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李筠：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一文的跟贴

1）

教授的观念比较混乱，自“绝地天通”之后，中国就开始政教分离的进程，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启了“道政合一”的历史进程。孟子所言“一本”即在此。

西人自苏格拉底引入“新神（尼采）”，即开始其政教分离的进程，经耶稣/路德而至新罗马，然其“道政合一”的历史进程一直晦而不明。

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中国）人阿。

2）

作者李筠如果是杨阳的研究生，以后恐怕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西人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3）

关于不同国家类型的分类，在柏拉图那儿，哲人－王统治的城邦是最理想，而因其不可得，遂转而倾心于法律为王的法治国。哲人－王统治的城邦，也许可以称为道治国，因为哲学就是对何谓文（道之显者曰文）的探讨。

在道治国，其核心特征是正确与错误的判断置于合法与非法的法律裁决之上，或者说以道德伦理指导政治法律的实践。在传统中国，是因道而德和“道生法”的观念，是道政合一（所谓有道／无道的判断）；而在西方，则是宗教伦理，是政教合一，因为其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是可兰经／圣经。

在政教合一的国家（西方或早期的中国），总是有根据圣经而无法作出明确判断而必须加以判断的事情，哲学因而发生成长；在道政合一的儒家中国，因为“礼有损益”或者“易”的原则，不存在西方的宗教／哲学的冲突问题，所谓天之有文者也。

在文艺复兴之初，中国的政制就被认为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而在施密特那里，天主教的政治组织形式被认为是理想的城邦形式。

然而，历史所发生的正确与错误的决断却并不总是正确与错误的，所以在道治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如果翻开中国或者罗马教廷的案例，其裁决在法律程序之外被纠正这样的事例都是不胜枚举，这在现代法治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4)

看一下美国的历史，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由司法案例的裁决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这其实表明美国社会正是施特劳斯所言的一个“封闭的社会”（a closed society），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

当年对于南方奴隶制度，对黑奴案件的判决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南方人是“支持”法治的原则。林肯是如何说的呢－－－“Wrong as we think slavery is.....”，这里清晰的显示出道与法的冲突，而南方至今还指责北方违反法治的原则，在这点上，南方人是对的。

5）

元始（公元）43年，光武帝姐湖阳公主家府中的一个男仆，仗势杀人后藏进主人家府。洛阳令董宣设计，把这个杀人犯抓住，并当着湖阳公主的面，把杀人犯斩决。湖阳公主到光武帝前告状，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

白衣者，面对的是社会的礼法，以己意断而从之。而天子之责，制礼作乐（或立法或释法或变法），超然乎其上，其所对者，乃道也，后宋之神宗叹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皆由此也。

6）

王*怡曾将美国法官称作现代大祭司，而对法的阐释从教皇到最高法院终身*法官的转变，对应的正是由亚伯拉罕的上帝向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施特劳斯）的转变，这也正是文的体现。由此返观儒家帝制，正相当于终身*法官和总统的集于一人之身。

当年有人问人大委员长彭真，关于党与法的问题，这其实相当于道（是非）与法的关系。彭真回答自己也不知道，这恐怕并不仅仅是托词。所谓家天下与党天下之说，盖源于此也（这一转变尚有另一原因，此不赘述）。

传统儒家强调“从道不从君”，正是看到儒家帝制的缺陷而消释君（政统）对道的阐释权，而道统之传正是传统中国辉煌文明绵延的根本。在民主时代，使这一理念在制度上落实成为可能：在蒋庆先生的三院制设想中，政统（行政和一般立法）归庶民院和国体院，而道统归通儒院，由通儒院决定最高法院的*法官。确立道统对政统的地位（参考“大学、小学与国学”一贴），司法也就可以独立于政统，这是儒家政制的必然选择。

7）

美国南北战争前，双方争夺的焦点是总统对终身*法官的遴选，林肯当选总统使南方彻底绝望而分裂联邦。当年开国的国父们在奴隶问题上的妥协最终以血腥的南北战争收场，道与法的冲突一致于斯，后人岂可不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