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tony123 于 2005-9-02, 21:03:34:
李大同：与报社同事谈谈心——《冰点》与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公开答复李大同公开信的半个月后，李大同写出这封谈心信）
各位同事：
那天而亮贴出公开答复后，电话通知我看一下。我问发在哪儿，他说在公共留言簿上。
看后，我感到，而亮的“几点意见”，需要澄清和批评之处甚多，有些涉及到基本的新闻理念，譬如他列出的被《阅评》表扬的“舆论监督”报道（一组新华社图片，两篇评论文章），是否真如他所说属于舆论监督？他说“自7月份以来评出的A稿共21篇，其中舆论监督的稿件就有15篇，占了70%”，我把这些条目找出来看了一下，忍俊不禁。按新闻界公认的标准，有哪一篇算得上是“舆论监督”？我看是一篇都没有。这一点，连普通读者都有明确判断（见“公民评论员”的评论）。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向大家公告我将有一个“详尽回复”后，我很兴奋，“终于可以来一次符合规则”的公开辩论了！这种电子长文形式，在本报历史上也堪称第一次。于是我连夜开始准备回复，已经写到万把多字。在报社这么多年，听到过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各种各样的评价，惟独没有听到过一次有人说过我“不仗义”、“不坦荡”、“不君子”和“不够朋友”，这不是对我观点的反驳（甚为欢迎），而是对我为人、品格的指斥，岂能容忍！（笑）
我没有写完，星期三是本部门例会，我必须主持，不能在家完成“作业”。这一天，看见了越来越多的同事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的意见，心中屡有所动，感到中国青年报的精神血脉仍在。一段时间以来，本报内部不正常的现象、氛围和误解，令人心灰意懒。这次突发的公开讨论，实际上给本报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在观念和业务上重新整合的良机。正如周珣在发言帖中说的那样：“在一切技术层面的问题、一切利益纷争、一切人际隔膜和误解之上，有大道理在。” 这话说得真好，非常大气。
晚上，看见了报社党组关于另组班子重新修改考核办法的决定通知，这时，距我的意见书公布只有两天多时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预计要一两个星期才能见分晓）。这表明我和许多同事对原考核条例的强烈反对意见，受到了报社党组和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并没有因话题的“敏感”而坐等上级指示。报社党组对我的意见书所达成的几点共识，在我看来，其本质也是积极的。在这个前提下，我接受宏猷的意见，不再公布我给而亮的“公开回复”。同时，我又产生了一个很难遏止的冲动，想和报社的同事们竭诚交流一次，遂发出了预告——目的是不让自己偷懒，“口惠而实不至”（笑）。现在，总算是写完了。
而亮的回复公布之后，一些同事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真的违反了与而亮的某种私下约定？我想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在很长时间里逐渐积累起来的对“信息链”的判断，对这条信息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不是一方说了就算的。大家都知道有个俗语：“一根稻草可以压垮一头骆驼。”这就是说，事情如果发展到了临界点上，任何平常不足为道的小事，都会引发严重后果，何况考核条例这样重大的事。
这两天，也间接听到少数同事的说法，认为我是站在冰点的部门利益上“泄私愤”。我听说而亮也是这种看法。
这是两个需要澄清的大问题。1. 我是否“违约”了；2. 我的动机是否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到整个事件的逻辑顺序，我先从第二个问题讲起。
而亮在回复中说：“还是说到读者认同，自7月版面调整以后，尽管冰点没有作任何改变，但每周阅读点击率在逐步下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已经落在了屋檐下、法制、教育、要闻，共青视点的后面。尽管不全面，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问题，值得你们反思。起码不要再单纯用冰点来衡量中青报的办报水准了。”
我很遗憾而亮身为总编辑，竟将冰点作为本报的“对立面”来说话——站在总编辑的角度理应是，报纸的任何一个版面，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一个人的五官、身材等等，都是这个人是否漂亮的指标，每一个部分都足够好，这个人整体才越好。但是你不能要求一个人的脚长得跟他的手一样——这是一个办报的常识，即报纸的每一个版面或专刊，各自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目标，满足读者不同方面和层次的阅读需求。“异类不比”更是一个逻辑常识。我们什么时候用冰点的标准来衡量过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水准呢？子虚乌有。冰点充其量只是本报的一只脚罢了。但是，报纸的每一个版面在设置、生产上，应尽量满足读者的期望值、提高读者的满意度是没有错的，将此作为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是没有错的。
如今每周一次的中青在线的点击率是否能够标识办报水准，大家都心知肚明。点击数据有几个先天缺陷：1.点击阅读者绝大多数非本报订户，阅读倾向难以作为改进报纸的可靠依据；2.战争、天灾人祸、有悬念或煽情的标题、奇闻异闻的点击率一般会比标题平实、内容扎实的报道要高；3.本报点击率统计当天有效，第二天再来找昨天的内容看，点击不进入统计。因此，每周逐日出现的版面肯定比固定在某日出现的版面点击总数高；4.在中青在线页面上处于易浏览位置的会比较高。据我所知，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怎样从中青在线进入本报网页（以为“在线” 就是本报），也不知道怎样“回顾”，我本人就在电话中颇费唇舌地教过很多要看冰点的读者怎样进入；5.点击是一种“打开”动作，不能代表读者是否看完、看完又有何评价；6.有可能做手脚动员他人增加点击，等等，所以，网络点击率虽然对判断读者兴趣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整体上却实在不足为凭。对一条报道发贴、跟帖评论的条数，比点击率要重要得多。
我也可以提供另一个数据：在今年1—6月的读者调查报告中，冰点周刊的阅读率在所有版面中，5个月居第一名；一个月居第二名。而亮专门拿出改版后的7月说事儿，正好，7月的读者评价报告也出来了，冰点周刊的平均阅读率仍然位居所有版面的第一名（而且周刊中的每一个版的阅读率都是如此）。这两个数据哪一个更真实呢？我相信自有公论。就拿8月8日至14日的网络点击率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是《福州一医生被病人捅死》，这最高的点击率体现出这是一条符合本报宗旨的好新闻吗？应该评成A稿吧，呵呵。
