暗的陷井。鲁迅说：“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两地书》 1925．5）。鲁迅对青年的深切的关怀和谆谆的教导，给了进步青年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在青年们的心中鲁迅是他们最可信赖的师长，他们可以对他无话不说，特别是当他们的内心感到彷徨和痛苦时，总是找鲁迅倾诉。
在与鲁迅往来通信的青年人中，有一个叫李秉中的四川青年，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与鲁迅经常通信来往。后来，他在鲁迅的资助下去了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陈炯明叛乱，李秉中在出征讨伐陈炯明之前，曾写信给鲁迅诉说自己的兴奋、矛盾和痛苦，甚至将内心的一些阴暗思想都向鲁迅合盘托出，希望能在自己走上战场时得到“先生的慰安”。可见他对鲁迅是多么信任。1926年李秉中被派往苏联留学，他在莫斯科给鲁迅写了封信。鲁迅原以为他战死沙场了，看到信后感到“出于意表之外”的高兴，在回信中鲁迅劝诫他说“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并希望他常写信来。
在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时，一位叫冯道先的青年国民党员被扑入狱，罪名竟是因为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得罪了地方豪绅。他的家人也因他而受到牵连，父亲入狱，家庭离散，几亩薄田两匹耕牛也被豪绅霸占。他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虽然出了狱却已无家可归。冯道先于1927年7月11日，也就是在“四．一五”大屠杀过了不到三个月，写信给鲁迅，他在信中说：“我真个愤懑极了，这半年来几乎给悲哀支配了我的一切！然而，苦衷凭谁诉？除了先生你，是深切了解青年的苦闷和时代的痛状的，还有谁来！所以不得不把衷曲向你告诉……”他在信中详细诉说了他的不幸遭遇，他感到彷徨和不解，但他追求革命的愿望并没放弃，在信的最后他写到：“可是，又怎奈何我这一颗青春未死的心？我真为了前途愤愤了！究竟曙光在那里？……请先生给我一个指示吧！”1936年7月19日他因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被扑并惨遭杀害。当时他所在的中山大学的同学们特为他刊印了一期《追悼冯君道先纪念特刊》，这封信就登载这期特刊上。
在当时那个革命的非常年代，鲁迅可以说是进步青年最可信赖的精神导师。实际上，鲁迅不仅在精神上鼓励青年，在青年学生们遇到困难或身陷囹圄时，他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鼎力相助。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时，就曾多方努力营救因“四．一五”清党而被扑的学生，并因此与校方闹翻，愤而辞职。青年们对鲁迅无限信任，而鲁迅也确实值得青年们信任。鲁迅与青年朋友之间建立的这种超乎师生关系的情谊是如此真诚无间，即使在今天也未尝不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典范。
自“五四”运动以来，许多有为青年正是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道路。他们有的在学术上做出贡献，有的在文学上取得成就，有的则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章，在在显示了鲁迅对一代青年的深刻影响，在那一代进步青年的心目中，鲁迅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同时青年也给了鲁迅以希望、以力量，鲁迅在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曾以坚定的语气说：“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将来的中国一定会被青年们‘拂去黄埃’，显出她爽朗，热烈，明丽的本色”（《看司徒乔君的画》1928．3．14）。鲁迅给青年以鼓励，青年给鲁迅以力量。鲁迅与进步青年之间既有师生之情，也有朋友之情，战友之情。可以说这是一种忘年之谊。我想，这正是鲁迅所以受到青年人热爱和尊重的原因所在。
鲁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声望，是因为他喊出了渴望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人的心声，受到了国人的普遍尊崇。
鲁迅生活的时代，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腐朽落后的封建残余思想始终难以清除，一直在毒害和侵蚀着人们的思想，而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又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互勾结压迫残害中国民众，中国人过着一种没有尊严没有地位的非人般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青岛，一个不慎弄脏电线杆子的穷苦孩子，竟被德国警察象抓鸡鸭似的倒提着抓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被外国租界所分割，那里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人进入外国租界要被搜身，而白人和日本人则免于搜身。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的生活状态。而当时中国的反动当局还助洋为虐，仰洋人鼻息，出卖民族利益，欺压国人。老百姓受欺凌却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哭诉无门，尊严尽丧。面对这种状况，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的内心不充满反抗的怒火？鲁迅焉能不愤怒？鲁迅杂文喷出的愤火，正是深埋在国人胸中的愤火。
鲁迅作为一个文人只有一支笔，然而在他的笔下道出的是中国人民的愤怒的呼号，是不屈的反抗。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鲁迅这样的战斗的文学家。鲁迅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呐喊着战斗着，他的心是和民众的心相贴近的，他的文章喊出了的中国民众渴求解放的心声。他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全三34 忽然想到．五 1925．4．14）。他那永不言败的韧战精神，成了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