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关于这些数据的讨论，而是而亮为什么单独拿出冰点来说事儿，坦率地讲，我甚至感到有点儿“挑拨离间”的味道。我估计，有不少对冰点的议论或意见，传到而亮那里了，而亮认为拿这个说事儿，会得到人们共鸣。（笑）
不错，冰点周刊自去年6月创办以来，我也听到过不少内部议论，这些议论大多没有事实根据，找我问一下马上就可以明白。然而没有人来问，流言继续蔓延。我恰好是个大大咧咧历来对流言不在乎的人，总认为只要光明正大，脚正自然不怕鞋歪。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认为流言出自疑问，疑问来自情况不明，而我作为主要当事人，需要给大家一个说明，甚至披露些个人的心路历程。我相信，大家在了解了全部情况后，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下面我来谈谈是否“违约”，以及我们是怎样判断整个信息链的。对而亮的“几点意见”，我只作简要回应。
长年以来，冰点走了一条“由软到硬”的报道路线（不仅增加了舆论监督性报道，也大量增加了披露现实与历史真相的报道），是时事使然，也是读者需求的变化使然。我已记不清挨过多少次“阅评”，但除了办“冰点·新闻”那一年里，一个月里挨了四次阅评，有点毁灭性态势外，其余时段基本上还算正常，一年里大概有个五六次阅评，比例不算大。我开玩笑说看了这么多年，阅评员也习惯了，批评阈值大概也提高了。前年年末，还专门发出一期整体“表扬”冰点的阅评。学谦叫我上去看时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笑）那时，对冰点的批评主要来自中宣部阅评组，我没有特别注意团中央对冰点有什么不满——总归是同根生嘛！
问题发生在冰点周刊刚创办不久，赵勇来报社讲了一通话，跃刚（时任冰点特稿部副主任、“冰点·文化”版责编）为捍卫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基本价值观愤而发出“万言书”后。冰点在一夜之间成了严加防范的重点，“绞杀”行动在团中央指令下开始了。
毫无疑问，而亮上任时去团中央听取指示时，对冰点“严防死守”是重要指令之一（其他受到威胁者还有青年话题、特别报道和法治社会，几乎把本报具报业竞争力的版面一网打尽）。于是，他刚就职没两天，就不顾北京及10个省市已经印刷完毕的前提，毙掉冰点10周年纪念日的重头稿件，胡乱堆了两版照片和广告（这得浪费报社多少钱哪）。我到本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发生过将印好的报纸作废的事情。而亮自己就跟我说，你知道团中央盯你们有多紧吗？往往星期二电话就来了： “明天是冰点，盯紧点儿！”真个是处心积虑！
“绞杀链”是如此步步为营构成的：
第一步：取消跃刚的版面责任编辑署名权——为障人眼目，竟以取消本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为代价。这个行动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编辑的抗议下，未能得逞，一天后被迫收回成命。跃刚曾当面问学谦，“我已经告诉你这样做会有严重后果，你为什么还一定要这样做呢？”学谦有口难言，回答：“我现在不能说，将来会告诉你的。”——此乃奉团中央之命还不清楚吗？
第二步：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团中央阅评员开始跳出来骂冰点，其阴险、恶毒程度甚至远超过中宣部阅评员，连中宣部没有批评的报道他们也批。大家有兴趣的话，看看他们对冰点《寻找林昭》一文的阅评（中宣部并未批评），奇文共赏，活脱再现文革时期欲置人于死地的的刀笔吏风范。我简直想不明白，这些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又没有经过“文革”，究竟是从什么渠道得其真传的呢？与此同时，团中央对冰点的不满时有所闻，多篇冰点听到团中央批评，连对《巍巍黄万里》也不满。章诒和的记述马连良一文，听听某书记怎么说，“他们还挺聪明，怕被腰斩，干脆一次登完！”这像一个领导机关的负责人说的话吗？一副痞子口吻。如果我们连载，他们会怎么做？
第三步：先砍掉冰点两个版，逐渐取消整个周刊。在新的改版设计过程中，而亮告我要撤销“冰点·文化”（这当然是对着跃刚来的）；再将“冰点·探索”陪绑分出去。冰点周刊刚刚一年，连版面带队伍就要这样被肢解了。而亮明示这是“上面”的指令，我则当即表示坚决反对。
这是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行为，也是严重的违约行为。
鉴于宏猷、而亮都不知道此前跃刚与团中央有个约定，如果实行打击报复即会被认为违反这个约定，将立即有严重事件发生——我立刻给宏猷、而亮发留言告知详细背景。
宏猷、而亮：
我从某种渠道得知本报的改版方案在团中央那里没有通过，并且将有进一步的动作。几乎可以肯定，这与冰点有关。还可以肯定的是，团中央必欲肢解冰点而后快。周一停开办公会改开党组会，也是信号之一。
此前，而亮曾在多种场合向我转达过团中央对冰点的不满，改版时裁撤冰点也是团中央的明确指令。对这种没有起码理性的指令将会导致的后果，我当时就向负责改版工作设计的副总编辑陈小川做了陈述。据了解，小川向而亮转达了我的意见，但没有详细讲。即便如此，在首次公布的改版方案里，冰点保持了原有状态。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在报社的根本利益上，报社领导与我们是有共同立场的。没有想到，现在又节外生枝。而且，看来团中央是想蛮干了。
因此，作为冰点的主编，我有责任向你们详细说明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其中来由，你们二位都不甚了解。
你们当然都知道去年跃刚给团中央赵勇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后来传播的范围之广你们应该是了解的（尽管这种传播与跃刚毫无关系），可以说，在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连中宣部的一些局级负责人，都向报社同事讨要这封信。据本报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中宣部阅评组负责人刘祖禹，也给她来电话详细了解此信出笼的背景，并且还说，这封信的水平比焦国标的那个帖子“水平高得多”。事实上，还有不少省部级官员传话过来，表示高度赞赏。中央××部一位常务副部长的评价是“条条都在理”。在我母亲的离休老同志支部里，公开为大家复印这封信。可见党内人心所向。
在团中央让当时的报社党组书记李学谦回来传达了对这封信的四点意见后（向跃刚当面传达），跃刚就这“四点意见”又写有一封近两万字的批驳——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周强和赵勇二人的。这封信的力度，可以说比第一封信尚有过之。为报社整体利益着想，这封信没有公开，跃刚严格按组织程序，交报社党组转交，信件备份学谦、老徐、志春、老樊、小川等社领导每人各有一份。
在这封信里，跃刚与周强、赵勇有个约定，如把公开信视为正常的不同意见的表达，他本人仍将恪守不传播信件内容、不接受任何境外媒体采访的约定（事实上，他严格遵守了这个约定）；而如果团中央因此择机打击报复的话，这个约定将立即失效，第二封信将立即公开。鉴于周强、赵勇明知这个约定，现在他们的做法毫无疑问会被跃刚认为是率先破坏约定，也会被所有人认为是团中央开始打击报复，第二封信将在冰点被肢解后第一时间公布是没有疑问的。这封信将造成不亚于第一封信的强烈震荡也是可以预知的。也许，可以理解为这是团中央准备接受这样的后果。
作为冰点的主编，我本人决不接受没有正当理由和程序的肢解。在报社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次团中央不顾报社意见、不管读者需求，强行干涉报纸版面设置的先例，这是一次恶劣的先例，直接而公然违反“三个代表”和“保先”活动的主旨。如果成为既成事实，我本人将向党中央驻团中央“保先”督导组提出长篇书面控告，并且视事态发展直接向中纪委控告团中央滥用职权。
从报社的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我们不愿意把事情搞大。跃刚本人历来是首先从报社大局出发的，譬如公开信后，他曾向学谦主动提出可以不署“本版编辑”的名字。稍有政治智慧，就知道“商量”是最好的做法。鉴于你们二位不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在报社党组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有义务向你们作出这个说明。
谢谢！
大同
2005.4.17
这个预告性留言立即发生了作用。一天过后宏猷找我谈话，感谢我的留言提醒，但否认任何人有过意图肢解冰点的说法，并说报社保证会尽力维护这个影响重大的品牌栏目。这个说法与而亮的说法是矛盾的。但是我们不会计较，冰点保住了，报社的整体利益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已经够了！
第四步：不经商量即宣布调走冰点两个主力记者，严重影响了冰点运作；人为制造层级，将冰点“下放”到周刊中心底下，造成交流障碍；强令冰点取消学者专栏，丝毫也不顾及读者的需要及编辑的难处。
这一系列的步骤接踵而来，下一步又是什么？我们预判：最后将会使出杀手锏——打压冰点记者的稿酬，让你活不下去，挺不了多久，这支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特稿记者队伍就会自然解体，冰点随之烟消云散。
即便在这样的关头，鉴于始终秘而不宣的《考核办法》尚未出笼，我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据理相告能得到理解，希望在维护报社整体利益上能最终取得共识。8 月5日是星期五，我想找而亮面谈，但下午党组一般有会。仅有的两次面谈中，感到而亮不善言辞，而我性格中有暴烈的一面，搞不好会谈崩，反而造成新的障碍。于是我决定还是笔谈，像《冰点十周年祭》一样，理智冷静一些，也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8月7日（星期天）一早，我就将长达7000余字的留言发给了而亮，另外附短信将这份留言同时发给社长宏猷，希望能引起他们充分重视，双方立即商量解决办法。原信如下：
而亮：
昨天和今天，潘平两次找我传达你的指令，要求冰点要么取消专栏要么换人写专栏，甚至下周就要兑现。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请潘平说明一下理由，他说也没什么理由，可能是“有人不喜欢”。我想，在一家报社的同仁之间，没有必要云山雾罩，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当面说清楚——中国青年报素来提倡报社领导和编辑记者坦诚交换意见，这个传统莫非已经不合时宜了吗？
我本打算与你当面谈，但考虑到你下午可能有会，有时面谈双方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反倒容易造成新的误解，不如给你发个留言，说得冷静、清楚一点。
坦率地讲，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感觉是，你在一步步地“收拾”冰点。这话也许说得有些重，但确实有事实依据：
第一步：事前不做任何通气和商量，突然宣布调走冰点两个记者（尽管我表达异议后，你表示了某种歉意）。冰点到底需要多少记者，谁清楚？当然是主编清楚（哪个主编愿意手下有没活儿干的闲人？）。光是保证一个冰点特稿版，多年来就配备了5个记者，又新增三个版，完全独立生产每期主打和各专栏，一个版配两个记者还多吗？实话说，我们没有哪个记者有双休日，周三部门会议上定下下周选题后，全都要在三四天里紧急采访和写作，剩下一天给编辑的时间。经常一半左右的记者，还要全国到处跑。猛然间不商量就去掉两个主力男记者，导致冰点至今掰不开人手，不得不开始组稿来补充稿件缺额，严重影响了报道特质。
当我向你提出补充记者时，你说先和谢湘、潘平商量，又说新的考核制度是鼓励少用人。我很遗憾我们的出发点竟是如此不同。在我看来，保证品牌版面的质量与在读者中的持续影响力是第一位的，考核办法必须保障这一点而不是相反。
第二步：将冰点边缘化、矮化为周刊中心下属的一个部门——这是冰点自创刊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冰点自创刊那天起，就直接对常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负责，中间再没有任何环节。之所以做这种安排，是因为我在此之前，曾同时担任两个部门的主任，是报社公认的业务水准最值得信赖的业务骨干，领导层对我有充分的信任，如果在我和总编辑之间再设置一个官僚环节，是不可思议的多此一举。事实上，没有给我任何规定性，每周交给我两个版，“你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吧！”冰点就这么开始了。在这10年多里，除我本人认为有必要外，总编辑没有一次事前审稿，事前过问报道题材，没有一次毙版，同样，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不可承受的重大风险。1998年底改版，冰点除特稿版外，每周新增3个版，也没有任何一个总编辑告诉我应当登什么，而是充分放手让我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才诞生了“冰点时评”这个开报业时评风气之先的栏目（第二年即获全国新闻名栏目奖）。