同时，他也怀着“怒其不争”的悲悯心情，对中国人身上存在的种种不争气的恶习，特别是那种安于奴隶生活的落后的国民性，予以善意的讽剌和严厉的批评。鲁迅对国人的批评虽然甚为严厉，但他同时对国人的觉醒也充满信心，他的信心就建立在“民魂”的发扬上。他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他从历史中，特别是野史杂记中看到“民魂”的存在，同时在现实的斗争中也感受到“民魂”所蕴藏的力量。尤其可贵的是他深刻地指出“民魂”的存在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
鲁迅期望中国人要做“敢争之民”，不要做“不争之民”。他认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越是 “不争”，就越要受强权的欺侮；越是“畏死”，就越是比“强项”之民死得众，死得惨。“意图生存而太卑却，结果就得死亡。”（北京通讯 1925．5．8 全三41）。
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要求得生存和发展，要摆脱屈辱的奴隶和半奴隶的地位，首先就要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要做“敢争之民”。“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文艺与革命》1928．4．4）。鲁迅说“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他们是“以生命来投资”，换取生存权力的（全七458 集外集．关于知识阶级 1927．10。）他们理应象一切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如今他们却活得猪狗不如，生的权力被无情地剥夺了。因此，鲁迅认为中国民众的当务之急就是“争做人的价值”，就是要争生存、争温饱、争发展。他以充满愤怒和无畏的声音呼喊着：“有敢来阻碍这三件事，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北京通讯 1925．5．8 夜全三40）他希望中国民众向那些有“主义”的别国民众学习，像他们那样，“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为自身的解放，为光明未来而牺牲奋斗。（《随感录．圣武》1919 全一425）。
鲁迅为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而发出的呐喊之声，惊醒着国人，必然引发国人的共鸣，也必然使他得到国人的尊崇。正如毛泽东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一位“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对鲁迅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鲁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声望，是因为他那厚重、深邃而又犀利的思想，强烈地冲击了传统，震撼了国人，警醒了国人，使国人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洗礼。
像鲁迅这样的试图用文学来改造国民性，以“立人”为己任的文学家，必然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一说鲁迅是思想家，有人就撇嘴，认为鲁迅作为思想家还不够格，他没有论述其思想的系统著作，怎么能称得上是“思想家”？不错，鲁迅没有论述其思想的高头讲章，他的思想都散见于他的小说杂文中，尤其是杂文，鲁迅的最精粹的思想皆包含在其中。但我以为这不能成为否定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理由。因为－
一，以有否系统理论、高头讲章作为评判思想家的唯一标准，那是有失偏颇的。如果这样看，那就连孔子、老子都不配被称为思想家，因为孔子也不过语录一部，老子亦只有哲言五千而已，岂不连中国古代思想史都要被抹杀？另外，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判，也很可能抹杀了真正的思想家，而捧起了空头思想家。
二、所谓思想家不应该只是一个在象牙之塔里坐以论道者，而应该是一位有理论勇气的、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敢于与现实思想交锋的、且其思想对传统有所更新对现实有所建树的思想探索者。
三、鲁迅首先是一位文学家，然后才是一位思想家，是一位文学家类型的思想家，其特点就是以文学为工具，借文学创作来阐释并传播其思想，以求达到冲击传统、影响公众、重构思想的目的。－称鲁迅为思想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实际上，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鲁迅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我们的心灵还被他那深刻的思想所震撼。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如今还有那么人追随他，同时也还有那么多人攻击他。围绕鲁迅所进行的思想交锋由来已久，常战不息，这恰好证明了鲁迅思想的巨大张力和无穷魅力。
鲁迅思想无论对历史的中国还是对现实的中国，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批判之严厉之深刻前所未有。这一点历来为大家所关注所推崇。但我以为我们仅仅强调鲁迅思想与传统思想的对立还不够，更应该注意二者间在对立之中的互补与相容之处，也就是说我们更应着力于研究鲁迅思想对充实、更新、重构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和作用。不错，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可以说是摧枯拉朽，不留余地。但无论多么严厉，这种批判都是在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生发开来的。一种思想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其中必定有其能得以存在的合理内核，同时也必定存有一些因历史变迁而变得腐朽没落的东西。鲁迅的批判扫荡的是后者，他显然不会也不可能批判和动摇前者，因为鲁迅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位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大量的深入研究和整理就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鲁迅不仅是传统思想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一个建设者。