学谦接任总编辑后，接续了这个传统，直接分管冰点并付印大样，在维护冰点这个品牌上，他和老徐并无不同。他经常外出，回来总要向我转达他听到的对冰点的反映，他很清楚冰点是本报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子。报纸一定要好看，否则就会彻底丢掉市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前任一脉相承。冰点扩为周刊后，实际为本报第一大部，之所以以周刊形式出版而在建制上为“冰点特稿部”，并经党组、编委会讨论给予冰点必要的财力保证，就是因为完全清楚冰点与其他周刊、副刊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是本报完全独立生产的纵深型新闻周刊，在读者和业界中有重大影响，是本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接任总编辑后，本来也接续了这个传统，虽然发生过毙版的事，但你刚从人民日报过来，对稿件的风险评判和承受力与在本报长期工作的负责人不同，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尽管在具体做法上也向你表达了不同意见。其后一段时间，无论是你直接付印还是委托小川付印，都没有再发生什么龃龉，应该说彼此间的了解是增加了的。至于平型关和龙应台两篇文章，都是由你最后决定发表的，这说明我们在稿件的评判标准和职业理性上并无多少不同。我们也听到，你说过为龙应台这样的文章挨批还是值得的——确实，这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提高了本报的声誉。对你发表这篇文章的决定，我们至今心存感激。（中宣部后来的批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里，都明确规定了普通党员和党的下级组织，有对上级直至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批评的权利。然而现实和潜规则却是，只有上级批评下级，“上级即真理”，下级自动放弃反批评的正当权利。这本身就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反映。）
然而很明显，在此次挨批之后，你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你在刚到报社时发表就职讲话，说了你当总编辑和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了解，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通常是要写“检查”的，当时报社同仁都认为你讲得很好、很内行。然而看来本报量级的检查还是你没有经受过的。这导致你开始有意识地与冰点拉开距离。
现在，将这样一个重要的新闻周刊放到副刊性质的周刊中心下面，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冰点与其他周刊在性质、宗旨、办刊模式及社会影响力上，毫无共通之处。冰点一个部门的编采几乎相当于整个周刊中心的总合，是一回事吗？
在获知将要做这种不合理的安排时，我给你发留言表示反对，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只是说“只能这样做”，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理由。什么叫做“单列部过多”？现在是根本取消了单列部，有何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在一家报社里，根本不宜像官僚机构那样人为设置管理层级，层级越多，无效岗位就越多，扯皮就越多，领导层掌握的一手信息就越少，越容易出问题。日常临时抽调和协调稿件，对白班和夜班负责人来说本来就是份内工作，轻而易举之事。
尽可能减少层级是一个管理常识。其他部门不了解，对冰点来说，就是在主编和总编辑之间，再加上三道屏障。目前这种安排，原则上我应该先向周刊中心副主任请示工作，他决定不了，找主任，主任决定不了，找分管副总编辑，他决定不了，我才有资格找你。而事实上，在冰点的办刊问题上，无论是谢湘和潘平都不可能有个人决定（这一点你在做出这个安排时就十分清楚），作出指示的都是你，分管主任和副总编辑都是来向我转达，我有不同意见要讨论，他们也无法回答，只能告我再向你转达。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楼上楼下，一个电话我就可以上去，当面交流。我在报社26年了，有事找总编辑从来都是敲门而入，总编辑找我通常就是到我办公室来。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人为制造这种交流障碍，毫无道理，只能解释为你不想与我们直接交流；附带功能是，如果冰点再挨批评，直接责任者是中心主任或副总编辑了——其实这真能免责吗？事前、经常作充分沟通不是更直接、更有效吗？我从业年头比你还长几年，经历的大事多了，和政治局常委也面对面坦诚交流过对新闻工作的意见，不知道政治风险和底线在哪儿吗？我们会不考虑报社的安全吗？何苦要这样！
第三步：以加强对“自由撰稿人”的管理为由，意图取消冰点的专栏。
加强对自由来稿人的管理，避免虚假信息的传播是对的，我也赞同。可我打死也想不到这与冰点有什么关系。为保证独家性和严肃性，冰点在原则上就不会采用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只要是个报人，就会明白什么是自由撰稿人–这是一群经常、不定期地主动向各平面媒体供稿的写家，通常一稿多投，广种广收。因为采访要付出成本，也有身份限制，以往这类写家通常是给报纸的副刊写消遣文字；时评版面开始大量涌现后，又出现了一帮时评写手，见个事儿出来马上炮制一篇言论，同时投给数十家报社，报业竞争激烈，总有几家会登出来。本报话题版多次被读者发现和其他报纸同人同稿，就是这些人–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
冰点有这样的稿件吗？一篇也没有！冰点只有经特殊选择和反复交谈后邀请来的专栏作者，这些作者无一不是学有所长、有特殊资源和娴熟写作能力的学界名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为报纸每周一次的专栏写作，是一项十分劳心和劳力的工作，要求作者对报纸读者的阅读品味有恰当把握，对主流报业的政治边界十分了解，对报纸专栏的截稿时间高度尊重，这几项缺哪一项，都无法开定期专栏。当今中国这样的人是很难找的，堪称稀有人物。这也是报社要给这种特殊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因。
无论中外，请名家在报纸上开专栏或因在报纸上开专栏而成为名家，不胜枚举。李普曼的新闻专栏同时在赫斯特报系的几百家报纸上同时刊登，持续多年，“教育了几代美国总统”；龙应台在中国时报的专栏汇成《野火集》，成为台湾社会文化生活的一大景观，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可以说，有报纸就有专栏，专栏作者是受编辑部特聘的稀有人才，哪里是什么“自由撰稿人”！而是否拥有杰出的专栏撰稿人，从来都是报纸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之一。
这些都是办报的基本常识，你不可能不懂。本报“自由撰稿人”最集中的地方，乃是青年话题版及各“经营性”周、副刊。然而我们了解到，你在编委会会议讨论此事时，就拿冰点的三个专栏作者说事。这是什么用意呢？
周刊要让读者形成稳定的阅读预期，除了要有思想深刻、采访深入、写作精良的新闻稿件，还要给读者提供不同层次和形态的信息，承载这些信息主要靠专栏。不言而喻，专栏作者在常态下，会经常更换。更换作者的前提有这样几个：1.读者评价不好或不再愿意看了；2.作者的稿件不能再保持编辑部要求的水准；3. 作者无力再按截稿时间交稿；4.稿件出现严重问题。另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原因——中宣部指令不许刊登这位作者的文章。在这几条里，冰点的专栏作者符合哪一条呢？
冰点按照这些标准，早已多次更换专栏作者，甚至因读者反映“看不大懂”，我们还主动取消了香港文化名人陈冠中的专栏；“印象”专栏一年来已经是第四位作者。“双城记”持续时间较长，因为没有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作者按时供稿，读者反映甚好，出版社也要求达到一定规模时结集出书，作者同时还在光明日报所属的《新京报》上开有带照片的专栏，这证明没有任何中宣部禁令，有何理由取消？
即便有某种不便言说的上方压力，我们仍然愿意理解，为报社大局着想，也准备换人，但需要有时间来重新寻找人选、试写，至少储备三四篇后才可以稳妥置换。如前面所说的专栏作者诸项条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这些意见，都已通过谢湘和潘平转告给你了，而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合适人选，有的已经开始试写，有的还没有结果。
昨天潘平找我时，我反映了这些情况。没想到他今天说你就是要换，不换就停。这话真让我吃惊——在中国青年报复刊后的历史上，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总编辑有过如此不讲道理的指令。这是对报纸、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吗？有一点对编辑难处的体谅吗？我们还能怎样理解这样做的涵义呢？
最后——很早以前，因听说要重新设定考核标准，因你和文新刚到，不了解情况，我将冰点创刊以来的历史及冰点周刊稿酬“包干制”的来龙去脉，给你写了长篇“备忘录”，也同时发给了宏猷和文新，不久前，也发给了分管冰点的谢湘和潘平。之所以做这种详细说明，是为了保证冰点的办刊质量，必须保持一支精干的记者队伍，要使这支队伍人心稳定，前提条件是要给他们一个与报社记者平均水准相当的收入。鉴于特稿在确定选题、采访和写作上都需要比一般新闻稿件更长的时间，稿件见报要求更高，合理提高冰点单篇稿件的稿酬标准是合理而必需的，何况这个稿酬标准不仅是冰点记者的标准，而是对全报社记者一视同仁的，开放的，无论是其他部门记者还是地方记者，只要按冰点的标准完成稿件见报，稿酬都是一样的。一年以来，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保证了冰点稿件的质量。冰点周刊4个版的阅读率，始终位于本报各版前茅。在新的考核办法中，这个原则有充分理由仍应得到体现。
然而今天潘平对我说，新的办法中没有考虑冰点的特殊性。
此时我已无话可说。
报社领导应该明白，冰点不是李大同的，也不是冰点全体编采的，而是中国青年报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部门利益”。自创办冰点10年来，我没有过一天休假，除了读者和业界的好评，我的“个人利益”是什么呢？冰点记者长年只拿比报社看大门的奖金还低的稿酬，除了职业成就感，又有什么利益可言？
不久前的报社发行会，广东发行员来跟我说，有一天冰点迟发，一个上午他就接了近200个要求补送的电话，而别的日子迟发就没有一个电话；天津有的大学，只订一年周三那天的报纸；上海的袁梦德告诉我，他们搞了300个赠报点，也只赠周三的本报；你跟我说，你太太也要求你将周三的报纸拿回家……这都是为什么？
报纸已经严重亏损，对品牌栏目应该如何对待，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对冰点不予支持和维护，反倒在处处设置障碍，好像成了一个本报的异己版块，尽早削弱之，也许干掉更好。冰点可以被削弱、被取消，但决不会无声无息地死掉……
先说这些吧。我说话历来直率，有冒犯之处，请多谅解。专栏作者更换一事，我们仍将抓紧寻找，大概两三周后会陆续更替，但下周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
大同
2005.8.7
此留言同时发给宏猷一份。
不知大家看完这份留言有何感受？我们是不是坦率地说出了所有的话？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准备妥协，更换专栏作者？我们是不是已经将应做、能做的都已穷尽？是不是已经强烈传达了再紧逼下去的话，我们将会怎样做的信息？——任何一个有正常智商的人都不会误判吧！只有一个例外会使人视而不见，那就是迷信权力，认为在权力面前，一切都会俯首屈膝……
不仅如此，鉴于宏猷是报社老人，彼此了解，鉴于新的考核办法马上就要公布，我要求他尽快安排时间与我们谈一次，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们不能坐等待毙——如果这一天就是某些人计划中的，我们将把所有这一切都公之于众，交付给历史。”
我们希望，在看到这样措辞直白的信后，报社党组会立即有所反应。
然而没有。8月7日夜间，而亮给我一个回复（我第二天上班才看到）。回复有800多字，中心意思是解释，所有这些对冰点的动作，都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现在，已经给了冰点“最宽松的政策”！（而亮要求对他的留言保密，恕不原文贴出。）我的天哪！
“不得不这样做”的潜台词是明确的，亦即这是团中央指令，并且还不得不这样做下去！而亮想与我再面谈吗？不，“我的办公室你也可以不敲门就进来”——你可以来找我，我是不会去找你的。这就是他看完我的长信后的“言辞恳切”的反馈。我要说的话在长信中已经说完了，他的回复也很坦白：因“不得不”，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现在对冰点够好的了。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需要面谈的呢？！而亮居然还好意思在公开回复中发问：“为什么不交流一下再出手呢？”我只能摇头浩叹…… （说来难以置信，而亮到任8个多月，只和我当面谈过两次。一次是毙掉冰点后被志春动员到我的办公室来作解释；另一次就是我主动去他办公室谈反对肢解冰点的事。）
事情还没有完全绝望——按常规判断，宏猷在看了我的信后应立即找而亮商量，然后马上找我面谈，事情或许还有可能发生转机。不幸，此时正赶上公司与报社交接的当口，事乱如麻。一直等到周三，宏猷才给我打电话，告我留言虽然及时看到了，应该尽快谈话，但“本周事儿太多，能否安排在下周”。我能理解，何况此时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这份旷世未闻的“考核办法”上来了。
周三下午，部门开会仔细研究这份考核条例。众人皆既惊且怒，毫无疑问，按这个条例执行，冰点会很快死掉，而且会死得很惨（按上半年算，5次被阅评批评，3次被中央领导严厉批评，“反向扣分”会有多少？恐怕倒找1万元都不够！）。
然而这份条例要扼杀的不仅是冰点，是要整体颠覆、瓦解我们全体报人安身立命的整个办报传统和价值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有的版面、所有的人，都会完蛋！不仅是我们珍视的传统要完蛋，我们的饭碗最终也会被打碎。