如果用鲁迅思想观照现实，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鲁迅思想价值和作用。在眼下的中国种种落后、丑恶、腐败现象的复现，封建残渣的再度泛起，惊人地证实了鲁迅思想的历史穿透力和批判力，说明鲁迅思想的价值所在。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意义都不会消失，这虽然不是鲁迅先生生前所愿意的，却也无可奈何；而从另一角度来说，鲁迅思想的存在，却也给了有志于社会改革的人们以鼓舞，以利器。
将鲁迅思想定于一尊显然不对，但鲁迅思想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确定无疑的，鲁迅作为思想家当之无愧。
毛泽东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只不过是道出了一个事实而已。鲁迅生前的声誉，足以使他有资格获得这样的称誉。事实上在毛泽东对鲁迅做出如此评价之前，中国大众早已在鲁迅先生逝世之时就给了他以同样的评价了。只要你翻一翻鲁迅逝世后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你就会知道鲁迅在中国人心中占有怎样位置。
鲁迅逝世后设灵于上海万国殡仪馆，从1936年10月19日至22日前去瞻仰鲁迅遗容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签名统计如下：
19日48人
20日4462人，42个团体
21日2857人，68个团体
22日上午2103人，46个团体
22日下午1007人，35个团体
鲁迅逝世后上海及各地报纸纷纷发布消息，我们看看这些报纸的标题：
上海《申报》：我国文坛巨子鲁迅……
上海《铁报》：文化巨人鲁迅……
上海《立报》：我国文坛巨星殒落……
上海《广东报》：中国文坛之唯一领袖……
上海《上海报》：文坛唯一权威者……
上海《辛报》：文坛殒此巨子，四海同深哀悼……
上海《民报》：文坛巨子鲁迅……
上海《大沪晚报》：中国文坛巨星殒落……
上海《华美晚报》：中国文坛失巨星……
香港《珠江日报》：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鲁迅……
香港《港报》：世界前进文学家鲁迅……
上面只是摘引了部分报纸的消息标题，从这些标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国人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此外，鲁迅治丧委员会还收到了从国内外各地寄来的唁电，以及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及追悼活动的报刊杂志约110余份，其中包括香港、北平（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山东、山西、云南、河南、福建、江苏、四川、贵州、浙江、广东等省以及苏联、日本、朝鲜、南洋（马来西亚）、泰国等。由此可见，鲁迅逝世影响之广之大。
1936年10月22日举行鲁迅葬仪，在鲁迅先生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白绫大旗，上面用黑绒线绣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这三个字是由著名法学家、曾在国际法学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先生书写的。这三个字真切地表达了国人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
关于送葬的情况，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上海报纸的报道标题就可略见一般。
《大沪晚报》：一代文豪归宿，鲁迅下午大殓，今晨瞻仰者仍极拥挤……；
《大公报》：鲁迅遗体今日入殓，昨日吊祭者四千余人，以学生及工人为最多……；
《大晚报》：巨星落大地，鲁迅出殡，蔡孑民、宋庆龄执绋，哀歌声震动了苍空；
《华美晚报》：大批青年学生送鲁迅入葬，十四作家亲扶棺柩；
《时报》：我国文坛最英勇的战士鲁迅遗榇昨日安葬，青年群众自动执绋者六七千人，中外各领袖亲致悼词盛况空前。
美国的一位鲁迅研究专家根据他所看到的资料，对那天的送殡情况做了如下的描述：
“1936年10月22日下午2时半，一支一万多人的送葬队伍离开了上海外国租界的万国殡仪馆，扶护着鲁迅的灵柩前往华人居住区的墓地。人们举持的旗幡上将鲁迅尊为“民族魂”，称颂他“笔锋胜于利刃”。租界里，印度马巡队和荷枪实弹的巡警沿途警戒。当局担心发生左派示威，已经下令削减了送葬的人数。在华人区，中国警察端着上了剌刀的步枪列好阵势。这不是为了致哀，而是为了设防。……”（美．哈雷特．密尔顿：《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鲁迅受到万人爱戴，却也使一些人憎恨，乃至于惊恐，直到今天这种现象还在继续着……。
在外国势力盘居的中国，在黑暗势力统治下的中国，国人自发地以如此隆重的葬礼为鲁迅送殡，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除了孙中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了。鲁迅死后得到的殊荣，证明了鲁迅在国人心中的崇高声望，他和他那不屈的精神是永远地活在了国人的心中了。那些编造谎言说鲁迅的声望是毛泽东捧起来的人，看到这些难道不脸红吗？
事实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不过是国人对鲁迅评价的一个概括一个浓缩，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推崇鲁迅，号召国人学习鲁迅精神，并大量地出版鲁迅著作，可以说是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它使鲁迅思想得到了大普及，使鲁迅精神得到大发扬，使今天的我们还能借助于鲁迅那双锐利的眼睛看透现实，令一切鬼魅都无处逃遁。
鲁迅会永远活在国人心中，而那些憎恨鲁迅的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心机和手段，都无法抹去站在他们面前的“黑鬼似的鲁迅二字……”（见《两地书》）。
公孙卜可 200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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