部门会上大家义愤填膺，一致决定给主编派活儿，要求我代表部门立即写出一份公开反对这份考核办法的意见书。我临危受命，自是责无旁贷！
回到办公室，大家仍然议论纷纷。这时潘平进来，我们忍不住向他怒斥这份条例。潘平很有耐心，足足听了近两个小时，离开前说，我会向上反映你们的意见。这大概就是而亮星期四忽然主动想起要找我谈话的原因（未果）。星期五，他再打我手机，说想“谈一下”，要谈什么却没说。我明确告诉他，正在准备对考核条例的书面意见，没有时间过去，要谈只能下周再安排。他说好吧，下周再说。——这就是而亮在公开回复里所说的和我的“约定”。他会以为我的书面意见是只给他一个人看着玩儿的？他不知道“程序”规定征集意见于下周一截止？他不明白什么叫“我们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这就是“不宣而战”？
为什么在看到我那样直言不讳的留言后不找我谈，这时却主动起来了呢？很明显，先稳住冰点，反正下周一征求意见阶段就过去了，你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而亮在公开回复里，信誓旦旦强调这只是一份“讨论稿”，是用来充分征求大家意见的。竟然还反问我，“你从哪一个字眼里解读到《条例》是已经编委会通过……”我简直要笑翻了，而亮真的认为报社的编辑记者都是先天愚吗？
请看这些字眼儿：“与会编委一致认为，该《办法》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傻子也会明白“一致认为”是什么意思吧？总编辑和编委会“一致认为”需要用排比句来赞美的条例，你还敢说不好吗？
再看这条：“各中心、各部门在讨论时要有全局意识，不要光站在本部门立场上讨价还价。在提具体意见中，尽可能回答应该怎么做更合理，更科学，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这就更是把我们当孩子戏耍。谁都知道，建设性意见的基础是建设性原则，你确定了官员表扬就赏、批评就罚的原则，还能有什么“建设性意见”！这个原则是否可以否定呢？不行，某中心在讨论时，有同事提出对这个原则的疑问，该中心主任、编委马上说：“这个不能讨论，这是这次修改考核条例的核心！”这是编委会统一布置的口径呢？还是这个编委自己的体会呢？无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结果都一样，对这个原则，闭嘴！
任何一个稍有管理常识和稍具管理理性的人，都会清楚，如果要对适用于整个报社的管理条例提出建设性意见，需要对每个中心甚至每个岗位的情况十分了解，对各个不同岗位的重要性和劳作强度、复杂程度有充分把握；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之间，不仅要体现出合理差别，还要有必要的平衡；甚至，还需要对不同职务、不同职称、不同年资岗位的收入水平抽样作仔细计算，等等。如此复杂和需要大量时间的工作，怎么可能让编辑记者一边工作一边提出建设性意见呢？纯属天方夜谭！譬如周刊中心的人，怎么可能对供稿中心的岗位及工作特性有充分了解呢？一个中心提出的意见，怎么可能同时又适用于其他中心呢？
事实上，各部门充分了解的，只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建设性意见的标志，几乎就是“讨价还价”，编委会纪要不许讨价还价，或者只要说“这不是建设性意见”就可以轻易否决。
这就是而亮所说的“充分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实质——在短短5天里，各中心封闭，谁也不知道别的中心有什么意见，本中心的意见是否有代表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次公开的讨论，8月19日下午，编委会将再次发出文件，这次是定稿了，“在广泛深入地征求意见后，本条例做了必要的修改，从本月20日起开始执行……”等你发现自己的意见根本没有被采纳，已经晚了，何况你怎么知道你的意见是否只属于“极少数人”、“光站在本部门立场上讨价还价呢”？
果然，8月15日办公会上，直至会议结束，而亮对这份大家极为关心的条例征集到了哪些意见只字不提，散会。呵呵，待下周办公会时，这份条例已经生效了！计划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人心呢？
而亮抱怨我们不“交流一下再出手”（我们恰好事前充分交流了），自己却是怎样做的呢？去年年终枪毙冰点特稿与我们事前“交流”了一下吗？今年2月2日《冰点周刊》出版后，我们吃惊地发现：探索版主打报道《“永动机”永不休？》的最后一段凌空消失。而没有了这提出判断和总结的最后一段，整篇文章便不知所云。要知道，这是而亮亲自审阅签字后付印的。看大样时，他要求将文章中最后一段里《光明日报》模糊一下。我们照办，改成了《××日报》。但这最后一段跑哪儿去了呢？我们再去检校部门查改样，最后才得知，是而亮在工厂已经将报纸印刷完毕后，还觉得读者会猜出是哪家报纸，会伤了光明日报老总的面子，于是干脆删掉这段，重新出片，重新印刷。
几万份彩印报纸啊，那是多少钱啊？只因为毫无任何风险可言的《××日报》这几个字，便不惜牺牲报道的完整性，不惜浪费报社的财产。报社历史上有哪个总编辑这样做过？会这样不把报社的钱当钱？
直至我们自己发现之前，没有任何人与我们打过招呼，“交流一下再出手”。后来，还是探索版编辑邓琮琮在2月3日主动给而亮发留言提出异议。而亮在回复中承认“责任在我”，但谁来向记者、读者解释呢？重大损失谁来承担呢？他只是说“当面向王社长做了检讨”而已。在《冰点十周年祭》一文中，我已经阐明了总编辑要毙版时，应首先知会责任编辑的原则和理由。显然，而亮置若罔闻，一点也不觉得应该先“交流一下再出手”。也许在他看来，下级要干什么必须先和上级“交流”，而上级要干什么自可以随心所欲。这大概就是而亮在西藏日报和市场报任总编时所习惯的“民主作风”吧。
在而亮的“几点意见”里，他特别提出：“大同你强调读者认同，大家可以查一下龙应台文章发表后的凤凰网，跟贴数万条，骂龙应台、骂中青报的有多少，你不会视而不见吧。”咦，而亮不是说过为这篇文章挨批也值得吗？
真可惜，我从来不去凤凰网，如果我知道仅仅一个网站对这篇文章就有数万条跟贴，我会乐得晕倒的。什么叫做“读者反响”？只有夸你才是“反响”吗？在我看来，引起读者高度关注并且激烈辩论的报道(文章)，才是最好的报道(文章)。龙应台文章引发的现象，确实十分罕见。她自己形容为“就像一只沼泽地里飞起的鸭子”，四处都有枪在射。在正常的新闻体制下，这些反响集中反映出社会心理和两岸的不同语境，将会是多么精彩的新闻源泉啊!再做他两个整版“冰点”都不嫌多。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新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新闻理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对中宣部表扬性阅评是否为本报人自己所写的疑问，而亮总算承认，因阅评组索要，本报提供了相关背景材料，这种说辞符合逻辑吗？表扬会因为不详细了解“背景”而发生冤枉和伤害吗？难道不是将会给有关媒体的总编辑和相关编辑记者造成严重伤害和压力的批评性阅评，更需要事前了解刊发背景吗？为什么阅评组在整体“表扬”冰点前，没有向报社要过“背景介绍”呢？为什么在之前历届总编辑任内，从来就没有听到过这种传说呢？如果有可能，我倒真想比较一下，本报提供的“背景材料”与中宣部的表扬阅评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异。
最后，我应该向而亮道歉，误把他写的立交桥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说成是上了“一版头条”。现在我进一步理解到，而亮的这次策划根本不是为了博取以长春同志为首的河南省委的夸奖，而是为了使河南人民脸上有光。这个理解应该不会再错了吧!
至于我对“李方事件”的描述是否失真（我已经向他当面核实所有细节），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离开了——而这比任何细节都更真实，更沉重，不需辩驳。
这份《谈心》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星期，几乎不加任何保留地披露了我们据以作出反应的信息链依据。我相信，大家会感到我的坦诚，也相信，在所有情况都透明的前提下，误解会消除，信任会增加。通过这次事件，我坚信，报社的人心会有一次新的整合，也会有在新的基础上的共同的职业追求。
欢迎大家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继续向我提出问题和批评。我乐意做出力所能及的反馈。谢谢各位!
大同
2005年8月29日
（注：这份谈心记录纯属内部交流，只发给部分同事，希望收到的同事万勿外传，以免横生枝节。）
背景材料：
《冰点》10周年祭
今天，是《冰点》创刊整整10周年的最后一期，无论别人怎么看，对我们《冰点》的全体同仁、对我这个10年来守护《冰点》没有休过一天假的人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日。
拿到报纸，我目瞪口呆：《冰点》哪儿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版新华社的图片和一版胡拼乱凑的广告！这是为什么？！——10年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今天，发生了——在这个我们珍重的纪念日。
早在半个月前，我们就在想这期出什么，怎么出。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采用著名企业家任靖玺投巨资进入教育领域，经过长达12年的含辛茹苦，终于被迫退出这个领域后写来的一篇长文。他痛定思痛，全面反思了其中的原因，问题剖析刀刀见血，可以说，这是一篇罕见的声讨中国腐朽教育体制的檄文。他比诸多口若悬河的教育家们更清醒地看到了这套体制之所以难以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观念，而在于利益，在于各级教育官僚依托这套体制坐地分肥的巨大利益。
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命运，这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现实负责！
我们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深知这篇檄文会触动某些官僚的神经，如果他们满意的话，一句批评没有最好，莺歌燕舞最好，但是他们满意，中国人民就要继续遭殃。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既要尽量说出真话，又不至于出现颠覆性后果。
文章原文长达8万字，不乏激愤之辞，要删到两万字以内，编辑难度可想而知，我这样的熟练工，第一次动手时用了整整半天时间，也只删下去6000千多字。文章终于编辑成型后，鉴于事关重大，我们少有地事先通报分管副总编辑，事先将编辑后的稿件发给志春审阅。之后，又按照志春的要求，删去一切“刺激性”字眼；大样出来后，志春又细细抹了一遍（之前，志春还让这些年跑教育的谢湘专门通读了全文）。看大样时，志春也向而亮做了通报。
应该说，这篇稿件的编辑，完全是按职业要求去做的，文章中援引的数字，我们要求作者全部做了索引，注明了出处（我们留存备考）。
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首先是价值的认定。这篇文章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举凡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明白其分量。作者是企业家，几乎本能地会从利益的角度去考察制度，而这正是所有问题的总根子；作者又在其中奋斗了12年，切肤之痛非那些坐而论道的学者能比。对文章的价值，没有人提出异议。
凡有重大价值的东西都伴有重大的风险，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我们与总编辑并无不同。事实上，版面主编作为第一道把关人，在稿件提交给总把关人审阅时，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编辑，这个编辑底线，就是既不能出现报社不可抗拒的颠覆性后果，也不能出现被总编辑“枪毙”再倒版的无效劳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有何资格担任主编？
事实上，在《冰点》创刊以来10年的历程里，我从未有一次事先向总编辑汇报过选题，也从未有一次稿件上版前先交总编辑审阅，结果又如何呢？可以说，没有出现过一次不可抗拒的风险，先后获得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名栏目”奖。中宣部阅评小组，虽然也挑出过一些不值一驳的 “刺儿”，但也多有表扬，今年甚至还单发过一期对《冰点》的整体性肯定和表扬。说《冰点》是“从上到下都肯定”的专版，虽然有些滑稽和不合逻辑，但也并非没有根据。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说明我们在风险的把握度上，与总编辑是有共同标准的，可能略过一点（因经验系统和价值倾向的差异，总编辑倾向于更收敛一些，我们会倾向于更开放一些），但这点差异，完全可以在大样上达成妥协和平衡。多年的出报历程也证明如此。
具体到任靖玺的这篇文章，我们判断，肯定会引起教育部的不满，但多年的经验证明，他们会闹一下，但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一个投身、投巨资于教育12年的民营企业家，连说这点话的权利都没有吗？他不能对教育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吗？文章的风险之所以没有到“颠覆性”的程度，是因为他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因此首先不会有诉讼风险。文章不是记者的报道，因而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文责自负，个人表述上有些情绪可以容忍（编辑后的稿件，以我的标准，情绪已经弱化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毕竟不是一篇本报社论）。
为了更加稳妥，我特意写了“编者按”，声明了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们同意作者的观点，还声明了“受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投资者都有权发表看法”。我对志春说，如果教育部有回应文章，《冰点》将立即刊登。
（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刚刚，而亮和志春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解释了昨天夜里“毙版”的理由和考虑。而亮的态度很诚恳，理由从他的角度出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并不等于赞同。当而亮征求我的意见时，鉴于我当时不可能冷静地加以表述，我向而亮说我正在写我的意见，我宁愿用文本的方式表达。而亮同意，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沟通。现在写下的文字，完全是出于讨论的目的。）
而亮向我说的理由之一，是我们的报道应针对具体的个案，不宜对某个全局作评判。在日常运作中，我完全赞同这个方针，《冰点》多年的运作，发表过许多更厉害的报道而不出大事，正是严格遵循这个方针的结果。
然而教育是个例外。教育，早已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早已不是某个学校、某个老师、某个学生的问题。我任学校教育部主任期间，系统地研究过教育问题，认真读过几十本专著，和许多教育研究者有过多次深入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获得总编辑会议赞同的本报教育报道方针，这个方针，我在1987年的全国记者会上做过长篇演讲。那时，就确定了本报教育报道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全面清理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问题。时至今日，当年所看到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一点改进，反而变本加厉。我在办《冰点》期间，继续关注教育，发表过许多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报道，我本人也为教育版写过多篇言论，不遗余力地鼓吹现代的、先进的教育观念。在持续关注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媒体的一致声讨之下，局面就是得不到任何改观呢？这个在摧残孩子、摧残中华民族心性的邪路上狂跑的教育体制，怎么就这么难以撼动呢？我得不出结论。
看了这篇文章，我才如梦方醒——原来是利益，是每年几百亿的利益在固化这套体制，不要说别的，那些重点中学的校长，为什么能坐大奔？钱是哪里来的？全是依仗这套专权、腐朽的体制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不从根上摸清这套体制恶性自我繁衍的路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即使会遭遇一些风险，但和我们对民族的责任相比，孰重孰轻？！正是出于这种责任感，分管总编辑才批准发表这篇力作，他准备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说，这正是中国青年报文化的集中体现。
关于这篇文章价值和风险的职业判断，我不再多说了，文章原文和编辑后的稿件，将作为这篇文字的附件，共大家研判。
下面是程序和善后问题。
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有完全的权力撤稿和毙版。这一点，我们毫无异议。而亮这次毙版，也在权力范围之中，无可非议。
然而，怎么毙，却是大有讲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在规避政治风险的同时，将报纸声誉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众所周知，《冰点》是本报著名的品牌栏目，在本报若干年来每月一次的读者调查中，《冰点》基本上均名列榜首。去年，为评选“全国名栏目”，中国记协在全国 7个省市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读者调查，结果，《冰点》在全国报纸中名列第一（“焦点访谈”列电视媒体第一）。今年6月起，《冰点》扩为4个版的周刊，在已经出来的几个月的本报读者调查中，《冰点》周刊4个版同样位于阅读率榜首。《冰点》周刊是本报的核心竞争力版面，估计不会有什么异议。
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周刊，如果毙版，将会产生比一般版面更大的负面效应，应该慎之又慎。原则上，总编辑应当立即通知周刊主编，询问是否有备用的稿件，或者有什么补救方案和建议。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去年一篇冰点大样交总编辑审阅后，已经将近7点，因总编辑要求补充某些调查材料，决定缓发。他问我怎么办。我无条件服从这个决定，尽管手头没有备稿，但还是紧急编辑一部书稿，到8点钟，新版大样已经出来。在紧急状态下，以我的业务训练，完全可以做到眼到手到，看完稿件，基本已经编完。
在昨天晚上，如果在第一时间通知我换版，我将会在40分钟内完成新版的编辑工作，尽管文字会稍粗一点（我甚至不用赶到报社，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传回），我们的版面编辑可以在15分钟内赶回报社，处理版面问题。这样，即便在12点作出决定，我们也可保证在两点以前全部完成新版。
然而，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仿佛这样的大事与我这个主编毫无关系。拼凑出来的版面，连《冰点周刊》的刊头都没有了！这是对读者负责吗？这是对报纸声誉负责的做法吗？难道没有想到这极可能构成不必要的事件吗？事实上，上午我们就接到了许多读者的电话，同济大学一位教授质问为什么“取消”了冰点周刊？！几乎不可避免，这会引起境外媒体的一次喧哗。也必定会引来众多读者的问询。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再退一步说，就像目前这样的处理，为何不能保留《冰点周刊》的刊头？另外标出“海啸图片专题报道”？两个版的图片还难找吗？这样做，保持了《冰点》的刊名，读者至多只会认为有些“过分关注”海难罢了，不会引起其他负面效应。
这样一点起码的技术补救都不做，是不懂吗？今天的版面，是我本人职业生涯的莫大耻辱，也是本报莫大的耻辱，在本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正是这种难以理解的处理，让我难以接受，说句老实话，而亮在上午向我作说明时，我的心脏还在气得发抖，不愿说话。冒犯之处，望而亮谅解。
不多说了，憋着难受，好在有话就说，正是本报的传统。
《冰点》10周年纪念日，此生难忘……
李大同
2004.12.19